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破墙而出：清末民初广州西关地区景观的延续与变迁

程美宝

广州西关地区自清代以来的商业发展和景观变迁，是广州享有独口通商的地位后，洋行贸易驱动的结果。所谓“西关”，大体是指省城城墙外以西，北至第一津，南至沙面，西往泮塘方向逐步延伸的一个区域。正如帝国时期其他省城一样，广州城内的建设向为衙署主导，间以庙观及少数摊肆。城北为越秀山，城南临珠江，城东为旱地，多辟为教场，发展都有所局限，因而绝大部分的商业发展集中在城外西关这块水网交错、交通方便，又能堆填成陆、建筑楼房的地带。西关成陆是长年以来河滩自然冲积和人工堆填的结果，因此，西关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北而南、自东向西的延伸过程。

关于广州西关地区的情况，已故地理学家曾昭璇先生早就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研究。本章尝试在曾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近年陆续出版的中外文献与地图，对西关地区的发展做一较微观的描述。由于1918年之前，广州城由南海、番禺两县分治，县城与府城同时设在广州；两县分治之地均由督捕厅直接管辖，故两县县志均称这些地方为“捕属”。西关地属南海县，亦属“捕属”，由捕房而非巡检司管治。也因如此，历次编修的《南海县志》是本章依据的主要文献。巧合的是，清道光以降，南海出现了专攻天文地理的学者，使得《南海县志》附载的地图有异于许多同时期县志的地图。笔者在浏览各种地图的过程中，体会到不同时期西关地区的地图在细节上的异同，不纯是一个能否“精确”反映“真实”的“技术”问题。这些异同，往往提供了许多地图以外的信息，我们若能将之与中西文献和其他图像结合使用，对一个具体地区的空间的发展进程，当能达致更动态的认识。

半塘西关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谓：“广州郊西，自浮丘以至西场，自龙津桥以至蚬涌，周回廿余里，多是池塘，故其地名曰‘半塘’。”直到现在，“半塘”（泮塘）仍然是西关一个地名（更准确的说法应是“水名”）；“半塘”二字，也是对西关地势一个十分贴切的形容。据曾昭璇研究，西关平原处河湾冲积之地，随着沙泥淤积日多，长年以来，平地不断向西、向南推进；这块通过占积珠江河滩而成的新立坦地平原，地势较低，每逢大雨即淹水，部分街区低处标高更在珠江高潮面之下，潮涨便淹入内街。西关荔湾及半塘地区大片禾田、池塘、河涌，都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才填为陆地的。因此，谓西关“半塘”（一半是水塘），至今仍然名副其实。

曾昭璇有关西关地区珠江河岸线演变的研究，也提醒我们不能把西关地区蓬勃发展的历史推至太早。根据淤泥层和蚬壳层的深度、考古发现、文献和地图考察，曾昭璇认为西关地区珠江河岸大致经历了如下变迁。（1）六朝：西关沼泽地区开始成陆较多，“西来初地”即为公元526年的码头区；（2）隋：已见“杨仁里”地名，杨仁里位于西来初地以南，可见河岸线又进一步南移；（3）唐：三角市（花田）已达十八甫南江岸；（4）宋：江边以南海西庙为界，位于今文昌路；（5）明：十八甫大观河、下西关一带已大部分成陆，十六甫是明代街道，江岸当在此街之南；（6）清：据《广州城坊志》，清初时，宜民市是安插在泮塘、西村等地的“无业疍民”的贸易集场地。“番禺疍户约万人，遂择柳波涌以及泮塘、西村，准其结寮栖止。此辈网耕罟耨，不晓耕作，惟日售其篙橹以糊口。”可见仍到处是水面，但又有局部的陆地可做集市。据曾昭璇的研究，西关河岸边界在1647年位于回澜桥附近，至1777年左右南移至豆栏南，1846年则再南移至二马路北侧，到1856年，靖远街更南伸近长堤。从1900年出版的《粤东省城图》可见，原来十三行外的渡头、埠头和税馆所在，至20世纪初已向外延展成一条条的直街，与1861年填筑完成的沙面北岸成直角，形成一个十分齐整的景观。

神仙西关，园林西关

从上述地理知识出发，我们会较易明白为何在清代官修方志和民国年间黄佛颐编纂的《广州城坊志》中列举的许多据说可追溯至较早时期的寺观，都集中在第八甫以北地势较高或过去的海岸线也就是码头附近的地方。清顺治十二年（1655）落成的华林寺，据说是南北朝萧梁普通七年（526）达摩从西竺国泛海至粤城西南登岸所在，故名“西来初地”。不论此传说是否可信，公元5～6世纪时此处是海岸线当属无疑。位于华林寺附近的长寿庵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在旧顺母桥故址，可见本亦属津泽之地。据说始建于宋朝的西禅寺（明代一度改为方献夫祠，清初复建）位于龟峰（岗）, 顾名思义是隆起之地，道光《南海县志》附省城地图也以山形标之。明清不断改建，至道光《南海县志》标记为“浮丘寺”的所在，相传为“浮丘丈人得道之地”的浮丘山，万历《南海县志》谈到此处的地理状况时谓：“昔在水中，今去海已四里，惟余山顶高仅数尺。”据说创建于宋皇祐四年（1052）、重修于明天启二年（1622）的仁威庙，位于泮塘地区，但乾隆五十年（1785）重建时有碑曰：“泮塘地附郭，多陂塘，有鱼稻荷芰之利，无沮洳垫隘之苦。”如果至乾隆年间此地仍是多陂塘，在宋代时已成陆并有建置的可能性不大。

荔枝湾和泮塘一带半水半陆的沼泽地貌，倒是方便建置园林景致之地。万历《南海县志》说荔枝湾位于“城西七里。古图经云：广袤三十余里，南汉创昌华苑于其上，今皆民居，莫详其处”。泮塘则据说曾有一华林园，宋末犹存。近代西关地区最著名的园林是位于泮塘的海山仙馆，是以务盐致富、曾独力出资重建贡院考棚的商人潘仕成的产业。宣统《南海县志》说：“潘德舆仕成以鹾起家致巨富，有别业在泮塘曰海山仙馆……贵交往来，手牍如游，碑林目不暇给，四面池塘，芰荷纷敷，林木交错。”据说后来海山仙馆因潘氏盐务大不如前，用售卖抽奖券的方式变卖。宣统《南海县志》续说：

 

咸同以后，鹾务凋敝，主人籍没园馆，入官议价六千余金，期年无人承领，乃为之估票开投，每票一张，收洋银三员，共票二千余，凑银七千员，归官抵饷，官督开票，抽获头票者，以园馆归之。时有好事者，将“海山仙馆”四字，拆分为六字，曰：“每人出三官食”，隐与此事符合，然则命名之初，早已成谶，岂所谓事皆前定耶？

 

今天，这些园林虽皆烟飞迹灭，但1958年在这一带动工兴建荔湾湖公园时挖出数个人工湖，一方面解决西关地区的水患，另一方面为市民提供公共休憩的场所。因“半塘”而造就的园林西关，始终是此地的一大特色。

商业西关

官修方志和文人所撰志书、诗文笔下的西关，大多偏重于载录庙宇寺观、园林胜迹，对西关商业繁盛的景象，只是一笔带过，尽管这些庙宇和园林的主要赞助人，往往就是在西关起家的商人，但“商业”这个主题在传统的中国文类中，罕有详细描述。虽然西关是十三行及夷馆所在，夷馆地产多属洋商伍浩官和潘启官，街巷里有无数小杂货店、钱店、故衣（刺绣）店，让洋人兑换银钱及购买零星物品，但在大多数官修《南海县志》中，西关中西货物杂陈的商业景象并没有得到凸显，只归在传统方志“墟市”之中。

在官修县志的记载中，因十三行生意而变得大盛的下西关墟市情况直至道光《南海县志》才有所反映。万历《南海县志》中所列城内外的“市集”有“城内外有大市、西门市、撒金巷口市、新桥市、大观桥市、沙角尾市、半塘街市”; 此后崇祯（卷一，第12页）、康熙（卷二，第23页）、乾隆《南海县志》（卷二《建置志》）中列举的情况相同。道光《南海县志》记捕属新城外的墟市情况有较明显变化，在撒金巷口市、大观桥市、沙角尾市、半塘街市之外，新增了长寿庵墟、宜民市、青紫坊市、三摩地市、清平集市和十七甫市。同治《南海县志》的记载比较详细，但经历了鸦片战争后，对于这个地方的历史叙述颇有弦外之音。历次编修的《南海县志》“市集”或“墟市”篇，一般只列举墟市地点，但同治《南海县志》的“墟市”篇，却附了一段详细的说明：

 

捕属：十三行互市，天下大利也，而全粤赖之，中外之货，坋集天下，四大镇殆未如也。蛮楼轰起干云，油窗粉壁，青锁碧栏，竞街兼巷……乾嘉之间，其极盛者乎！乃咸丰丙辰，天夺其魄，尽毁于火，后移市河南鳌洲等处，营缮草创，瑰丽巍峨，迥不逮昔，盖各商乐居香港，独司事留耳。迨己未又言定移市中流沙，殆即拾翠洲，俗称沙面……乃欲如精卫填海，白鹅前导，香象未焚，沿岸各炮台余址，甃石尚多，尽徙而投之江，无过问者。复量沙畚土以实之，珠湄歌舫，迁泊谷埠，谓将恢宏图而复理故业也。费至二十余万，均由都门犒赏拨扣。昔之珠帘绣柱，烟波画船，玉箫金管，顿作衰草黄沙……又自北岸开冲起煤炭厂，迄油步头，各修石磡，并于石磡上筑直路至联兴街连接填平，俗称鬼基，乃八九年中始新建，楼观六七座，屹然如窣，堵波涌现楼台于佛界，颇极庄严……乃至聚优伶、诱博簺，黔驴之技，殆可知已。夫粤地狭民稠，力穑者罕，逐末之氓，十居六七，而市舶之利独巨，虽□恒货殖，与蕃商水火无交者，亦因市舶之丰歉为赢缩，倘仍旧观，则百物骈臻，商贾辐辏，而全粤又安矣。全粤又安，戎氛永靖，然未敢必也，且吴楚闽越，移市等处，亦未闻其珍藏盈物也。甕算之愚，古今一辙，殆卒两败俱伤耳。

 

鸦片战争和由此引发的广州入城问题让人犹有余悸，上述引文的表述小心翼翼，并非无因，但其传达的信息至少有两处值得我们注意，配合方志附载的《县治附省全图》阅读，尤有趣味。首先是沙面的建置问题。正如引文所说，沙面原为一片面对白鹅潭，名叫“拾翠洲”的沙洲。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后，租界制度推广，英国要求在沙面恢复十三行被烧洋馆，1859年7月经两广总督同意填筑沙面岛，在沙面北面挖出一条人工河，名曰“沙基涌”。所有堤岸用花岗石砌筑，围合成一小岛，岛内用沙砾石填充，建东、西二桥连接“沙基路”（即今天六二三路）。1861年9月《沙面租界条约》签订，沙面正式成为英法租界。但同治《南海县志》既没有提英法租界等事实，所附之《县治附省全图》也没有标明这片人工填筑之地是租界，反而刻意标上“西炮台、西宁台故址”——即使明知各炮台已“尽徙而投之江，无过问者”。这样的标图方式，明显表达着一定的惯性和“政治正确性”。

其次，经历了咸丰六年（1856）的大火后，十三行沿江边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上述引文谓“并于石磡上筑直路至联兴街连接填平，俗称鬼基”，当年中西贸易的盛况，只剩下一个“鬼”字让人回味。1900年的《粤东省城图》标记了联兴街所在，几条从十三行延伸的直路清晰可见。同治《南海县志》附图大体描画了这条变得平整的岸线，显示了新近的变化，绘画的方法和效果显然也比道光《南海县志》更接近“现实”，但其在西关地区标记的地名，主要集中在上西关，而且主要是明末清初已出现的地名和庙观，而商业繁盛的下西关部分，虽然画上虚线显示了一些街道，唯标记的地名既寥寥可数，又没有反映最新的商住情况，人文地理的信息量还不如道光《南海县志》的附图。

以现代地图绘制标准衡量，道光《南海县志》的《县治附省全图》只能算是一幅示意图，但其标记的街巷名却比同治和宣统《南海县志》密集得多。图中十三行新街前的几个很特别的图标，分明就是标记楼高两层的“夷馆”和洋人当时在沿岸所建却为一些中国官员不悦之栅栏。这些栅栏是码头的附属建筑，在当时以商馆为题的油画和水彩画中十分常见。道光十一年（1831），广东巡抚朱桂桢到洋行参观自鸣钟，看见洋行前的“鬼子码头”及其附属建筑，勃然大怒，勒令洋商伍崇曜督工将之拆毁。道光《南海县志》成书于1835年，编纂似乎未够敏感，还在地图上画上这个让官员大怒的栅栏，也许当时的政治局面还没有让本地官员和士大夫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又或许是栅栏拆除不久之后，外国商人又故态复萌，否则，为何在1835～1840年绘制的外销油画上，这些栅栏仍清晰可见？果真如此，则道光《南海县志》也不过是反映现实而已。无论如何，道光《南海县志》的《县治附省全图》中外国商馆与栅栏并存，让人隐约感觉到道光年间西关地区中西商贸一派乐观的气象。我们固然不能要求目的是标记县治所在的道光和同治《南海县志》附图，能像现代地图般给我们提供翔实的信息，但其标记地名的选择性或惯性，却值得我们思索地图绘制者在决定收入什么信息时所做的考虑。

前述同治《南海县志》的引文，也隐约透露了鸦片战争后广州西关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广州十三行的贸易显然因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和割让香港而今不如昔，但由十三行贸易带动的相关生意，显然使没有直接参与中外贸易者长期受益。方志编纂者也希望当年的盛况能够继续，因此说“倘仍旧观……而全粤又安矣”。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恰恰是这数个世纪以来的中外贸易带动的商业活动，使咸同以来的西关地区继续发达，否则也不会有经济基础去“聚优伶、诱博簺”。

有关下西关在同治年间更具体的商业情况，同治《南海县志》等官方文献有所欠奉，我们只能从文人的诗词或竹枝词的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商业氛围，而读书人又总是不忘对所谓的奢华之风加上几分贬抑。幸好，英国圣公会香港会吏长、曾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牧师（Consular Chaplain）的John Henry Gray（1823-1890）, 1875年在香港出版了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漫步广州》）一书，对广州省城各区的街巷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更详细地记录了位于西关地区的商号和售卖货品的种类。为方便浏览，兹按其在西关的游览路线及沿途所见商铺情况列表如下（该书插有中文铅字，下表街道和商号的中文名称，除特别说明外，皆出自该书）。

表1所列街名，大部分可在1900年的《粤东省城图》中找到，据此及书中其他的内容可知Gray行走西关的路线是由南往北再折返南，经太平门入城。他描述的许多货品或商号，有不少明显是“十三行市舶之利”的延续。这里除了有满足本地人日常需要和商人的奢侈消费如燕窝等物品外，还售卖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品，包括英国的五金器具、曼彻斯特的货品（估计是工业纺织品）、孟买的棉布，以及相信是来自印度的鸦片。种类繁多的工艺品，包括瓷器、玻璃画、扇画、珍珠贝母装饰，尤其是蓪草画，应该有不少是以洋人为对象的。其中一种冒充玉鈪的玻璃手鈪，作者更说明其买家包括巴斯人和穆斯林商人，他们将之分别转到孟买及加尔各答，卖给印度女性。此外，“永盛绣巾铺”注明“番名义兴Ehing”，“义经绣巾铺”的英文名字则注明是“Eking”，“Ehing”和“Eking”这类英文商号，都是鸦片战争前售卖外销货品的广州商店习惯使用的。由此可见，尽管鸦片战争后广东十三行顿然衰落，但中外贸易所奠定的商业基础在同治以至民国年间仍一定程度上延续着。

玩乐西关，房产西关

广州平康之地本集中于沙面。“省城西关外十三行之上曰沙面，妓船鳞集以千数，有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之目，其船用板排钉，连环成路如平地。”咸丰年间（1858）避乱佛山的倪鸿记曰：“广州妓馆，以珠江为优；珠江数处，以沙面为最。沙面在城西南江中起一沙州，妓女以板筑屋，其名曰寮。咸丰丙辰（1856）六月忽遭回禄，焚烧殆尽，南海令华樵云（廷杰）禁止不许重建。”这场大火，使一个多世纪以来江边外国商馆林立的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加上英法租界的建立，原来位于该处河面的歌舞平康之所向东移往谷埠，而沙面以北的陈塘以及附近的水面，至迟在民国初年亦妓馆林立。1919年出版的《广州指南》曰：“准设妓宴之酒楼有两处，一在东堤，一在西关陈塘”；“水面妓艇有三处，一在东堤沙面，一在米埠与沙面间之河面，俗名鬼棚尾”。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

时至清末，另一种在西关呼之欲出的新式娱乐场所是戏院。光绪年间，有商人思量在广州城外择地兴建戏院。光绪三年（1877），位于沙面租界的美国旗昌洋行向南海县丞提出在十三行新填地开设戏馆的建议，但不获官府允许，最后不了了之。当时的南海县丞认为，上海、香港容许设戏馆，是因为那里“地已归外国”，与广州不能同日而语，且该新填地毗邻西关，而西关又“烂匪最多”，即使有领票验票制度，秩序亦难控制。

十年之后，约1889～1890年，某商人向官府申请批准其在城外西南两关偏远处所购地段建设戏院，得到的答复是“多宝桥外河边地段，东西水绕，南北津道，一带偏隅，四围阔辽，余地尤多。就此建设，无居民比栉、行人拥塞之碍”。多宝桥位于西关，该商人乃分别在西关和南关建立戏园，每园每年报效海防经费银一万二千元。由此，“戏班眷属多住在黄沙、恩宁一带”, 恩宁路是今天八和会馆的所在，附近一带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住有不少戏班中人，可见这种清末形成的格局的延续性。

清末以来“西关”一直往西延伸跟商人购地建房大有关系。据前引曾昭璇研究，西关的宝华区一带自同治、光绪年间已发展为住宅区，有街有市。至清末，泮塘、南岸附近一带的沼泽地越来越多被填为陆地，商人在其上发展房地产，很快便有人购买或租住，并且沿用乡村“约”的方式建立街区组织。据《申报》报道，至1897年，“西关新建房屋以逢源众约为首屈一指，该街房屋无论大小一律整齐，大壮观瞻”。宣统《南海县志》谓：“太平门外率称西关，同光之间，绅富初辟新宝华坊等街，已极西关之西，其地距泮塘、南岸等乡尚隔数里。光绪中叶，绅富相率购地建屋，数十年来，甲第云连，鱼鳞节比，菱塘莲渚，悉作民居，直与泮塘等处，壤地相接，仅隔一水，生齿日增，可谓盛已。”广州笼统称为西关大屋的各式民宅，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陆续发展起来的。今天年届八十的“老广州”，谈起“贵族住的地方”，还有“河南岐兴里，河北宝华坊”的记忆。

对于光绪年间西关地区的发展情况，宣统《南海县志》是有所反映的。首先，“墟市”的焦点已从同治《南海县志》中详论的十三行，延伸到新兴的住宅地带，包括“宝华市（十五甫），逢源市（逢源街），多宝市（多宝大街）”。其次，配合新政措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立的广东巡警总局，在老城和新城分别只设两个分局，在人口稠密、范围已越来越大的西关地区，则设了12个分局之多，兹列表如下（见表2）。

因为巡警局须查户口、钉门牌，对各警区的街道数目和具体的街道乡里名称，有非常具体的掌握，兹据宣统《南海县志》列表各区街道和门牌的数目如下，以示当时街道之密集（见表3）。

警区的设立和钉门牌制度是宣统《南海县志》《舆地略·捕属》一节能够用数十页的篇幅详细列举近两千条街道的原因。新城以南长堤一带，本来也是清末发展得相当蓬勃的地方，但县志说明：“长堤一带，近日纷纷建筑房铺，未编门牌，暂从缺。”可见，县志的编纂者也意识到新编县志未能反映最新的情况。

有趣的是，宣统《南海县志》的编纂者尽管在文字方面很注意按最新的情况更新，但在舆图方面却似乎有意地“停滞不前”。宣统《南海县志》采用的地图，绝大部分是沿用同治《南海县志》的。编纂者就此做法解释说：

 

按本邑所属各图前为邹徵君伯奇所绘，界线明晰，雠校精美，此次重修，未便再行更易，只将旧本摹印，间有村落地名讹误遗漏者，按照采访册订正之、添补之，并增入京师新旧会馆暨附属公产地段图、学宫附设邑小学堂图、城西本邑中学堂图，及粤汉铁路干线图、三省铁路支线图，以昭完备。

 

上述“粤汉铁路干线图”和“南海属三省铁路支线图”，均附有十万分之一比例尺和方向标，后者并附凡例。绘制者招贺慈，是广东陆军测绘学堂优等毕业优贡生，受过西方绘图训练。在其绘制的“南海属三省铁路支线图”中，沙面就标曰“沙面”，没有再标上“西宁、西炮台故址”。

然而，编纂者就沿用旧图所做的解释，谓“本邑所属各图前为邹徵君伯奇所绘”，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据同治《南海县志》，在设局修志之初，的确是想延请本地著名学者邹伯奇负责绘制地图。邹伯奇（1819～1869）是广东地位最高的学术机构学海堂的学长，也是当时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在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期间被延请开局绘广东地图，积极购买“番字沿海之图”“番字行海洋历”，以及其他所需绘图器具，但后来因“工料无资”而无法成事。大抵当时年事已高或体力不济，邹伯奇婉拒了南海志局的邀请，谓“绘地之法，较算天尤难，算天可安坐而推，绘地必举足亲历，我深明其法，而不能身任其劳”。于是他推荐了能够运用他的方法的几个本地文人，包括邹琎（监生）、罗照沧（监生）和孔继藩（生员）负责此事。邹、罗等人先造了一把配备指南针的“指南分率尺”，在1867～1871年，登山涉水，测绘量度，至图成之时，邹伯奇已去世，于是他们把有关方法详细记载在同治《南海县志》中，还附了该把“指南分率尺”的图样。在刊刻同治《南海县志》的同时，更鉴于“志书篇幅短狭，总图势不能详”，而将《南海县全图》的总图完整地刻印在一张约142厘米× 76厘米的大纸上，表扬“邹特夫徵君高弟子”邹、罗二人之功。30年后编纂的宣统《南海县志》，没有重印同治《南海县志》的相关说明和标尺，却只留下一个传说——说地图是邹伯奇所绘，明显是因为邹在广东的学术地位；明知西关情况已大不相同，却仍沿用旧图，为的也是要标榜地方上引以为傲的知识传统。

社会西关

至晚清新政时期，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和与之配合的地方咨议会选举，促成大批商人赞助的社团在省城和珠三角较大的城镇中出现；在广州，不少这类社团就位于西关。1910年出版的《全粤社会实录初编》记录了作者邓雨生所知的当时广东各种社团（时称“社会”，取societies之义）的概况。据此，可知位于西关地区的社团情况（见表4）。

表4所列各机构的办公或聚会地点大多位于西关，就连《全粤社会实录初编》的寄售处，也一无例外地位于西关。省港善堂商会行商平粜公所临时借用的爱育善堂的情况，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房产和资金的来源。宣统《南海县志》曰：“爱育善堂：在城西十七甫，同治十年邑中绅富钟觐平陈次壬等倡建，堂地为潘观察仕成故宅。时仕成以盐务案被封产业，钟觐平等与钟运司谦钧商榷，备价三万八千四百余两，承该屋业为建堂地。”有些机构的所谓地址如华林寺，应该只是临时聚会的地点。

当绅商与官府合作时，这些慈善团体可“助长行政”，“而其人民所怀抱之目的，与政府所怀抱之目的，习焉同化”。然而，当彼此的利益相左时，这些团体便变脸成为与官府抗衡的“社会”。1905年拒美禁华工新约暨禁用美货运动，以及由于广东绅商与地方官员在收回铁路后商办抑或官办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引发，由包括爱育在内的九大善堂和七十二行商会组织的1905～1906年的粤路风潮，集会和动员地点都主要在西关。在粤路风潮中跟两广总督岑春煊对着干的绅士黎国廉被官府押捕之时，正在其西关兴贤坊的寓所睡觉。粤路风潮中的积极分子在筹办戒烟运动巡游时，会所设在华林寺。宣统二年（1910）南海县属城治议事会董事会成立，也是假华林寺为会所。这一系列由集中在西关地区的绅商机构发动的事件和积极的参政活动，是辛亥革命爆发时广东宣布“独立”的铺垫。有关晚清广东商人所发挥的政治力量与清末政治及社会发展的关系，Edward Rhoads和钱曾瑗已有相当细致的研究。钱氏更是较早对《全粤社会实录初编》善加利用的研究者，本章就不在此问题上拾人牙慧，而只是突出西关地区因绅商云集而成为晚清政治动员中心的这个方面。

余论

民国肇始，广州的市政规划逐步走向现代化，“拆城墙，建马路”很快便被提上议程。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结束了广州分属番禺、南海的历史，11月起开始大规模的拆建工程。陈晶晶指出，在这个拆城墙、建马路的过程中，赞成者为城内的人，反对者则是城外西关和长堤的业主，因为城外的地价一向比城内高数倍至十数倍，一旦拆城，城内地皮价格上升，势必影响到西关和南关的地价。1922年，城墙基本上全部拆清，城内城外连成一片。城墙拆毁后留下的空地，也形成了第一期新辟的马路的基础。笔者一时没有更多的资料去证明拆墙建路之后是否形成城内外的地皮价格此起彼落之势，至少就1928年的情况而言，西关仍然是“本市最冲要之区，商场云集，交通频繁”，也有“亟应开辟马路”的需要。估计其商业地位在抗战前夕至少与城内逐渐发展起来的商业街区仍然是旗鼓相当的。

就长时段而言，商人不断“破墙而出”是官府不断建墙企图包围商业活动的过程的一体两面。自唐宋以来，以外国商人聚居的蕃坊为中心的广州城西，已形成一大片繁华的商业区，其后以这片商业区为基础修筑起来的“西城”，是宋代广州三城中最大的一个；从南宋开始，广州的商业中心逐渐南移，在城南濠泮街一带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后来又被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筑建的“新城”包围。官方的诸多规定和限制，使经商者不断寻求突破，至明末清初，“新城”一带开始衰落，加速了西关的发展。西关发展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已经不是官府建墙可以框限的。晚清的政治发展，更使西关一时成为绅商与官府抗衡的集中点。与此相反，到了民国时期，新兴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城市发展理念，把帝国时期的城墙几乎完全拆毁，将城墙内外的商业区完全打通，原来城内的商业区域得以大肆发展。时至今日，原来位于城内的今天北京路的中心位置难以取代，原来位于城外的西关一带反而经过历次改造逐渐只剩下“上下九”被发展成“步行街”，许多横街小巷亦被冷落而显得大为失色；各色“西关大屋”也随着新的房地产发展而被拆毁无数。由行政力量主导的“破墙”，最终却筑起了一堵无形的墙，把旧的商业力量围困，将“西关”的内涵抽空。“西关”作为一个“概念”，不只在一代又一代的本地人心中扎根，近年还成为许多广州政治和商业宣传的“元素”，只是这些“概念”和“元素”的物质基础已成残砖败瓦，无复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