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化”与“去四书化”：儒学经典在“近世”中日两国的不同际遇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遇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害”伴随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纷至遝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放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雎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意味著，中日儒者對儒學解典的截然不同的態度，已暗示出“文化認同”在近代之前的束亞世界出現了裂痕，尤其是從束亞史的視域内考察“四害”經典結構的形成與解構，既折射出中日儒者對儒學典籍的不同詮釋，也意味著他們在同一文化範疇內漸行漸遠，而這一不同思想取向甚深地影響了中日兩國的歷史進程。也就是說，對待束亞問题的研究不能將著眼黠僅限於近代柬亞，近代之前的東亞世界更是不容忽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