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论怀古：内经逐句

本书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的历程。第一阶段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1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则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第一辑》选取了平襟亚、张资平、蒋光慈、沙汀、叶灵凤、张天翼、姚雪垠、罗洪、周楞伽、李辉英、王西彦、程造之、碧野、谷斯范、田涛、无名氏等多位中国现代作家的长篇创作进行论述阐释。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补充，本书意在以新历史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文学文本为原点，以史料为根基，关注长篇小说的时代经验、审美经验、文体追求，呈现出发展动态、微观全面的研究追求。不仅能完善已有的主流作家

广两多民族文学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近百年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现了“文学桂军”的边缘崛起。广西当代多民族文学创作呈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变迁，展示了壮、汉、瑶、苗、侗、回、京、彝、水、仫佬、毛南、仡佬12个广两世居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文化生态，揭示了各民族社会转型过程中隐秘的心灵世界。广西多民族作家的文学探索使百越大地变得日益知名而引人关注，为中华多民族文学

《文学地理学》第七辑，收录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25篇，系从172篇与会论文中精选出来的，包括韩国庆北大学郑羽洛教授的《韩国洛东江及其沿岸的空间感性与文学疏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教授的《东亚文明精神与潇湘八景文化意象》、曾大兴教授的《“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高建新教授的《唐诗中的烽火及其文化景观价值》、韩鲁华教授的《贾平凹、莫言乡土叙事比较-以地域生态文化为视角》、王建国

“国朝文派”是金代文学的特称，由金户部尚书肃贡首次提出，后又经元好问在《中州集》中再次重申。它反映出金人对于本朝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文学独立性的追求。本书以“国朝文派”为切入点，将金代文学置于宋金对峙、蒙元崛起的文学生态研究视野之下，以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为经，以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文化特征为纬，用动态的视角探索“国朝文派”的发展规律和文学价值。

“革命”贯穿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程，对新诗的产生、传播和接受影响极大。“革命”既是新诗研究的参照物也是研究的对象，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处于传统革命观念的笼罩之下而缺乏超越性，缺少关于新诗革命话语复杂性、丰富性的研究。“革命”之于新诗的意义，一是作为新诗外部处境的革命，二是作为新诗写作核心语汇、表达现代汉诗之普遍性追求的革命，三是作为新诗特征后果的革命。革命话语包括以革命为核心词的一套相关语汇

现代“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两者之间的内在扭结、合谋，构成了现代中西文学研究整体活动中的某些深层问题，同时塑造了“文学批评的世纪”现象，内在表征着现代性命题的核心。具体说来，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下行”与“文化解救”，这两大时代境遇合力促动了文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其合力构成的整体知识文化空间的“人间性”特质，决定着置身其间的文学研究范式现代转型及重构的根本品质。而“文学的现

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两校文学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大相径庭。西南联大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延续并发展精英文学传统，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虽然，两校的文学取向明显不同，很难用统一的尺

本书所关涉的研究内容纷繁复杂、丰富广博，既有历时层面的分段研究，也有共时层面的互动分析；既有对文人群体的生态分布、人格心态的关注，也有对文人群体的创作思想、审美主张的把握；既着眼于宗教对巴蜀文人群体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注意到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对巴蜀文学生态的影响。五代巴蜀文学，不仅对同一历史时期的荆南文坛和南唐文坛产生了深刻影响，更对宋初文坛的生成聚合与构造重组贡献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