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义和团运动的二重作用

到1899年，帝国主义已经几乎把整个中国都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英国——长江流域、云南、西藏，俄国——东北、蒙古、长城以北，法国——两广、云南，德国——山东，日本——台湾（已割取）、福建……帝国主义的殖民经济文化向中国内地社区的渗入，越来越强烈地激起中国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广大农村居民的仇恨。就在得风气之先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京城及其他主要城市发起维新运动的同时，中国农民也以自己传统的思想、传统的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开始对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暴力斗争，这就是义和团爱国运动。

义和团于1898年兴起于山东，迅即蔓延到华北、东北，1900年达到高潮，波及长江下游和西北部分地区。它首尾一贯的宗旨是“灭洋”：灭洋教（教会、传教士及教民）、洋物。在对待清王朝的态度上，由于清王朝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期有根本转变，所以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态度前后也不同。义和团前期的基本口号是“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除灭鬼子保大清”，与清朝统治者中当权的封建顽固派的仇洋心理有着相通之处，因而在前期，朝廷曾插手义和团，企图加以控制和利用。义和团旺盛的斗志给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毁灭性打击，于是，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组成联军，以新式装备向义和团反扑过来，并胁迫清廷限期“剿除”义和团。朝廷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当权的慈禧太后派先是误信伪造的洋人照会——“勒令太后归政”（即将权力归还光绪皇帝）——而贸然向联军宣战，招抚、驱使团民为之效命。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慈禧得知要她“归政”的传言不实，便在联军大举进攻面前转向，讨好洋人。北京陷落之后，她在逃跑的途中进而又下令“痛剿”义和团。义和团面对不断增派来华的联军十万大军和清官军的会剿，只得“官逼民反”，擎起“反清灭洋”的旗帜，继续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军的夹击中英勇作战，直到1902年才被完全镇压下去。

义和团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义和团所显示的中国民众的伟力，是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看到了这“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人民，“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正是在这种力量的威慑下，帝国主义宁愿维持一个形式上的民族政权作它们的傀儡和代理人。即用“以华制华”来替代瓜分领土的直接统治，使中国保持一个半殖民地性的半独立状态。因此，自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再度猖狂发动侵华战争以前，除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局部调整（如日俄战争和东北势力范围的一分为二）外，约30年间没有大的帝国主义军事入侵记录。阻止帝国主义的瓜分使中国避免沦为全殖民地，义和团功不可没。

不过，义和团运动虽然面对的是亘古未有的外来的新对手，但是其自身却是一个道地的传统型的农民起义，并不具有现代意识。他们张贴的揭帖提出要“扒铁路，把电（线）砍，然后毁掉大轮船”，具有明显的逆现代性，他们的迷信思想和盲目排外的做法显然也太落后于时代，曾受到从维新人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鲁迅直到晚年，仍然坚持认为义和团是对维新变法的“反动”。

义和团运动显示了农民的二重性：作为中国最庞大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它蕴藏着最大的左右历史的潜力；作为落后的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载体，它又是传统的缺乏现代意识的阶级。因此，改革者也就不能不同时既重视这个阶级的潜在的力量，又要善于启发、教育、引导农民运动，把它纳入社会革新的前进道路，这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艰苦的社会主体动力发动工程。

在八国联军直捣京师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又搬出求和的老谱，签订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中央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共9.82亿两，利息超过本金，再加上地方赔款2000万两，总计逾10亿两，史称“庚子赔款”。庚子前一年国家收入总共不过0.88亿两，这次赔款本息总计竟为当时中国政府年收入的11倍，人均2两多白银，中国的海关税和盐税等主要税收都被帝国主义指定专供偿还赔款之用。条约还规定允许外国在铁路沿线和使馆区驻军，而中国自己却要撤除京津间的炮台和天津周围的驻军。在宫廷斗争和对内镇压中善施淫威的慈禧太后，对洋人则完全服帖了，她下《罪己诏》，不是向国民谢罪，而是“念列邦之见谅”向洋人乞怜，并保证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为了协调它们的利益尤其是后来居上的美国的利益，在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时，美国再一次提出“门户开放”，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的格局下，求得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一种暂时的妥协。洋人正好乐得利用这个对内狠对外媚的卑怯的工具来进行殖民统治。这也是辛丑之后帝国主义暂停直接瓜分中国的又一原因。这一原因与民众潜力的威慑作用是相反而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