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年，雅典）

我刚一离开希腊，斯库卢蒂斯便开始全力以赴地破坏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基础。他三次将另三位副主席召集到他的家中，极力说服他们，说什么我制订的预算毫无根据，费用将是浩大的，到头来将得不偿失，云云。在充分动摇了副主席们的信心之后，他便向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宣称，解散委员会已是势在必行，当然他们最终将唯王储殿下的决定是从。

他认为王储必会做出解散委员会的决定，但是事与愿违，事态的发展与他预想的相反。王储接见了代表团，将他们的奏章放到了书案上，说他要研究研究，然后寒暄了几句，便将他们打发走了。我想，王储的决心已定，不曾有过片刻的犹豫。我不是很清楚国王回国后与王储进行了怎样的谈话，因为每个细节都是保密的，但是他对王位继承人坚决站在这项融合了纯净高贵的古希腊精神的事业这一边，必定是非常赞赏的。我是言之有据的。六个月后，国王顺访巴黎，同我谈起王储在奥运会的组织中表现出的非凡才能，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王储很有才能，这确非溢美之词。我非常赞赏他的机智。他做事恰到好处，很善于在微妙的形势中保持平衡。但是，不管怎样，微妙的平衡是不会持久的。特里库皮斯先生因自己的意志遭到无视而耿耿于怀。他抓住罢工中的一个事件大做文章，置国王于两难境地，迫使国王在王储和他之间做出抉择。国王平静而坚决地表达了对他的辞职的遗憾。特里库皮斯愤然离职。他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抱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在奥运会行将举行的时候，他去了尼斯，不久猝然客死他乡。噩耗传到雅典，正值奥运会轰轰烈烈地进行之中。那盛大的节日之夜，灯火辉煌，歌舞升平。

希腊王储并未等到微妙的形势结束即已开始行动。他改组了11月12日的委员会，对这个临时性的领导机构做了尽量小的变动。他选择了新的合作者辅佐自己，其中有已成为总理大臣的德里雅尼斯先生和当时的共和国总统泽米斯先生。两位秘书长留任，辅以康斯坦丁·马诺和乔治·施特赖特，后者后来成为希腊政界要员。王储任命他的两个兄弟负责技术委员会。最后，委员会的总秘书长由雅典前市长T·菲利蒙先生担任。王储当即派他去亚历山大面见阿维罗夫先生，争取到修复大理石体育场的必要款项。大理石体育场将复原成伯里克利时代的模样。时间现已非常紧迫。从1894年6月23日到现在，因为有人作梗，几个月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眼看就到了1895年的春天，只有一年的准备时间了。

1896年雅典奥运会设置了哪些比赛项目？如今的大部分运动员都已不大清楚了。也难怪，毕竟时隔37年了！以下是一期国际奥委会《季度公报》扉页刊载的比赛项目表：

A. 田径比赛

——赛跑：100米、800米、1500米、110米跨栏（法国体育协会规则）

——田赛：跳高、跳远、撑竿跳、掷铅球、掷铁饼（英国业余体育运动协会规则）

——马拉松赛跑

B. 体操比赛

——个人赛：拔河、单杠、吊环、双杠、跳马、举重

——团体操（10人组）

C. 搏击比赛

——击剑：业余与职业花剑、重剑、佩剑（巴黎击剑运动推广协会规则）

——摔跤：古典式

D. 射击比赛

——军用步枪、手枪（规则正在制定中）

E. 水上运动

——帆船比赛：10海里汽帆船（巴黎帆船运动协会规则）

帆船（英国帆船运动协会规格和规则）：3登记吨、10登记吨、最高20登记吨以及高于20登记吨

距离：5海里和10海里

——划船比赛：单人赛艇2000米无弯道、双人双桨赛艇无弯道、四人单桨赛艇无弯道（意大利划船运动协会规则）

——游泳比赛

100米短距离泳、500米中短距离泳、1000米长距离泳

——水球比赛

F. 自行车比赛

——速度赛：场地短程2000米无领骑、场地短程10000米有领骑、场地长距离100公里有领骑（国际自行车运动协会规则）

G. 马术

——训马术、跨越障碍、马上体操、高级骑术

H. 球类

——草地网球，包括单打和双打（英国L.T. 协会和梅立本板球俱乐部规则）

莅临雅典展开咨询工作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

（国际奥委会档案馆）

我执意抄录这段文字，因为一再有谣传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初期只是田径比赛，后来才补进其他项目。看到这份比赛项目表，谣传不攻自破。

这份奥运会比赛项目表保留着委员会改组前的原始日期：1894年11月12日（扎贝恩会议的日期）。它以平等的原则列出不同类的体育项目：田径、体操、水上运动、马术……这些都作为奥运会必设项目而载入宪章。如果允许，我还要补充说，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要仪式、颁奖、升获奖者所属国家国旗等等仪式，也都是始于同一时期。我们必须承认，革新的奥林匹克主义是以其原则性和整体性横空出世的。正是这种整体性在20年间不断遭到猛烈抨击，且大部分是由于人们不明就里，但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居心叵测和心怀嫉妒。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断变换攻击手法，或明枪，或暗箭，但最终也只是得逞于一时——我指的是1900年。不过他们的这次得逞也并未吓倒我们。

这份奥运会比赛项目表经国际奥委会同意之后，也就是经维凯拉斯先生、卡洛先生和我的同意之后，公布于世。维凯拉斯先生因为必须在一份“出自未来君主”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诚惶诚恐。我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我决心不错过任何机会显示国际奥委会的优势，尽管它还是那么微不足道和默默无闻。

在1895年的一月和二月，重返雅典的维凯拉斯每周都给我来三封信。他热情高涨，不遗余力地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联络员。一天，他给我寄来了王储将要发表的开幕辞的译文，“敬请修改”。第二天，他告诉我，他们收到了第一笔大额捐助。以后他又写信说，奥运会这台机器已经启动，但运转地还不够有条不紊，需要我们的支援，诸如自行车比赛场地、体育场观众席布局、邀请函的形式、跑道的设置等等问题。

这期间，大理石石料已堆积在令人肃然的体育场废墟的残垣断壁之内，对外界的宣传工作也已在积极进行中，一些委员会正在成立。在匈牙利，虽然人们忙于筹办同在1896年举行的匈牙利建国千年的庆祝活动，却并未因此而忽视奥林匹克主义。当雅典的事情一度进展很不顺利的时候，恰基伯爵曾透过凯梅尼探我的口风，奥运会何不在节日的布达佩斯举行呢？我未置可否，其实只是想借用此事刺激一下希腊人。

关于外界对奥运会的态度，不断有消息传来。巴尔克从斯德哥尔摩来信说，他做了不少工作，“王储（现国王）颇感兴趣。大家有些担心，但将尽力而为”。同一时间，布托沃斯基将军从俄国来信汇报说，他遭到“很多冷遇”。他在1895年2月2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报界认为体育问题不值得在权威报纸上占一席之地。”

马拉松比赛冠军希腊人斯皮罗斯·路易斯抵达雅典奥运会主体育场

（希腊国家奥委会档案馆）

从英国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希腊驻英国使馆代办罗马诺内斯先生和在牛津大学就读的康斯坦丁·马诺先生争取到希腊侨民的支持，募得资金。很少有国家同我们没有建立联系。这些联系有时是泛泛的，或是定向模糊的，但都让我们看到了一定的希望。所有这些消息一般总是经由我转到雅典，菲利蒙对此极为恼火。我认为他是一个聪明能干、考虑周到的优秀管理人才，但是忌贤妒能，生性高傲，总是抱着怀才不遇的苦闷。为此，当他看到我在法国深感失望的时候，特别是当他看到斯普雷风云乍变、电闪雷鸣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

在巴黎，政府当然对这次运动会漠不关心，虽然前一年也曾有过支持的态度。政府可否发给赴雅典参赛的法国运动员一些补贴呢？想得好！我们只能自行组织法国委员会，由库塞尔先生主持，法本斯先生担任执行秘书长。射击协会联合会主席梅里永先生曾同意出任委员会委员，但旋即变卦，郑重声明退出：“联盟判定没有任何理由需加入该组织。”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在就此问题给我写信时，表现得极为愤怒。他在1895年2月14日的信中写道：“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者居然能够想象，全法联合会同意将自己变成他们的委员会的一个附庸，射击运动会甘心沦落为一个并入和框在整个体育中的分支。”我摘录这些话，是因为这清楚地反映出，即使在一些非常理性的体育社团中，也十分荒谬地对体育合作的原则普遍抱有戒心。但终究还是理性占了上风，法国运动员来到了雅典古卫城的城下。如果没有他们的到来，那又将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啊！

法国运动员知道，他们必将遇到德国的参赛者。但是他们对此已是比较心平气和了。在柏林，W·格布哈特博士成立了一个组织，鼓励德国运动员参赛。我同格布哈特博士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这年年底（1895年），就在这一组织欢呼大功告成之际，雅典收到德国体操协会的来函，来函表示拒绝先前已接受的邀请。这一拒绝基于刊载在法国报纸上的一篇子虚乌有的采访。我未曾留意过这篇文章。那些被说成是出自我口中的话是那么不得体，致使德国人的抗议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我得知此事后立即通告了格布哈特博士。就在这个当口，德国的《国家报》全文刊载了德国体操协会的来函。德国新闻界大哗，一片抗议之声。我立即公开辟谣，并将辟谣的声明寄给希腊驻柏林的公使。公使复信表示感谢，并通知我他已经采取措施，“广为宣传，务使公众了解真相”。他说，已做出安排，“将辟谣的声明副本呈递给了德国首相，首相将亲呈德皇御览”。此举甚为必要，“因为德国人的愤怒已达到令人担心的地步”。他在信中还补充说：“就在昨天，我还收到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50多篇文章。”好在愤怒的浪潮很快便平息下去。格布哈特博士也进行了积极的干预。他在柏林召开大会，当众澄清事实，并被授权向我致电，表示“对我的声援，祝愿我的努力取得丰硕成果”。他还郑重地将电文副本转呈给法国大使于勒·埃尔贝特先生。

1896年四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国奥运冠军

（诺伯特·米勒档案集）

以上发生在1895年1月16日。在希腊，尽管《阿斯蒂》早在1月1日即已收到我的辟谣声明，并公诸于世，菲利蒙先生还是更愿意相信采访报导的真实性。我从格布哈特博士那里得知，他曾企图利用这个事件取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这个“没有理由再存在的临时机构”。《时代》专栏作家在1月12日的采访中记述了这一事件在全希腊引起的波动。德国舆论很快便背离了菲利蒙先生的想法，他不得不放弃他的阴暗企图。在我的严辞责备下，他直到12月7日才向我致电说，希腊委员会“从未相信过”那些被说成是出自我口中的话。这样说未免有些为时过晚，很难让我相信此是他的由衷之言。

振奋人心的一刻终于来临！观者如潮，大家涌进修茸一新、泛着雪白光芒的体育场。乔治国王依照惯例，宣告奥林匹克运动的恢复已成为现实：“我宣布，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话音一落，礼炮轰鸣，放飞的鸽子振翅飞翔在体育场上空。希腊艺术家萨马拉斯创作的合唱曲响彻云霄。比赛开始了。一个伟大的事业步入了历史。“这一切皆是你的呕心之作”，格布哈特博士对我说。我们总是用英语交流……国际奥委会在王储身边所组成的这个组织，代表了事业的永恒性和我所决心维护到底的国际性。正是在国际性的对立面，大众民族主义巍然立起。大众民族主义正陶醉于这样一种美妙的想法：雅典将成为奥运会的常设举办地，每四年都会有赞不绝口的参观者蜂拥而至。

这次奥运会的盛况，技术上的困难和瑕疵，观众的热情，反对者的阴谋诡计，我的早期合作者的灰心丧气，最后还有国王提出的由希腊垄断复兴的奥林匹克主义的倡议，种种曲折我都做了介绍……对于最后一点，要不是我切实认识到这样一个计划是没有可行性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本会欣然接受。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雅典都没有资金四年复四年地承担这一重任，因为合作人员以及经济来源的定期更新都是必要的。可是，一个沸腾的舆论，一个突然面对反映最辉煌的昔日景象的人民，又怎么能听到理智的声音啊！整个希腊都在为眼前的景象激动得颤抖，一种精神的动员正在进行中。就连当时因一条痛苦的疆界而与被迫与祖国分离的圣山的修士们，不也为奥运会的举行捐出了善款吗？奥运会的恢复，在国外的许多人看来，无非是又多了一场多彩多姿的游艺会而已。但是在希腊，它却是给希腊人的精神注入了一针强大的兴奋剂。奥运会的影响如此之大，竟至于一年后为解放克里特岛而爆发希土战争的时候，有人指控说，奥运会大大助长了战争，充当了掩人耳目的屏障，掩护了旅居国外的希腊侨民聚集雅典，密谋战策。这些指控自是不实之词。至多可以说，奥运会的活动略略加速了靠自身力量推动的事物的发展进程。克里特岛人并不是第一次为求解放揭竿而起，他们的事业具有正义所赋予的全部力量。虽然希腊军队这次遭到失败，但是克里特岛的形势还是有所改观，这为它后来的完全自治以及回归希腊做了充足的准备。

但无论怎么说，这些政治后果并不会使欧洲国家的政府更重视革新的奥林匹克主义。国际奥委会，特别是我本人，处处受到牵制，殊难发挥作用。第二届奥运会的举办尚无着落。我的合作者们无所适从。对“轮流”举办奥运会的计划，希腊舆论群起而攻之……我比以前更加孤立无援。比起我准备1894年代表大会的那个时期，我更是只能依靠自己。

首先需要顶住希腊国王的压力。在有全体运动员参加的最后一次宴会上，国王的讲话使我面临真正两难的选择：要么遵从，要么辞职。可我既不想选择前者，也不想选择后者。在当时的情况下，抗拒又谈何容易。于是我决定装聋作哑，扮作一个什么也不明了的懵懂人。国王的讲话使用了两种语言，一半是希腊语，一半是法语。我钻了这个空子，借口他在建议雅典为奥运会常设举办地时，未使用同样的措辞，从而对国王的建议佯装不懂。他们还使了一个花招，让美国运动员签字画押，表示赞同国王的建议。我对此也故作不知。报界这时也大造舆论，但我充耳不闻。在奥运会闭幕的当晚，我给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衷心感谢国王、雅典城和希腊人民以其竭诚的支持和实际的行动，有力而出色地响应了1894年的号召。我在信中明确指出，可能在巴黎举行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使这一伟大的事业继续下去，并使国际奥委会常设化。这封公开信十分简短，德文本、英文本与法文本几乎同时发表，希腊文本也随即公诸于世，但这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当然，我的举动是合乎礼数的，但是绝非因此就不是一个少见的冒犯行为。在我们这个君主主义占上风的委员会里，出现了某种不安的情绪。我事先并不曾向我的同事们提出过任何问题或征求过他们的任何意见。菲利蒙拉下了脸。会出什么事呢？……我不知道。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委员会平安度过考验，没人辞职，没有分裂。王储非常清楚雅典垄断奥运会的不可能性，所以并未跟在国王后面亦步亦趋。是菲利蒙奏请国王出此下策的。就这样，危机过去了，第二届奥运会——巴黎奥运会闯入人们的视野。不幸的是，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对奥运会漠不关心的话，那首先就是巴黎了……

希腊人斯皮罗斯·路易斯带队的奥运冠军检阅仪式

（国际奥委会档案馆）

从技术上讲，首届奥运会没有惊人之处，没有打破任何记录，也没有超过预期成绩。

它的最大收获，它的全新之处，存在于不同类体育项目合作这一事实之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体育的整个未来都将由此而产生。当我说技术上无惊人之笔时，马拉松赛跑应该是个例外。这一倡议出自法兰西研究院的一位卓越院士，米歇尔·布雷亚尔先生。在宣布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二天，他就满腔热情地给我写信说，他为马拉松赛跑项目捐赠一只奖杯。这个项目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胆量。在42公里到44公里这样一个漫长的距离上奔跑，即使技术专家也认为这简直是疯狂之举。是否设立这个项目，我们曾犹豫良久，虽然在它诞生之前即已受到如此荣耀的捐赠。项目一旦设立，就需要有人参加，而在希腊练习长跑的人很少。可是我们谁也没想到，马拉松赛跑的冠军恰恰就是一个希腊人，而且还是一个临时“客串”的选手。斯皮罗斯·路易斯是一个身着民族传统男式短裙的英俊的牧羊人，从未受过任何科学的体育训练。据说，他是用斋戒和祈祷准备这次比赛的，赛前的一夜他是在烛光中的圣像前度过的。他的胜利是力量与淳朴的辉煌。当他面无倦色地出现在聚集6万观众的体育场入口处时，康斯坦丁和乔治两亲王情不自禁地将他抬起，一直送到伫立在大理石御座前的国王面前。古希腊文化仿佛同他一起步入了体育场。刹那间，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云霄。这是我永难忘怀的最壮观的场面之一。一种感悟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我坚信，在体育比赛中，精神的力量远比人们所认为的起着更大的作用。1896年后的许多经验也都印证了我的这种认识。只是由于诸多原因，加上医学的作怪，这样的事实一直被蒙蔽，人们尚未得出应得的结论。

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忽视训练的科学性。同样在雅典，另一个小插曲对此提供了佐证。这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共派来5名田径选手参赛。其中一名选手罗贝尔·加勒特以前从未练过铁饼，后来喜欢上这项运动，一经训练便取得很大进步。他给我写信表示了他参加奥运会比赛的愿望，但又担心会被看成“自不量力而留下笑柄”。我鼓励他参赛。结果他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使他荣获一枚奖牌！这应该归功于他全面而又完善的身体训练。前几年，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以前从未骑过马，但很快就在一次马术比赛中名列前茅。与精神的价值比肩而立的，是全面、系统的身体训练的价值：丰富而适用的科学数据可以照亮前进的路程。

在奥运会期间，在希腊的每个省份和岛屿上，孩子们放学后都喜欢“玩奥运会的游戏”。他们兴高采烈地跑步，跳跃，投掷石块，然后站成一排，一个年龄最大的孩子神情庄重地发给每人一条橄榄枝。这种消失了多少个世纪的象征性场面复现在雅典，使得雅典与雅典人在懵懂之中同他们的伟大过往有了本能的接触。科孚岛诸神之邦这个富有诗意的仪式，是首届奥运会留给我的最后景象。当务之急，是把这个景象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