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诗学史论（1840—2010）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当代文艺也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应势发展，并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了新的文艺现象、文艺方法、文艺思潮等。今天，文艺理论研究者既要面对文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见解，也要探讨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新表达、新方向、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今天，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也在“后理论时代”语境中获得了更多的全球性空间。本书

城市作为人类的大型聚落在唐宋时期发生了重大变革，城市功能、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唐宋文人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和文学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逐渐引领文学走向世俗化和大众化，从而引发了文学在题材、风格、体裁等多层面的变革；同时，文学也在能动地塑造着城市的形象与文化个性。在城市与文学双重建构的互动关系中，唐宋文人敏锐地把握住城市社会变革动向并以文学形象的方式来映现城市转型的影

史诗世界既是社会—行动的联合或组合现象，又是文化即心智—思维或性格的聚合结构系统，两系的构成法是经验现实背后——源于本体重复·循环等数理统计逻辑的模仿原则。正如书名所示，史诗类型学和史诗诗学指以草原史诗文化语法探索的两种人文主义诠释为具体内容的史诗理论范例，而“社会·心智+模仿”则指以社会行动、文化心智的本体模仿（重复或循环等）和语法逻辑为基础的总体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即从文化语法的对应关系出发，

本书系统梳理了先秦至唐代文学作品中游侠形象的变迁，探索侠客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当时社会风气、士人心态的影响。司马迁首为游侠立传，构建了侠的经典形象。从曹植开始，侠的形象又与爱国结合，侠少年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举，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唐代咏侠诗与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亦是唐代包容开明、积极昂扬的时代风气之代表。侠文学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因而具备蓬

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1932—2009）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特点是把社会纪实、自传和虚构融于一体，呈现美国中产阶级的风俗生活，厄普代克也因此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风俗作家。然而，厄普代克并不是位容易读懂的作家，其小说缺少跌宕起伏的情节，作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词汇和不断变化的宗教观念都增加了作品的阅读难度。本书围绕“对话”这一概念，力求从“继承”与

本成果从民族音乐学尤其是民族器乐学视角切入《诗经》和古代典籍文献，回避了前哲时贤已多有研究的乐器形制问题，综合运用朴学、二重证据、统计学、定量分析、历史和逻辑辩证统一、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语言学、美学等八、九种研究方法，由《乐经》而《诗经》305篇的曲式，而《诗经》中的乐器分布，而《诗经》中的器乐演奏，而《诗经》中的器乐演奏的应用，而《诗经》之外典籍文献和出土文物中有关《诗经》的器乐演奏和对器乐艺术

罗马人认为讽刺诗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这种诗体迄至德莱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德莱顿既有讽刺诗创作，也对讽刺诗，尤其是罗马讽刺诗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批评。讽刺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确立了德莱顿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声，而《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对于讽刺诗最为自觉和完备的诗学之作。本书以德莱顿的该篇批评为起点，结合他的讽刺诗和其他诗学作品，从考溯“讽刺”的起源开始，分别讨论了德莱顿对于讽刺的恰当方式、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CZW004）的最终成果。第一编《十国艺文志考索》全面考察了有过著作的十国文人及其著作的种类、流传、存佚情况；第二编《十国文人集部著作序跋文字和著录文字辑录》考察了历代学者，尤其是历代刻书、藏书的学者，对十国文人屮有诗文集善本著作存世的文人作品的评价；第三编《十国文人集部著作流传过程和版本源流考辨》在辑录著录文字和序跋文字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版本异同，考察了有诗文集善本著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