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诗学在西方的起源和变迁

本书要和读者谈论中国古代诗学，首先就有必要交代什么是诗学。对于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诗学，不是一个陌生的术语。从20世纪初期开始，近一百年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在我国的美学、哲学的论著里面，在文学理论、评论论著里面，以至在报刊文章里面，它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使用得越来越广泛。不过，各种论著中赋予诗学这个词语的含义，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诗学”一词的多义、歧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诗”这个词的多义、歧义。说到诗，最常见的是指一种文学体裁，与散文、小说、戏剧文学不同的文学体裁。在这个范围里，诗学，就是讨论诗歌文体的写作和欣赏的种种问题的一门学问。这一层意思浅显明白。但是，一般所说的诗学，我们在这本书里要讨论的诗学，不限于这层意思，而比它要广泛、深入。其次，有时，人们用“诗”这个词指代整个文学，甚至指代所有的文学艺术，指代理想的文学、艺术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古希腊著名诗人西摩尼德斯说：“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而诗则是一种有声的画。”我国古代优秀的诗人和书法家苏轼说：“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显然，“画中之诗”的“诗”不再指文学体裁，而是指一切优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所具有的质素。我国当代作家张承志，把他的三篇小说《海骚》、《黑山羊谣》和《错开的花》叫做“三首长诗”。这三篇作品都是散文体的，中间甚至有些论文体的段落，作家却说它们是诗。他说，在小说文体上的新探索，给予了他无拘无束地发掘和丰富汉语这美好文字的喜悦。有些评论家也把这几部作品叫做诗意小说。诗意小说的“诗”，不再是狭义的诗歌，而是说，这些小说具有非同寻常的品格，有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别追求。从这一类对诗的理解出发，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以至各种艺术的理论，就是关于在不断地发展、变动中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理论了。再次，在更高、更深的层面上，诗，是指主体所获得的美妙深邃的人生体验。我们看到湖水在月光下银波微荡，燕子在轻风里回翔，或者看到活泼的幼儿在草地上围着老人嬉笑，常常会脱口赞叹：多么富有诗意呀！南宋文学家张孝祥的《庾楼和林黄中韵》前半部分写道：

九月扁舟下水风，一尊佳处与君同。

眼高四海氛尘外，诗在千山紫翠中。

当主体避离尘世的纷扰，忘情于“千山紫翠”之中，他的心弦上奏响的就是诗。即使置身闹市，即使在日常起居饮食时，沉思也能使我们走进诗境。所谓“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心远”，就是有一颗诗心，以诗的态度对待生活。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这个意义上的诗学，其实已经是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一种诗学的哲学。诗的高境界、文学艺术的高境界和哲学的高境界是彼此重叠、彼此融合的，人生的高境界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南宋理学家和诗人朱熹有《偶题》诗道：

步随流水觅溪源，行到源头却惘然。

始悟真源寻不到，倚筇随处弄潺湲。

这首诗把哲学的诗意和文学的诗意融合在一起，人生的奥义在于某种终极性的追求，在于这种追求的过程性，把眼前一切活动与终极目标链接，倚着手杖、面对无尽地流淌的溪水沉思，面对不断变幻的世相沉思，这正是“此在”的诗意。

相应于诗的上述几种含义，诗学也具有不同的几层内涵。一是指对诗歌的写作技巧的研究，二是指文学理论或文学艺术理论，三是指人类对精神家园的寻求，是诗意的、诗化的哲学。本书的讨论以诗学的第二种含义为主，也兼及第一和第三两种含义。在第二种含义中，以文学理论为主，也兼及绘画、书法和音乐理论中与文学理论关系比较密切的内容。

在人们的印象里，“诗学”这个词语和它所传达的概念，好像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我这本书要谈的却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国古代有没有“诗学”这个词儿，有没有这个术语，有没有“诗学”这样一个治学的领域呢？当然是有的。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在和人合著的《语言科学百科辞典》的“诗学”条里说：“在西方，人们习惯于把古代希腊作为诗学的发端，实际上与此同时，甚或更早，这种对文学的思索已经在中国和印度开始。”中国古代诗学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有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有丰富精彩的内容。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承认，进入近代之后，尤其是在五四之后，中国人讲诗学，在这个概念的内涵上，在诗学理论的框架上，是参照了西方。诗学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成为一个学科，和其他许多人文学科一样，也是在西方的影响下才发生的，是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发生的。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讲：“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金岳霖先生当时评论说，冯友兰是“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诗学史和哲学史情况类似而且关系密切，我们讲中国古代诗学，是站在今天看过去；而今天我们的观念主要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是受到了西方观念影响的；今天的学习和研究，又是在与世界对话的开放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在本书的开头，有必要先简略谈谈中国的诗学与西方的诗学的同与异，谈谈广义的诗学和狭义的诗学各自的范围，也谈谈学习、了解诗学有什么现实的意义。而在后面的各讲中，也将从现实的创作和欣赏的实际出发，到古代诗学中寻珍探宝，结合西方诗学来阐发中国古代诗学的现实意义。我们既要从西方之所谓诗学的眼光去“发现”中国古代先贤对诗歌、对文艺的论述的意义，也要从中国历来论诗、论画、论乐的智慧来补救西方诗学的偏颇和不足。好的诗歌，好的艺术，好的诗学，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诗学一般是理论形态，以理论著述的形式存在着，但诗学还存在于杰出诗人、杰出的文学艺术家的作品之中。我们领会理论形态诗学里的种种观念意旨，更要紧密结合诗歌和其他各种艺术文本。因此，本书会联系具体作品，来谈对古人诗学思想的理解。我设想，多数读者的更大的兴趣，是凭借对古代诗学的了解，加深对古代诗歌、对古代文学艺术的理解，增添阅读的兴味，这也是本书期望达到的目的。

法国让·贝西埃等人主编的《诗学史》中说，“在诗学领域，人们几乎自发地引用希腊起源说”。在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希腊，就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是流传至今的最早以“诗学”命名的著作，是一部有很高权威性的经典，它对于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诗学，有极大的影响。但是，亚里士多德其实并不是西方诗学第一人，“诗学”也不一定由他所命名。他的这本书题名原来叫做“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别于其他人的诗学，在他之前、之后，古希腊有不少学者对诗学发表过意见，有所论述。《诗学史》认为，在明确的、系统的诗学产生之前，有一个潜在诗学的漫长历史。人们关于“诗”的意识、观念，正是在这样的漫长时间里，逐渐积累、逐渐明朗化。人类生活中出现了诗，出现了文学艺术，就有了对诗、对文艺的态度、看法，也就有了最早的、广泛意义上的“诗学”。最早的诗，和音乐、和舞蹈、和祭祀、和劳动、和游戏结合在一起，很难分割剥离。原始的“诗学”，不是单纯关于诗的谈论，而是与人的多种活动领域相关。

诗学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诗的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荷马史诗流传的时间长、范围广，在古希腊，讨论诗歌往往要以荷马的两大史诗为对象。作为古希腊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所谓诗，包括史诗、戏剧和抒情诗。古希腊人常把诗歌、戏剧创作当做一门技艺。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宗明义说：“关于诗艺本身和诗的类型，每种类型的潜力，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出优秀的诗作，诗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这些，以及属于同一范畴的其他问题，都是我们要在此探讨的。”但是，他又不是只讲诗歌、戏剧写作的技巧，而是涉及更深更广的方面，古希腊诗学一开始就有了很强的理论性。仔细阅读亚里士多德《诗学》，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亚里士多德讨论的不是一部两部作品，而是讨论许多的作品，讨论各种各样的诗；第二，他说的诗，不限于狭义的诗歌，而是包括了史诗、悲剧、喜剧以及即兴的故事演唱（“狄苏朗勃斯”）；第三，亚里士多德不是就作品谈作品，他提出和分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他一开始就“先从本质的问题谈起”，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各种艺术的区分在于：采用不同的媒介，选取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方式。他的《诗学》是一部有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后来，古罗马的贺拉斯的《诗艺》更多地讨论的是戏剧文学，也讨论了韵律，他要求每一个诗人都以荷马、以古希腊诗人为典范。大致说来，西方古代的诗学，更多地以叙事文学和戏剧为论述对象，它的核心概念是“摹仿”，它所重视的社会作用是“净化”。我们将要讨论的中国古代的诗学，尤其是在进入元明两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的诗学，是以抒情文学为主要对象，它的首要命题是“诗言志”，它所重视的社会作用是“兴、观、群、怨”。两者是很不一样的。

在中世纪，欧洲曾流行过把诗学限定在修辞学范围内的做法，认为“诗学就是根据格律规则创作诗歌的科学”，它的任务是讨论词语搭配、节奏、韵脚。这样做，把诗学的内容狭隘化了，但也有其实用功效。到了20世纪，西方的诗学发生更大的变化，一些学者的注意力从内容转移到形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在新的观念支配下，重新论定诗学的性质。托马舍夫斯基说：“诗学的任务（换言之即语文学或文学理论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日尔蒙斯基说：“诗的材料不是形象，也不是激情，而是词。诗便是用词的艺术，诗歌史便是语文史。”他把诗学分为理论诗学和历史诗学：“解释这些诗歌程序的艺术意义，解释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和本质的审美功能，是理论诗学的任务。至于历史诗学，它应当澄清各种诗歌程序在诗歌的时代风格上的起源，阐明它们与诗歌发展史的不同时期的关系。”形式主义的诗学，开了一种理论风气，其后的结构主义等种种理论学派，演化出若干新的框架，提出一些新的命题。它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尤其在对文本本身的细密解剖上，给读者新颖之感。它们的总体倾向，比之于文艺复兴时代、启蒙时代和19世纪的诗学，好像是提出了很新鲜的看法、很“叛逆”的见解。但是，在欧洲中世纪，在中国古代，把诗当做用词的艺术，把诗学看做语文学，却是早已有之并且代不乏人。这类极端化的主张，不可能长久地付之实践，热闹一阵，就被新的思潮取代了。

被多数人接受的是更为通达的看法，如法国的瓦勒里在《诗的艺术》中所说：“根据词源，诗学是指一切有关既以语言作为实体又以它作为手段的著作或创作，而不是以狭义的关于诗歌的美学原则和规则。”或者如瑞士的埃米尔·施塔格尔在《诗学的基本概念》中所说：“‘poetik’一词源自于希腊文，乃poiētiketéchne（作诗的技艺）一语的简化。”“‘诗学’……致力于证实人的本质力量如何出现在诗人创作的领域里。”总之，诗学的概念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演化。我们对于诗学的理解，对于诗学中的许多概念的理解，也不能是单一的，要注意到它们在不同语境里的不同内涵。西方古代和现代诗学都有可以供我们吸收借鉴的精彩的思想、科学的方法，我们在追溯本土诗学传统时，可以用来作比较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