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和兵家治道思想的整合及其历史影响
——从“儒兵家”看《十一家注孙子》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十一家注孙子》（以下简称《注》）又称《孙子十家注》、《十家孙子会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孙子集注》等，是由北宋吉天保辑录而成。它汇集了魏武帝曹操，南朝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五代何氏即何延锡，北宋王皙、梅尧臣、张预等十一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如果连同郑友贤的《十注遗说》，则包括了十二家注释者的见解。一则由于这些注解出现较早，均在北宋中期以前；二则这些注解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比较完备地揭示了《孙子》的思想内涵，因而，《注》的流传，成了《孙子》传本系统中影响较大的一支。特别是到1797年以后，清代孙星衍重新校勘并刊行《孙子十家注》，这一传本系统得到更加广泛地传播。
秦汉以后的思想家常有批判《孙子》过于强调权诈者，但作者认为，《孙子》思想其实在诸多方面有与儒家相通之处，正如史家司马谈所言，“务治”是六家要旨，兵家与儒家的治道思想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此，曹操及其后注家，在注解《孙子》时，一方面致力于阐发《孙子》本义，另一方面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儒释兵”、“儒兵整合”的思想倾向在《十一家注孙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一 治国战略
治国战略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重要方面。笔者拟从民本论、义利论、慎战论和伐交论四点，分析儒家和兵家的治国战略及其在《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整合。
（一）民本论
儒家和兵家都具有无神论的传统，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孔子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说法，荀子有“天行有常”（《荀子·天论》）的论断。孙子也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因此，在政治上，他们都重视人的作用，特别是民众的力量，儒家甚至提出了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见解；在军事上，他们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战争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作为君主要体恤百姓，因为他们才是国家的根本，在《注》中，也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何氏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十一家注孙子·作战篇注》，以下凡引此书，只写篇注名）王皙则进一步发挥了孟子“天时”、“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计篇注》）“天时”、“地利”不过是战胜攻取的辅助因素，“人和”才是根本。而且，“天时”只有在符合民众的要求时才算“天时”，故曹操曰：“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计篇注》）冬夏乃寒暑之至，爱民之君不应在此季节动兵行师。《司马法》是儒家公认的兵学经典，曹氏以之释孙，正是反映了他综合儒兵的思想特点。
孙子又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唐代李筌在注解此句时说：“以顺讨逆，不伐无罪之国，军至无虏掠，不伐树木、污井灶，所过山川、城社、陵祠，必涂而除之，不习亡国之事，谓之道法也。”孙子的“修道”已经变成了李筌的仁义礼让，因此可以说，这是李氏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李氏的“军至无虏掠”等解释，已经与孙子的“掠乡分众”（《军事篇》）思想有很大的出入，这在他解释孙子“重地则掠”（《九地篇》）一句时表现得更为明显：“深入敌境，不可非义失人心也。汉高祖入秦，无犯妇女，无取宝货，得人心如此。”他的解释已经完全背离了孙子的本意。当然，这并不是说孙子就不讲战争的正义性，而是说治军与治国既有其共同点，又各有其特殊性，一味讲仁义爱民，不懂用兵作战的具体情况（如“重地则掠”），反而会成为用兵作战的思想负担。
总之，民本论是儒家和兵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在《注》中，比较多地吸收了儒家的民本论，同时又保留了兵家思想的部分特色，实现了二者的融合，为统治者治国安邦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二）义利论
利益与国民息息相关，善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是为官从政中最大的“义”。儒家和兵家都以民为本，因此，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必须要尽量满足国民的利益；慎战以安民，伐交以不扰民，都是以肯定国民的利益为其前提。但总的说来，儒家“重义轻利”，而兵家则是鲜明的功利主义者。
《注》对儒家和兵家的义利思想都有所吸收。他们首先继承了孙子“利动利止”的思想。张预说：“见利乃动，不妄发也。《传》曰：‘三军以利动。'”（《军争篇注》）于己不利，决不出征。在古代的军征中，因运输条件落后，后勤供应十分困难，常出现粮草短缺的情况。因此《孙子》主张“掠乡分众”（《军争篇》），这对于行军作战当然是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注》也正视这一情况，大胆继承了孙子的思想，故陈皞说：“夫乡邑村落，因非一处，察其无备，分兵掠之。”张预之注讲得更明白：“用兵之道，大率务因粮于敌；然而乡邑之民，所积不多，必分兵随处掠之，乃可足用。”“因粮于敌”是古代用兵作战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是“随处掠之”，一切依靠本国后勤供应，那将是“因粮于敌”的数倍，这在《孙子》中已有清楚的计算和描述。
《注》对儒家的义利思想也有体现。梅尧臣在注“非利不动”（《九地篇》）时说：“凡兵，非利于民不兴也。”他明确指出受利的对象必须是民。在另一处，孙子说：“毁人之国，而非久也。”（《谋攻篇》）贾林释之曰：“兵不可久，久则生变。”这种解释尚没有脱离孙子之本义，但他接着又说：“但毁灭其国，不伤残于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称为父母。”这已明显有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在里面。
总的说来，《注》在整合儒兵两家之义利思想时，充分考虑到了军事活动的特点，对兵家的功利主义思想多有吸收发展，而儒家思想的影响则相对较少。
（三）慎战论
战争是激烈的，常常是你死我活的争夺，会给交战各国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并且常常是不利的影响。儒家和兵家都主张以民为本，因此，他们对待战争问题都抱着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战争并不绝对就是坏事，对战争要具体分析其性质。对正义战争应积极参与和支持，对非正义战争则要坚决反对。因此，既不能“偃兵废武”，又不能“穷兵黩武”；既要反对“忘战”，又要反对“好战”，正确的做法是对待战争要始终保持冷静谨慎的态度，如孔子慎战而“好谋”，孙子慎战而“察兵”，这些思想比起穷兵黩武者和偃兵息武者都要高明得多。
《注》充分体现了儒家和兵家的慎战思想。他们首先把战争置于重要的地位。杜牧说：“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计篇注》）既然用兵作战极为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人的生死，因此必须要谨慎明察。杜佑在《作战篇注》中还以实际事例说明了穷兵好战的危害性：“兵者凶器，久则生变。若智伯围赵，逾年不归，卒为襄子所擒，身死国分。故《新序传》曰：‘好战穷武，未有不亡者也。'”何氏在评论《作战篇》时说：“孙子首尾言兵久之理，盖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黩之深也。”何氏也比较深刻地领会了孙子的慎战思想。张预在注《火攻篇》时说：“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君主和将帅都要经常性地对用兵保持谨慎警戒的态度，这样才可以“安国”、“全军”。
《注》还从经济利益的角度阐明了慎兵速战的道理。张预说：“师老财竭，于国何利？”（《作战篇注》）长期陈兵在外，必然要耗费大量物资，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在慎战这一问题上，《注》中的一些解释也带有儒家的色彩。如杜牧曾借用《传》中的一句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计篇注》）祭祀祖先和用兵作战都是国家大事，都应予充分重视；但这里把祭祀活动排在用兵作战之前，其重要性被提得更高。祭祀活动是儒家所极为重视的，是其强调伦理纲常的一个重要表征。贾林也借用《书》中的一句话说：“有存道者，辅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同上）这里所谓“道”，既是机权立胜之道，又是顺天应民之道，符合它，就应辅助这个社稷国家的稳定；不符合，就可以推翻灭亡它。以上所言，都说明《注》在解释慎战问题时体现了以儒释兵、融兵的思想倾向。
（四）伐交论
既然要慎战，那么，为了达到国家的战略目的，就需要采取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而伐交则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它既可以避免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又可以满足国家的战略利益，是一种理想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
《注》吸收了儒兵两家的外交思想，并做了一定的发展。关于外交的重要性，孟氏说：“得交则安，失交则危也。”（《九地篇注》）王皙说：“四通境，非外援不强。”（同上）关于扰乱诸侯国政、使其疲于应付的外交手段，贾林做了细致的发挥：“为害之计，理非一途。或透其贤智，令彼无臣；或遗以奸人，破其政令；或为巧诈，间其君臣；或遗工巧，使其人疲财耗；或遗淫乐，变其风俗；或与美人，惑乱其心。此数事若能潜运阴谋，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同上）杜牧则认为劳役敌人的外交活动必须以自身的强大实力作为基础：“言劳役敌人，使不得休，我须先有事业，乃可为也。事业者，兵众、国富、人和、令行也。”（同上）
《注》也继承了儒家的怀柔外交政策。陈皞说：“德兴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鱼，百姓归心，无思不服。故城可拔，伐国必隳也。”（同上）陈氏主张“德光四海”的外交战略，但战略的最终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有利于我方拔城伐国，实现平天下这一儒家的政治理想而已。在《九地篇》中，孙子有这样一句话：“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其本意是使敌国来不及战争动员，并因我方的兵威而不能充分地开展外交活动。但孟氏却把它解释为：“以义制人，人谁敢拒？”这完全是儒家的思想观念。
二 管理策略艺术
在治理国家的活动中，管理策略是为实现治国战略目标而实施的方法、手段和艺术。它包括君臣和调、通权达变、任贤用能、赏罚分明等种种具体方法，在儒家和兵家思想中都有体现。
（一）协和策
儒家和兵家都认为，“和”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力量的源泉和成功的保证。有了“和”，才能集合群体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理想目标。
《注》继承了孙子的协同作战思想，但在解释将帅与兵民的沟通问题上，也吸收了一些儒家的思想观念。如关于协调的重要性，杜佑说：“言君臣和同，勇而战者胜。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谋攻篇注》）张预也说：“大凡百将一心，三军同力，则能胜敌。今小将恚怒而不服于大将之令，意欲俱败，逢敌便战，不量能否，故必崩覆。”（《地形篇注》）不服从就不能协同，不能协同必然导致失败，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在协调的方法上，注者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如张预说：“将视卒如子，则卒视将如父，未有父在危难，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头目也。'”（《地形篇注》）这里显然是以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诠释兵家爱兵如子的道理。孟氏的观点则是综合了兵儒两家的协和思想，他说：“道，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化服士民，与上下同心也。”（《计篇注》）既要“道之以政”，又要“齐之以礼”，因此它既不同于儒家忽视“道之以政”的观点，也不同于兵家忽视“齐之以礼”的观点。后世的统治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多是采用了这种思想方法。
（二）经权策
现代权变理论管理学派认为，由于企业环境变化迅猛，管理人员必须善于变通，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中国管理哲学中，儒家和兵家也具有这方面的思想，即“经权策”。“在管理活动中，‘经’指基本的管理原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
兵家之经权策就是奇正因变之术，即奇正相生，因势而变。儒家之经权策，即一方面要坚持一以贯之的常理，另一方面又要善于通权达变。儒家和兵家的经权策强调的是管理的艺术，是通往实现军队和国家利益以及维护民本的重要方法手段。
儒家主张通权达变的同时，也强调“经”，也就是所谓“忠恕”之道，而权变是不能离经叛道的。兵家行军作战，也有其依据的“常理”。在《注》中，兵儒两家的这些思想都有所体现。王皙指出：“兵有常理，而无常势；水有常性，而无常形。兵有常理者，击虚是也；无常势者，因敌以应之也。”（《虚实篇注》）兵之常理就是要善于乘敌之虚，攻其不备，达成战场上的胜利，这是用兵作战的最直接的目的。
至于奇正因变的用兵艺术，《注》也做了充分的论述，何氏说：“兵体万变，纷纭混沌，无不是正，无不是奇。若兵以义举者，正也；临敌合变者，奇也。我之正，使敌视之为奇；我之奇，使敌视之为正。正亦为奇，奇以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无奇正而胜者，幸胜也，浪战也。”（《势篇注》）奇正相生，临敌变化，使敌人因判断错误而失败。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何氏把“兵以义举”当作正，并不符合孙子的本义。孙子之“正”，乃“正面之兵”之“正”，它与“奇”是相对，而不是“正义”之“正”。显然，这是何氏“以儒释兵”之处。
孙子并非不讲仁义，但用兵作战与治国安邦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针对战争的特点，孙子注重于论述奇正因变以制胜的用兵艺术。儒家则着眼于治国安邦的整体需要，始终以“执经”为其临事之大体。《注》是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因此对兵家奇正之术多有分析且有发展，但儒家的仁义思想在其中也有一定体现。如张预说：“虢公不修慈爱，而为晋所灭；晋侯不守四德，而为秦所克。是以不仁义治国也。”（《谋攻篇注》）以仁义治国是国家兴旺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仁义道德，必将导致国家覆亡。他还说：“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计篇注》）用兵作战，需以仁义为本，以诡诈为用，二者皆不可少。
（三）激励策
儒家和兵家所说的“励气”和赏罚等，即属于激励问题。激励既是确保实现“利”的重要手段，又是用人使众的一种方法，在管理的策略艺术中，它起着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注》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儒家和兵家的激励思想。如关于士气的重要性，张预说：“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则其锋不可当。故敌人新来而气锐，则且以不战挫之，伺其衰倦而后击；故彼之锐气，可以夺也。”（《虚实篇注》）一支士气高涨的军队是难以阻挡的，而一旦士气受挫，就难免要打败仗。关于明赏设罚以激励士气的问题，各位注者都主张赏罚要及时、要严明，但又不可专用一端，只赏不罚或只罚不赏都不足以统率三军。
儒家和兵家对于激励的问题并无很大的分歧，但从《注》的一些解释中仍可以看出注者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杜佑说：“赏善罚恶，知谁分明者。”（《计篇注》）杜牧也说：“善无细而不赏，恶无微而不贬。”（《地形篇注》）孙子言赏罚，主要是从将士是否立军功或者是否违犯军纪这方面来说的，立足于事实的判断；而二杜把赏罚与善恶对应起来，已涉及儒家强调的伦理道德问题，把赏罚看作价值的判断了。在谈到利用乡导的问题时，何氏说：“凡用乡导，……（须）厚其颁赏，使之怀恩，丰其家室，使之系心，即为吾人，当无翻覆。”（《军争篇注》）这里提到不仅要厚赏其人，而且要丰其家室，以此收买人心，反映了何氏对家庭伦理观念的重视，这也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四）用人策
国家兴亡，战争成败，起根本作用的是民心向背，而广纳贤士，重用人才，是得民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现代管理学把人才的选拔、培养和储备作为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儒家重任贤，兵家重用将，讲的都是用人的问题。
《注》首先强调了将帅在国家政治生活、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性。贾林说：“国之强弱，必在于将。将辅于君而才周，其国则强；不辅于君，内怀其贰，则弱。择人授任，不可不慎。”（《谋攻篇注》）将帅关系到国力的强弱，贾林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忠君，二是有才。从孙子的原话“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来看，孙子讲的主要是将帅之才，而贾林在注中强调的却是为将要忠，当是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张预在注释这一句话时则比较符合孙子的原意，他说：“将谋周密，则敌不能窥，故其国强；微缺则乘衅而入，故其国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张预从为将要足智多谋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借用太公“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这一句话来说明了将帅的重要性。关于“举贤”, 《注》中还有多处论及，如曹操说：“将贤则国安也。”（《作战篇注》）李筌说：“得贤者重，失贤者轻。”（《形篇注》）等等。
有了贤才，如何使用，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认为用人的基本原则是因材施用。孔门七十二贤，子路统军，冉求从政，子贡经商，子游从文都是突出的例子。孙子也主张“择人而任势”（《势篇》），李筌在注释这一句话时讲得十分明确：“得势而战，人怯者能勇，故能择其所能而任之。夫勇者可战，谨慎者可守，智者可说，无弃物也。”不管是勇是怯，是谨慎还是多智，都要善于因势利导，量材用人，不要浪费了人才。杜牧也一样主张“量人之材，随短长以任之”（《势篇注》）。因此，不论是君用将帅，还是将用军士，都要善于把握这一点。君主任命将帅，不仅要以礼待之，而且要充分授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否则，君臣二心，就会导致战场上的失败。故梅尧臣说：“君徒知制其将，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众疑惑，故诸侯之难作。是自乱其军，自去其胜。”（《谋攻篇注》）作为将帅，也要善于随机应变，在关键时刻敢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至于将帅任用军士，也同样要因材施用，杜牧说：“谓将无权智，不能铨度军士，各任所长，而雷同使之，不尽其材，则三军生疑矣。黄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谋攻篇注》）
总之，孙子的用将论与儒家的用贤论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儒家以仁为首，兵家以智为先，《注》对此都有所反映，也有所整合。这在杜牧的《注孙子序》里有清楚地反映，他说：“取吏无他术也，无异道也，俱止于仁、义、忠、信、智、勇、严、明也。”他在孙子为将“五德”的基础上又加上忠、义、明三德，并且把“仁、义、忠、信”放在“智”的前面，反映了他用儒家思想整合兵家思想的趣向。
（五）统御策
在上级管理下级的问题上，儒家和兵家有相同的观点，都主张既要爱兵恤民，又要明赏设罚，做到恩威并举，宽猛相济。具体做法有三：其一是爱兵恤民，笼络人心；其二是严明军纪，淳化民风；其三是愚兵愚民，使其无知而为我利用。可见，儒家和兵家都不约而同地主张愚兵和愚民政策，使兵民完全服从帝王将相的指挥和需要。
《注》继承了孙子和儒家的这些思想。如关于爱兵，张预说：“将视卒如子，则子视将如父，未有父在危难，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头目也。'”（《地形篇注》）关于教兵教民，张预说：“将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听服。”（《行军篇注》）又说：“将吏刚勇欲战，而士卒素乏训练，不能齐勇同奋，苟用之，必陷于败亡。”（《地形篇注》）王皙也说：“民不素教，难卒为用。”（《行军篇注》）关于愚兵愚民和用兵机权，曹操说：“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九地篇注》）只能与老百姓共享胜利成果，但却不能与之共谋大事。梅尧臣说：“凡军之权谋，使由之，而不使知之。”（同上）还说：“但用以战，不告以谋。”（同上）这几乎都是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的翻版。
三 兵儒整合的历史影响
（一）儒体兵用
兵家重武，崇权谋诈力；儒家尚化，倡仁义德礼。二者一刚一柔，一利一义。文武兼备是历代王朝的治国之策，文治武功更是帝王渴望实现的盛世图略。但是总的说来，儒家对兵家是持一种鄙视和否定的态度，而且由于儒家在我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儒家和兵家的整合也就逐渐转变为儒家对兵家的整合，兵家同时也逐步失去了其独立的地位。
兵家受到儒家的排斥，兵家自身的理论缺陷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儒家对兵家的这种排斥，主要还是在于其价值观的差异。儒家推崇德礼战争观，提倡礼乐征伐，信奉教化作用；而兵家却理性地看到了社会上的混乱与罪恶，提倡战胜攻取这一具有功利主义特点的价值观。唐代实行重文轻武政策，在士大夫之间形成鄙视兵家的偏激风气。宋明理学更是从“罕言利”进而发展为“灭人欲”，对兵家的攻击也达到顶峰。陈师道认为：“孙吴之书，盗术也，不足陈于王者之前。”（《后山集·拟御试武举策》）明清之儒亦是如此。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儒家在这一问题上日益走向极端，失去了海纳百川的气度，致使中国的军事理论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
儒家虽然排斥兵家，但因兵家思想的实用价值，儒家又不能不予以一定的重视。在这一问题上，儒家采取了以其仁义学说为“体”，以兵家权谋理论为“用”的方法。如宋初编的《太平御览》，首引“反利无义，以丧厥身”，以及《汉书》中“变诈之兵乃衰世之象”的说法，将儒家的“仁义”学说置于兵学之首；次引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以为诫；再引《司马法》，以明先王义兵之规范战道；最后才及《孙子》的用兵权谋之法。孙子之权谋只能作为操作性的应用层面而出现。这种思想的出现，致使不少文人志士讳言兵法，即使是一些兵家学者，也是一方面宣扬兵家权谋，一方面又自称“得罪圣门”（刘寅《武经直解》）。
《十一家注孙子》正是在北宋武学因官方倡导盛行，同时儒家学者也开始激烈批评兵家思想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从其内容来看，多数注家仍是基本坚持了孙子的思想，并且也有不少新的发挥。这对于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及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注》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以儒代兵的思想倾向，而这些又是与儒家在国家政治思想上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分不开的。
（二）儒兵家的形成
儒家和兵家在战略和策略等方面本来就有整合的基础，这在兵家人物的思想中已有体现，如吴起将儒家的“德”、“义”观念融入了兵家的战争观，在兵家中首先提出了“义兵”的思想；《尉缭子》将战争区别为“挟义而战”与“争私结怨”两大类等。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家对兵家的影响在逐步加强，不少儒生开始“以儒释兵”，也有一些兵家人物“纳儒入兵”，而多数统治者更是霸王道杂用之，《十一家注孙子》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体现。及至宋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确立了真正的主导性地位，它渗透到了包括兵学在内的各个思想领域。兵家自身逐渐失去了独立的地位，而出现了兵家的儒家化现象，儒家内部也出现了大量的兵家，“儒兵家”这一群体日益形成。
兵家儒家化的突出代表是岳飞和戚继光。岳飞为后人所景仰，并不仅仅因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的“尽忠报国”的精神。与岳飞潜移默化式的儒家化不同的是，戚继光的儒家化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戚继光论将帅，德、才、识、艺，首重将德。在他看来，只有具备了将德，才能成为‘真将’。这与以孙子为代表的先秦兵家显然是大异其趣的，相反与儒家的人才观却极为一致。”
另外，从儒家自身也出现了大量的兵家，如宋代的范仲淹、宗泽，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曾国藩等。宋代以后的统治者吸取了历史上武官兵变的教训，开始通过以文制武、文臣统兵来实现对武官的控制，这是从儒家之中产生兵家的政治背景。同时，以经世致用为追求的一些儒家志士，也开始肯定兵家和兵学的地位，并试图将兵学纳入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使之成为儒家经世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文化现象进一步强化了兵家与兵学的儒家化趋势，宋代以后的儒兵家群体，正是在兵家的儒家化与儒家的实学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其共同特征就是将儒家以忠义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作为自觉的追求。
尽管如此，兵家思想文化仍然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它的一些理论和学说，如顺道慎战、知己知彼、出奇制胜、欲擒故纵等，同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一样，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起着一定的作用。而儒家对兵家思想的整合亦并非没有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对于政治统帅军事，战争要有道德属性等观念，影响也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