中国的法治之路

本书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四川境内的分驻佐杂的分布，及其辖区与正式政区的转换问题。以分驻佐杂辖区为中心，系统梳理清代民国四川分驻佐杂制度的演变和佐杂分驻地、分辖区等要素的变化，考察国家权力在地方治理中的设计与调整，分析佐杂分驻分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驻佐杂是对清代地方府、州、厅、县各级政区下与正印官不同城的佐贰官、杂职官、首领官三种僚属官以及民国县级政区下分知事、县佐的统称。随着佐杂分驻分辖的普遍化，分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的创刊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本书从官吏集团的角度考察秦兴亡之原因。在考辨秦自商鞅变法以迄王朝灭亡期间史实的基础上，本书一方面总结了秦国迅速崛起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深入探讨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概而言之，在商鞅主持制定系列驱使上下戮力耕战的法令，让秦国完成向以法治国的转变后，秦国兴于秦法之治下官吏集团的积极效力；在秦法未变的情况下，秦王朝亡于胡亥即位后官吏集团遭受摧残性打击及其在大势已去认知下的土崩瓦解。本书努力让人们真正认

本书旨在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行政机构改革的全过程，分析国民政府为实现“建国”任务而做的努力，如开放政权、成立民意机构、厘定事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等。战时改革有顶层设计，有计划、有步骤，体现了行政领域的制度化与现代化倾向，体现了国民党权威人物对完成“建国”的强烈愿望。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豫湘桂大溃败后改革被迫中断，留待战后继续推行。

本书以民国保甲制度为纽带，以甘肃各县保甲推行之实况调查为依托，以时间和空间结合叙述的模式，系统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保甲制度在甘肃省域推行的具体实践及其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并对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各类个案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诉诸“民族区域治理理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政治体系理论”“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工具，探讨了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课题。一是从总体宏观的格局来思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何以必要、何以紧迫、何以可能、何以可行；二是从中观、微观的视域探寻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历史演进、现状剖析、成效经验、问题不足、路径优化。本书

本书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历史进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价值、指标体系，考察了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现状，深入分析了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侧重从历史逻辑、道路转型、制度完善、文化重塑、权力结构调整五个维度突破困境，从而推进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