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及数据方法

一 研究背景

传统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人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村庄的生活曾经是封闭、集中且较为平静的。在这里，各类传统与惯习为群体内成员提供了日常所需的指引。人们的交往通常建立在面对面的基础上。地缘、血缘等因素互相交织，逐渐构成了同区域内较为固定的生活习惯、交往途径以及社会关系网络。

近现代阶段，工业化的推进以及城市化的发展逐渐引发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人口的流动亦与之交织在一起。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殖民力量的渗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农村的离心效应凸显，城乡之间的区隔在一定程度上被打开；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局初定，在以农为本、发展工业的格局下，从最初一系列城乡户口登记制的制定，到1958年1月9日我国第一个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通过，以户籍分割为特征，城乡之间再次呈现二元隔离的状态。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基于市场经济以及城镇化发展的进一步需要，有关流动人口的政策又逐步呈现由紧到松、由排斥到接纳、由无序到渐进规范的趋势。

根据我国流动人口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将1979年之后流动人口政策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控制流动阶段（1979～1983年），这一阶段流动人口的政策在于维持现有的户籍制度，提出就地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让农村户籍人口不得随意流动并进入城市；二是允许流动阶段（1984～1988年），这一阶段人口流动政策开始松动，允许部分农民工在维持原有户籍身份的前提下进城务工；三是再次紧缩流动政策阶段（1988～1991年），这个时期城市中企业改制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工人，同时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城市就业压力陡增，流动人口政策再次紧缩；四是宏观调控流动阶段（1992～2000年），这一阶段政策主旨是鼓励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五是积极引导流动和接纳阶段（2000年至今），对农村户籍人口的务工开始采取积极引导的政策，城市开始以接纳的态度对待农村户籍人口的进入，并逐步引导其向市民化的道路发展。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一提法将流动人口政策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度。

一边是逐渐松动的政策，一边是在乡村积聚已久的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这股“推拉”力量作用下，大量农村人口快速流入城市，构成省内、省际人口流动的绝对主力。正所谓蓄之愈久，其发必速，“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三普’、‘四普’和 ‘五普’的我国大陆地区省际流动人口总量分别为0.0657亿、0.2125亿和1.2亿。而 ‘六普’所处的2010年，省际流动人口数量更是达到了2.2亿，与 ‘五普’相比增长了82.9%”。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2004年出版的《世界城市化展望》中对中国未来城镇人口进行了预测，根据其预测，2020年中国总人口预计将达到14.3亿人，其中7.66亿为城镇人口，6.64亿为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3.6%。

汹涌的民工潮成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呈现的奇景，其从一开始就隐寓着社会变迁的历史意蕴：既参与社会变迁，又承担变迁的后果。由于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出现，社会原有的“二元结构”已无法赋予他们明确的身份定位。身份边缘的模糊与交织构成了民工群体认知的迷思，伴随而来的是茫然、痛苦与安全感的缺失。

诚然，若把城市化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参考指数来考量我国近年来的发展建设，或许能得到很多令人欢欣鼓舞的数字，但发展的代价永远是由人类群体来付出与承受的，流动人口，尤其是本身正经历着关键的发展、形塑的流动二代，他们身上的承受之重，需要抛开现代化的华丽外壳去近身感知与把握。

1．进城务工者迁移模式的结构性变迁使流动儿童规模膨胀，且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延长

昨天，有人要问我是谁/我总不愿回答/因为我怕/我怕被城里的孩子笑话/他们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一路鸣着喇叭/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一路都不说话/埋头蹬着板车裤腿沾满泥巴……

2007年央视春晚上最让人动容的节目当数诗朗诵《心里话》，当一群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流动儿童用稚嫩的童声轻轻吟诵《心里话》，追问“我是谁”时，他们及其父母的生存现状真实地呈现在亿万电视受众面前。

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经济条件的改善，连同众多复杂的农村与城市推拉力量的共同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单身迁移”转向“举家迁移”，由“临时的循环迁移”转向“事实”或“合法的永久性迁移”。流动人口的“家庭化”倾向催生了流动儿童这一新的社会群体。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在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举家在外务工的劳动力人数达2430万人，其中随父母进入城市的6～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约有643万人。苏杨、肖周燕、尹德挺在《中国流动人口管理报告》中提到，2005年，全国14周岁及以下的流动儿童规模达到1833万人。2013年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国内流动儿童数量正大幅度增长，规模为3581万人。多数流动儿童属于长期流动，平均流动时间为3.74年。此外，大龄流动儿童增速最快，规模已达1128万人，比2005年增加429万人，增幅为61.43%”。

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具体探讨流动儿童在迁入地的平均滞留时间，但学者周皓曾从流动儿童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以及在迁入地出生的流动儿童的状况这两个方面综合考察并提出，“在流动儿童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儿童在迁/流入地居住的时间也随着其父母（流动人口）居住时间的延长而延长”。流动儿童在户口登记地以外地区的流动并不像人们假设的那样是暂时的，而是一种长期流动。在这种新的人口迁移结构性变化趋势下，流动儿童问题在有关农民工的问题谱系中开始不断凸显出来。

在当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语境下关注农民工问题，我们不仅要着眼于其当下的生存状况，更应该关注他们的明天——农民工二代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变迁是否导致了家庭和代际变迁？”或者“这种变迁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还应包括“这些变迁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在此刻尚是儿童的男性与女性，其未来的生涯与当下社会变迁的联系何在？”等问题。笔者选择了一种追踪社会变迁对生命历程的影响的研究取向。这种研究取向的基本要点可从托马斯的经典著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与F．兹纳涅茨基合著）中管窥一二。托马斯将他的分析目光集中于社会结构和人格之间的关系上，为研究个人与环境之间的断裂或不协调之处确立了令人信服的案例。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G. H．埃尔德非常推崇托马斯对于“生活经历”这一发展性概念（developmental concept）的重视，并对托马斯对于生活记录和生活史的运用表示赞赏。G. H．埃尔德曾以加利福尼亚大学奥克兰个人成长研究机构的档案数据为支撑，以“大萧条的孩子们”为主题，考察了大萧条前出生者家庭生活的变迁及其后果。该项目从1931年启动，到二战时期，战后的40～50年代，再到60年代，一直追踪研究加州奥克兰的“大萧条的孩子们”，并根据“经济受损”“危机或困境”“适应性”“关联和出生组”这几个概念来进行比较。这项研究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与有关个人经历、取向和行为的详尽的纵向研究数据结合起来，证明了大萧条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贯穿于其整个生命历程。他以如此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为导向，坚持几十年的精耕细作，让人在心生敬意的同时，不禁心向往之。这也催生了本研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动态考量流动儿童现实处境的想法。从历史的语境、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来记录生命的历程，跟踪展示其认知、社交的状态，方能得到最为扎实的理论积累与响亮的现实回应。

2．流动儿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间遭遇的“移民困境”，不仅是流动儿童的问题或者流动人口的问题，更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与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沃思曾把“人口异质性”列为“城市性状态”重要变量之一。高度的社会流动是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接纳能力和流动人口自身融入所处环境的能力大小不仅是衡量现代社会对外来事物是否开放的标准，而且是一个城市发展潜能的体现。

双重文化的适应或整合往往被看作移民心理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城市新移民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同时从两种文化中获得资源。有学者将那些能够有效地将“留在移民团体”和“进入主流社会”整合在一起的青年称为二元文化人。但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要达到二元文化的天然融合极其不易，移民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即移民在迁入后一般会有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等生存状态。

在流动儿童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该群体与迁入地的人与社会的接触、认同与融合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儿童的移民文化身份通常具有“混杂性”特征：一方面是为了现实生存对迁入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潜意识中对迁出地文化的记忆和保留、对迁入地文化的抗拒等，甚至始终处于二者相互矛盾的“中间状态”。对身处流动迁徙中的儿童来说，如缺乏有效的指涉架构作为行为指导，就会产生不安全感、无肯定感等不良情绪。

2005年，广州市教委对城区10所中小学校共计1200名流动儿童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流动儿童在广州居住已超过5年，近三成出生在广州，但仍然有33.1%的孩子常常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有20.9%的孩子对自己外地人的身份存有自卑感，患有“城市畏惧症”。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城市生活适应性”课题组对北京市13所学校的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3.7%的流动儿童感到北京人对外来打工人员不友好，40.0%的流动儿童感到北京人歧视外来打工人员。2012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儿童慈善需求研究报告》指出，全国14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的数量达到1833万人，有三成的流动儿童曾感到压抑和被歧视。

上述调查数字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城市移民并不会与原有社区天然融合，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其中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处于青春期的流动儿童，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对于作为“边缘人二代”的该群体而言，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自身感知的落差，带来的不仅仅是畏惧心理，更容易形成自闭心理、仇恨心理等。随着这些流动儿童的成长，种种不健康的心理还可能发生特定的“变异”，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发展格局。

移民二代的社会化困境这一命题不禁让人联想到2005年法国移民聚居区发生的移民后代骚乱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引入了大量移民，并为他们建造了廉租房和廉价房，移民聚居区形成了一个个与主流社会隔离的小社会。人口密度大，移民众多，失业率高，使这些地区逐渐成为贫困、犯罪、吸毒、“被遗忘者”与“被损害者”的代名词。在政府提供的公共移民住宅区内，15岁至25岁青年的失业率高达40%。2005年，移民区的两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在变电站遭到电击死亡。之后，该地区数以百计的青少年焚烧汽车、垃圾桶，打砸店铺，并与警方发生冲突。这次骚乱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这些出生于法国、成长于法国的年轻“法国人”认为自己没有被当成法国人，没有得到作为法国人理应得到的教育、就业等各种机会，甚至没有作为法国人的身份。这次骚乱可以看作法国移民融合问题的一次显性爆发。这一事件对我们处理当下国内流动儿童与社会关系问题具有警示意义。

总的来看，流动儿童面对的真正困境是因文化差异和缺乏平等机会而形成的弱势效应。他们随父母来到城市，部分脱离了原有的社会角色、支援系统和社会网络，此时重新界定自我角色，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完成阶段性的社会化进程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如何加快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进程，使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真正融入社会之中，是个亟待解决的社会议题。而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对该问题进行解读与分析或许将为我们提供一条有效的路径。

3．探究流动儿童的媒介使用情况以及媒介在流动儿童社会融合过程中的角色担当成为当务之急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过程本身也是这些儿童的一个早期社会化发展的过程。流动儿童是儿童中的一个亚群体，尽管其生存环境存在特异性，但其发展仍遵循一般儿童的发展规律。随着认知发展理论的兴起，儿童发展理论在其研究路径上经历了由单向决定论向交互决定论的转变。从交互决定论的角度来看，个体的发展是其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人会不断成长并积极主动地对环境进行试探，然后自我调适以达到适应的状态，其间，环境的特性也是不断变化的，个体与其所处环境形成一个总体系统共同作用于儿童的发展。当下，流动儿童所处现实环境主要由学校、家庭、同伴群体构成。除此以外，还有一重看不见的“拟态环境”同样弥漫在他们的周围，近乎全程地介入他们的社会化进程。这就是由传统的大众媒介以及赛博空间所搭建的环境。

当流动儿童行走在城乡边缘时，社会构型的场域落差对其在城市生活中所经历的社会融合造成了多重影响，而其中大众传播网络架构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个人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习惯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参与了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塑造。在媒介接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农民工子女媒介素养研究”课题组曾于2008年发布了调研报告《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媒介素养差异比较》。调查得出，当被问到业余时间做什么时，大多数孩子的第一反应都是“看电视”。每周上网达到3次以上的流动儿童占18.1%，而每次上网时间超过4个小时的流动儿童占到15.9%。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亦显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以及各类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推出，网络在青少年社会化中的卷入度越来越高。

大众媒介对于流动儿童社会化的意义首先是通过电视、书籍、报纸、网络等媒介内容的表现，为儿童提供了一幅现实生活的图画，帮助儿童构筑一个“现实”和“完整”的世界；其次，大众媒介为儿童提供了一种社会规范或规则，儿童从中观察、感受和学习到共同信仰、传统生活方式、语言、道德生活规则等，从而明确了社会规范、角色和等级的利害关系，理解了自己的地位和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儿童逐渐建立了关于现实世界的概念和信仰；最后，大众媒介传播，尤其是新媒体，拓展了儿童的交往渠道以及交往经验，尽管其中部分经验最初只存在于虚拟之中，但其最终有可能影响儿童的现实行为。

把握流动儿童对媒介信息的接触、认知特征，将其与城市儿童的状态加以比较，从拟合与差异中来解读流动儿童的群体特征、传播网络特性等问题，这将为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政策制定、社会干预等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 相关文献综述

1．主要概念界定

（1）流动儿童

关于“流动儿童”这一由社会变迁而衍生出的新群体，目前尚无完备、统一的定义，国内被引用较多的界定方式为以下几种。

①“所谓流动儿童即城市流动人员的子女、打工者的 ‘第二代’。”

②“所谓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子女，它与父母进城务工就业而将子女留在家乡的 ‘留守儿童’相对应。”

③“所谓 ‘流动儿童’，是指那些在家乡或者在父母打工的城市出生，不具有所在地城市户口，而被留在父母打工的城市生活、学习的农民工子女，是与那些因父母进城务工就业而被留在家乡的所谓 ‘留守儿童’相对应而言的。”

④“流动儿童少年是指6至14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

随着“流动儿童”的研究逐渐增多，人们试图在各种定义中寻求共识。综合各种概念的诠释以及对客观现实的观照，可以看到，国内有关“流动儿童”的定义大致落在这样一个界定范围内：在家乡或者在父母打工的城市出生，不具有所在地城市户口，而被留在父母打工的城市生活、学习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属于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年龄在6周岁至14周岁之间，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

截至2013年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文献研究中，除“流动儿童”这一称谓外，“外地民工子弟”“流动儿童少年”“打工族子女”“进城农民工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流动人口子女”“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子女”“流动民工子女”“农民工城居子女”“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等名称都曾被用来指代这一群体。但“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子女”“打工族子女”这些说法的指代都略显宽泛或模糊，或是没能把随父母迁徙至城市的“流动儿童”与身处老家的“留守儿童”加以区别，或是将“二代民工”与“民工二代”的概念未加区分地加以应用；而“外地民工子弟”“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流动民工子女”“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农民工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流动儿童少年”“农民工城居子女”等说法在学者研究中被采用的频率不高（如图1－1所示）。因此，在本书中仍将以“流动儿童”的称谓来统称这一群体。

（2）社会融合

“大多数移民在家乡是农民。在他们那个小而封闭的村庄，生活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固定而平静的。习惯和传统提供了日常生活应急所需的一切。行为建立在面对面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谈话和邻里间的闲话。……而这里（城市）人们关系疏远，缺乏传统，人口流动快，所有事情都在变动之中。”外来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适应环境的动态变迁，实现与城市社会生活整合，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

在社会学语境中，人们通常以“社会适应”或“社会整合”这两个概念来讨论流动人口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但逐渐有学者质疑，这两个概念，前者难免线性论与单向论的思维，后者难免宏大叙事的理论倾向。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式的关系，城市以其特有的架构维持着相应的行为指涉，流动儿童则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在城市空间中存在并发展，并为城市的建构增添新的内容。流动儿童不是单向、被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城市也不是简单地排拒或接纳，双方都在不断调整各自的行为与观念。若使用“社会适应”的说法，容易忽视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成员这两个能动主体的主体间性。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规定的行动者。

“社会整合”的概念对应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在功能主义的发展中，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功能学说颇具代表性。帕森斯曾在研究中努力回应一个问题：社会系统是怎样解决自身的整合问题的？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帕森斯定义了人格系统整合到社会系统的两种机制：一为社会化机制；二为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化机制是将文化模式（价值观、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内化到人格系统，从而制约其需求结构。通过这个过程，行动者愿意把动机的能量施加于角色中（因而愿意信守规范），并给予角色必需的互动技能和其他技能。社会控制机制则涉及地位－角色在社会系统中被组织起来以减少紧张和越轨的方式，包括许多特定的控制机制，如制度化、仪式活动、安全阀结构、再整合结构等。

“社会整合”在功能框架下主要指的是社会组织运用各种方式以及手段来促进社会一体化的进程，这与“社会适应”中的个体单向、线性的努力形成了互补，有助于理解社会成员与社会系统间的主体间互动。但亦有学者对“社会整合”背后宏大话语的理论倾向做出批评，如赖特·米尔斯认为“整个系统性的东西并没有被用于更准确完整地表述有重要性的（可为人们认识到的）新问题。它并不是出于如下需要而发展，即飞到高处片刻来更清楚地观察社会世界中的某个东西，以解决某个问题——这个问题可根据历史现实得到陈述，在这一历史现实中，人与制度有他（它）们具体的存在”; “宏大理论家实际上是在构造一个概念王国，这个概念王国排除了人类社会的许多结构性方面，排除了被人们长期以来正确认识为理解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

国内长期专注于流动儿童研究的社会学者王毅杰提出，由于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具有双向互动性以及分层性的特征，用“社会融合”一词来表达流动儿童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既可以克服“社会适应”视角下线性、单向理解的矛盾，又不至于失之“社会整合”类的宏大趋向。

1921年，帕克和伯格斯对“社会融合”的概念做出了界定，在他们看来融合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群体逐渐形成对其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通过共享（不同群体）经历和历史，各个群体最终融汇到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就帕克而言，“社会融合”是将少数族裔带入美国主流社会生活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是种族关系的最后一个阶段。帕克对于种族关系的发展周期做出了接触、竞争、适应、融合这四个环节的划分：首先，迁移使得移民和迁入地社会的居民发生近距离的接触；然后，各种力量的矛盾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中凸显并激化，竞争随之发生；接下来，随着力量的此消彼长，种族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的调适期，此时，外部宏观社会架构作用于关系的平衡之上，各种族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及各自对于种族关系的共识逐渐成形；但最后，种族间的个人联系有可能突破既有框架的限制，促使种族关系进入融合的阶段。

帕克之后的学者大多强调社会融合中互动、多维、动态的成分。施科瓦兹维勒（Schwarzweller）提出，“社会融合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的内聚性，表征的是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程度和认同程度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佩里（Perry）把“社会融合”解释为一个多维度的、动态的和结构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是融合的整体驱动力量和状态，中观层面是指城市的反映，微观层面指的是个体生活在社会整合中的效率和效果。斯科特（Scott）从情感融合和行为融合两个方面来具体阐释社会融合，指出社会融合包含情感、行为两个维度，情感融合包括个体在组织内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及其实现；而行为融合则强调人际交往频率和强度。

学界对于“社会融合”的界定多由社会系统及行动个体的动态互动入手，而政界的解读则透露了更强烈的实用主义立场。欧盟在2003年的一份联合报告中，从决策层面对“社会融合”做出了更类似对策式的界定：“社会融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被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并享受正常的生活，以及在他们居住的社会被认为应该享受的正常社会福利。社会融合要确保他们有更多的参与生活和获得基本权利的决策机会。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较为具体的移民社会融合路径：“移徙的成功在于移徙者和东道社会的相互适应。为了完成这一适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尽早促进移徙者在居留的目的地国融入当地社会，符合移徙者和东道社会的最大利益。融入社会的基石是平等待遇和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融入社会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有能力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准入劳工市场和就业、熟悉风俗习惯、接受东道社会的社会价值、有可能与直系亲属相伴或团聚和有可能入籍。”

国外学者在谈及社会融合时，多是以种族关系为前提展开。国内学者则倾向于结合中国国情特色，从城市外来新移民的角度，从城乡分隔中解读“社会融合”的含义。王桂新、王利民提出，“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以及户籍制度的影响，数量巨大的城市外来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上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职业从农业到非农的转变，但是身份上还是农民，存在难以融入城市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困难。因此对中国城市化程度的衡量，既要考虑数量，也要考虑质量，更不能忽视数量巨大的城市流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只有把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作为城市化率衡量指标的有效补充，才能更为准确地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但国内外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及论证之间亦存在相通性，正如张文宏、雷开春所言，“社会融合的概念是作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学关怀而提出的，无论是对那些远走异国的国际移民来说，还是对我国特有的社会底层劳动力流动大军和有制度保障的政策移民而言，相对于本地居民，他们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任远、邬民乐是国内学者中较早对“社会融合”做出界定的两位，他们给出的“社会融合”的定义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任远在2010年与乔楠合著的《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一文中，将“社会融合”进一步具化为“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对城市未来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相互作用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

北京人口研究所的学者嘎日达和黄匡时在对“社会融合”概念进行归纳的时候，指出有关融合的下列观点得到更多社会融合研究者的赞同：①融入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它是一个对现状一直进行挑战的动态过程；②社会融合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③没有人可以通过强制力量达到社会融合，社会融合不仅是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主观性的融入；④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合、社会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以及心理融合；⑤社会融合是多层面的，既有全国范围的社会融合和城市范围的社会融合，又有跨国家的区域社会融合；既有宏观层面的社会融合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融合，也有微观层面的社会融合。

综合前人对于“社会融合”概念的诠释，可以得出：“社会融合”是基于社会学关怀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抑或不同文化之间互动、适应的过程，其表征的是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程度、认同程度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概念的具体表述各有侧重，但他们在“社会融合”的界定中都颇为一致地强调了融合的互动性、多维性、动态性以及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实践可能。这样的理解免去了“社会适应”之单向效应以及“社会整合”之宏大话语的嫌疑。故本书将使用“社会融合”的概念，来对流动儿童这一移民二代的状况做出具体的解读。

2．流动儿童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研究者对“流动儿童”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近20年的研究中累积了不少成果。本书尝试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其他相关著作的考察，来把握前人研究的脉络。

正如前文所述，在现有文献资料中，除“流动儿童”这一称谓外，“流动儿童少年”“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农民工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农民工子女”“流动民工子女”“农民工城居子女”“外地民工子弟”“打工族子女”“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等名称都曾被用来指代这一群体。因此，本研究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截至2013年底）“高级检索”之下的“篇名检索”一栏中分别用上述语词进行了多次文献搜索（利用“高级检索”中的“篇名”来进行检索是为了避免利用“主题”或“关键词”等方法检索造成的结果间的重复性累加）。最终检索得到相关文章5619篇，其年度分布如图1－2所示。

由上述研究篇数的年度分布可见，有关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的理论探讨逐年增加，且近期较为集中。从具体文献来看，1994年之前，有关“流动儿童”的学术文章很少，且多涉及公共卫生门类，主要探讨的是流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管理。从1994年开始，逐渐有学者文章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较早涉及流动儿童问题的报刊文章包括《飘流的花朵——打工族子女教育备忘录》《招收流动人员子女入学，全面普及义务教育》《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等，这些文章多从流动儿童入学难问题入手，探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对策。

1996年至2006年期间，中央先后颁布了9项关于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的政策或措施。其中，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明确指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首次明确提出“两为主”政策，为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期间，有关“流动儿童”的学术研究逐渐铺开，但仍是主要集中在人口学以及教育学领域。

2001年4月，以“我们拥有自己的权利”为主题的第一届中国儿童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将“流动儿童”归于困境儿童系列，并就其失学、辍学、社会安置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学者们逐渐达成共识：流动儿童问题虽是我国农民工问题的派生问题，但流动儿童在移民环境下的成长以及发展态势有着独特之处。2001年底，邹艳娟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指出：要注意流动儿童的社会心理素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可能会趋于“激进”化，进而对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影响。此后，来自更多学术领域的学者开始把研究目光投向该群体，有关流动儿童的学术文章数量呈明显上扬趋势，且2003年之后，有关流动儿童的研究，已经从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逐步扩展到了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合等多个流动儿童发展方面的问题。目前，国内关于流动儿童发展问题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心理以及社会融合这三个方面。当然这里对于三类研究的划分是较为宽泛的，事实上这些研究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以及行文论说中亦常有交叠。此处划分的用意主要是为了概括地呈现。

一是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这类研究最初主要围绕教育公平和教育权利的问题展开，以保障儿童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为出发点。1994年，来自天津河北区教育系统的华耀龙撰文提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区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其中，全家来津打工经商的占有一定的比例。如何解决这样的家庭子女的入学问题，从全国角度看，这就给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提出了不可回避而又必须解决的新问题。”同年，龙腾华在个案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在宣传和提倡救助老少边穷地区的穷困孩子时，是否也低下头来就近看一看那四处流荡的 ‘准城市小居民’。打工族在用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期艰难地创造着城市的现代化，推动着城市的向前发展。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都有权利接受教育，新一代的文盲再也不能产生了。”这类文章开启了有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

2000年，学者韩嘉玲在区域性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这是国内第一个较为详细、完整的关于流动儿童受教育情况的报告。2003年，张秋凌等学者在北京、深圳、绍兴和咸阳四个城市对流动儿童、家长和学校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结果表明，城市环境给这些流动儿童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有利因素，但流动儿童入学难、升学难、受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大城市流动儿童的处境令人担忧。从边缘人角色的转变以及社会流动向上渠道的疏通等角度分析，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应受到重视。

之后，部分研究文章开始转向流动儿童整体学习状态的分析。这部分研究既有宏观述评，又包含了区域性的调查。有学者从宏观统计数字入手展开研究，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2002年全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资料，揭示了我国流动儿童的总量规模及其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状况，分析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提出与一般学龄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入学率、在学率明显偏低。有学者发现，学习的不连贯性以及地点的不稳定导致部分流动儿童成绩滑坡、丧失学习兴趣，入学延迟、辍学等问题相当突出，且农民工家庭对其子女的教育功能明显弱化。有学者从教育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角度入手，结合对于北京部分学校的区域性调查，对流动儿童的学习状态展开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得出流动儿童就其整体而言学习成绩较差、学习成就不高的结论。尽管影响儿童学业成绩的主要原因在于儿童自身的各种特征及其家庭背景，特别是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但是学校特征，如学校平均SES和班级规模等将通过儿童自身及家庭的特征，间接地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成绩，并改变儿童特征对于学业成绩的作用强度。这意味着教育资源在学校之间的不均匀分配也会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一种生产机制。

另有一类研究则是从流动儿童学校的办学模式及其发展入手来做相关探讨。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流动儿童学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二是同质化教育与融合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三是教育制度与政策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流动儿童学校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论说上，有学者指出，“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流动儿童学校为弥补公立学校教育资源的不足，解决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起到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学者认为，“民工子弟学校以及随之而出现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市场化，使得这个群体的教育的义务性业已丧失，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经营行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致学校的教育水平被压到最低水平，不少学校甚至低到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地步”。在论点的争议中，有的学者呼吁更富有弹性和面对现实的外来人口管理制度创新，并提出应该明确承认打工子弟学校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给其留出制度化发展的空间，允许不同教育方式之间的竞争。有的学者从办学者的角度审视民工学校的发展困境，认为本来就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民工子弟学校，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而激化了已有问题或产生了新问题。他们敦促政府加大对流动儿童学校的投入，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和一定的资金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但也有学者更倾向于把论说重点放在融合教育进程的推进上，希望有关部门尽快降低和取消城市公立学校的准入门槛，给流动儿童提供公平的教育环境。对专门的流动儿童学校和公办学校中的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等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研究的结果可以为教育安置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二是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研究。

流动儿童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流动儿童来说，现下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以往差别很大。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他们受到了哪些影响，又如何应对，以及这种应对方式造成了什么后果，是关注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的研究者所普遍讨论的。

这些研究有的单从流动儿童群体内展开，揭示了流动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交焦虑与孤独感；有的通过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之间，以及就读公立学校与民工学校的流动儿童之间的比较来展现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劣于本地学生，民工子女在学习焦虑、孤独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五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本地学生。流动儿童在学校、社会等场合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歧视，近1/4的流动儿童因受歧视而自卑。而高水平的歧视知觉不仅会降低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价值感，也会增加其消极情感体验。歧视知觉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显著负向预测性，在歧视知觉与社会文化适应的负向预测关系中，社会支持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受到城市认同、老家认同的调节。家庭外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流动儿童三类自尊都有显著的影响。流动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维持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同时，父母文化水平也是流动儿童自尊的重要影响因素。缪建东在专著《同一片蓝天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探索与建议》中，从学习适应、自尊感分析、同伴交往、性格发展等方面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做出评估，并检测了家庭、学校、社会诸因素在其中的影响。研究最后针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设计了具体的教育干预方案，设计主要围绕儿童的自我意识、学习适应、人际交往、情绪情感、意志品质这五个维度展开。

三是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问题。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过程也是其早期社会化的过程。由于城乡社会化环境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化过程既不同于城市儿童，也不同于老家农村的孩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从融合危机、干扰因素分析到对策讨论，就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论说。从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等方面来看，流动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会遭遇一些问题，如正常交往困难、缺乏团体归属感、对社会的信任感不强、社会价值观和生活目标发生偏差等。与非流动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性较差。流动儿童比本地儿童表现出更多的行为问题。流动儿童的同伴交流呈现不平衡的特征，其自我同一性的发展需求与社会排斥的碰撞易引发危机。

流动儿童群体内部整合较好，但流动儿童与其居住的社区之间的融合并不理想。尽管时间在融合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其他方面，如生活背景、家庭背景等都对这种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流动儿童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歧视知觉作为危险性因素，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群体可渗透性在流动儿童受歧视知觉和社会融入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歧视知觉既对社会融入产生直接负面影响，也通过群体可渗透性对社会融入产生间接影响。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性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适应问题与障碍。不论主观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是客观的社会定位，都表明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其根源在于城乡户籍制度所造成的身份分类与文化隔阂，需进行相关制度及措施调整。在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中，因环境资源供给的不足，产生了适应性困难，影响了流动儿童的自我发展。帮助流动儿童适应，应认识到他们与本地儿童在生命历程及自我发展上的差异，了解流动儿童对环境变化和压力的反应，确认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在与环境互动时形成自主感和愉悦感。促进城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当前尤其需要国家、政府以及流动儿童家庭、学校与社会等多方面协同参与，从制度、文化层面形成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融合的良性发展机制。而当地市民也应对流动人口采取更为包容的态度。

漠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和边缘化，尤其是漠视流动人口子女的边缘化问题，必然引发新的抗拒形式，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整个社会从身份制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城乡壁垒的拆除，有赖于人们从根本上重视这些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让他们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2010年之后，国内出现了一批有关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问题研究的综合性专著，这些论著结合现实材料或实证调研结果，从跨学科的角度介入问题的讨论，赋予研究丰富的理论观照。王毅杰、高燕在“社会融合”的概念之下，提出描述和分析流动儿童与城市主体社会间关系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思路，从社会交往与社会认同两个维度对其测量。研究发现，这一融合并非单向、静态的，而是双向的、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城市社会中的社区、学校及家庭中的各种因素，都会作用于作为行动者的流动儿童的生活实践，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融合的进程。刘杨等在群体比较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流动儿童所面临的社会处境、发展状况及影响机制的分析，其描述呈现系统性的特点，并自下而上地建构了流动儿童群体的城市适应及心理需求理论。周皓的研究强调了对样本的动态追踪，通过对人口迁移与流动儿童发展数据的三轮跟踪研究，对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及社会融合状况做出了综合评析。此外，在《实践为本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研究》《中国弱势儿童群体：问题与对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三辑：媒介素养专辑》等中亦收录了有关流动儿童的部分文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范式、视角和框架出发，研究流动儿童问题，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早期研究成果多注重一时一事的研究与对策探讨，而随着研究成果由人口学、学校教育层面逐渐拓展至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对于流动儿童问题的把握亦由表象逐步走向深入。学者更多地开始把流动儿童视为主动的行动者，就其个体发展做出理性思考。但从目前来看，专门针对流动儿童这一群体展开的传播学研究仍不多见。从传统媒介到新兴媒介，流动儿童对媒介的采纳及运用具有哪些特征，身处不同教育情境下的流动儿童与媒介的互动有何不同，媒介传播活动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媒介运用让流动儿童与城市走得更近了还是更疏离了，这些问题开启了本研究的思路。

3．社会融合研究的维度分析

早期针对移民同化问题进行典型考察的代表当数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等构成的芝加哥学派。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族群间关系可谓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芝加哥学派从19世纪90年代起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的工作和生活适应进行研究。1840年，芝加哥还是个仅有4000多人的小镇；1890年，它的人口达到100多万，1930年则超过了300万。城市人口的剧增极大地改变了先前的社会结构，并带来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在帕克等人的推动下，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结构以及群体的融合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帕克在研究移民融合问题的时候，曾重点考察过传媒在社会认同及社会区隔等方面的作用。在其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学术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帕克曾提出，移民报刊在种族关系发展的周期中有着积极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它可以将敌对和冲突保持在适当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移民报刊帮助移民形成维系着他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减少了他们的焦虑；另一方面，它可以像催化剂一样推动移民的适应与同化，它既保持着移民们旧的记忆，又是通往新经验的入口。这一研究为我们从传播学角度介入“社会融合”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除芝加哥学派外，美国学者埃克托、弗雷德里克和鲁比等对社会融合问题亦有所关注。综合西方学者关于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主要呈现从适应性的“同化论”向“多元论”的转型。1782年，法裔美国学者埃克托提出了“熔炉论”，这是对以美国为实证基础的同化模式的形象表述。之后，该理论研究被不断延伸，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弗雷德里克于19世纪中叶提出的“边疆熔炉论”，该理论指出，伴随着美国西部边疆的拓展进程，各移民族群终将“美国化”；社会学家鲁比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三重熔炉论”，认为美国存在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座熔炉”；乔治·斯图尔特提出的“变形炉论”，认为各民族文化在美国“熔炉”中被变形为美国文化；等等。

然而，真的存在能够锻铁铸钢的“民族熔炉”吗？1915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发表系列文章批评“熔炉论”。1924年，卡伦提出了“文化多元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欧美民权运动兴起，关于“文化多元”的争论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探讨“多元文化论”在移民学界成为时尚。“多元文化论”认为，“移民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重新塑造其生活的地点，并有助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之后，两极冷战格局终结，民族矛盾激化，这使外来移民族群的社会融合问题更加尖锐，由此，“西方理论界仍在 ‘同化’与 ‘多元’之间上下求索”。

社会融合在当下全球化以及城市化的语境下是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问题。目前，中国国内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融合困境亦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吴新慧指出流动儿童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三个层面的排斥，制度的排斥导致流动儿童基础教育面临着边缘化的问题；经济的排斥导致流动人口子女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文化的排斥导致流动儿童产生“边缘化的归属感”，即生发出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以及对城市的敌对态度。此外，郭良春等对北京市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个案调查，田恬对16个北京流动儿童的个案研究，唐有财对北京、广州、成都三市流动儿童融入状况的调查亦分别解析了流动儿童的融入难度。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影响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问题的症结所在，本研究尝试参照前人对社会融合研究的指标建构来厘清分析框架。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融合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而且在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其变化范围从群际交往和文化交流最轻微的开始到群体间的完全融合”，因此，考虑融合必须关心的问题不只是“群体变得相似了吗”，而应该是“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形式他们变得更相似了”。在如何对社会融合进行操作化的问题上，过往曾有不少国外学者尝试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以指标的形式来建构移民社会融合的评价体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指标分类。

戈登（Cordon）提出应该从七个方面来测量族群的社会融合程度：文化接触、结构性同化、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价值和权力冲突。

兰德克（Landecker）将社会融合分为文化性社会融合、交流性社会融合、功能性社会融合以及规范性社会融合这四个类型。

斯科特（Scott）认为社会融合应分为情感融合和行为融合，前者指的是个体在群体内的身份认同、价值取向以及向群体投入时间、劳务和个人资源的意愿，后者则强调人际社会互动的频率和强度。

马丁·N．麦格在对族群文化、秩序与冲突的系统研究基础上提出，社会融合分为四个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层面，即文化、结构、生物、心理。文化方面指的是行为、价值、信仰融合，这一过程也被部分学者称为文化适应，在此过程中几乎总是弱势群体学习支配群体的文化特征，尽管在相反的方向上多少会有些交流；结构方面指的是不同族群之间社会交往的融合，结构融合可能发生在社会交往的初级以及次级这两个层次上，初级关系指的是在相对较小而且亲密的群体内发生的关系，特别是家庭和朋友圈子，次级关系则主要发生在大的、非个人性的机构中；生物方面指的是通婚等方式的融合；心理方面指的是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发生改变的过程，尽管某个族群的个体成员可能将自己视为较大社会的而不是该族群的组成部分，可是族群之外的他者可能仍继续将其视为族群成员，因而会阻碍心理融合。

国内亦有学者针对流动人口生存状况提出了相应的融合考量指标。如田凯指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其社会融合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朱力认为，社会融合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层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的适应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或文化层面的适应属于精神层面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能使流动人口完全融入城市社会。风笑天通过三峡农村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提出社会融合应该从家庭经济、日常生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生产劳动、社区认同等五个维度来分析。张继焦则从就业与创业中迁移者的城市适应角度，提出社会融合应当从对城市生活的感受、经济生活、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恋爱婚姻等方面来分析。杨黎源以宁波市十几个城镇的实证调查资料为基础，提出从风俗习惯、婚姻关系、工友关系、邻里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定居选择及安全感等八个方面来分析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张文宏、雷开春通过对上海城市新移民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着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因子的结论。

从先前的诸多框架来看，虽然其表述不一，但总体来说主要还是围绕经济、文化、结构、心理这几方面来展开分析的。综合流动儿童的情况，由于其在经济上主要依附于父母亲，因此其社会融合状态的分析框架与父辈略有不同。

4．媒介对流动儿童的影响研究

媒介对儿童的影响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著名的研究是美国佩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该研究指出，电影改变了青少年的社会态度、道德观念或行为。在佩恩基金会研究的年代，传播效果之“魔弹论”影响较大，这使研究者试图寻找电影直接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社会行为的相应证据。但是当研究结果发布时，人们发现“魔弹论”难以解释电影的影响，即使是观看同样的影片，不同的儿童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受到儿童的年龄、性别、倾向、社会环境、个人经历以及父母等因素的制约，且不同媒介对于儿童的影响也多有不同，因此也有了更多的后续研究。1961年，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出版了《儿童生活中的电视》，该书介绍了1958年到1960年间在北美的10个不同社区进行的11项关于儿童观看电视效果的调查研究。调查中所揭示的电子媒介对儿童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对儿童“社会化”“成人化”的影响引起了约书亚·梅罗维茨、尼尔·波兹曼等学者的关注。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专题研究了由电子媒介所引起的之前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的模糊化，他简要总结了儿童与成人社会角色的最新变化，并探讨了电视在成人“儿童化”和儿童“成人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梅罗维茨认为，印刷倾向于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开，而电视则倾向于将他们再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刷建造了一个能在成年人中间进行传播而又不会被儿童偷听到的“地方”。波兹曼的观点和梅罗维茨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他在《童年的消逝》中指出，所谓童年并非一个年龄阶段，而是一种特定的培育社会理性所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但随着媒体技术的普及应用，儿童和成年人已经无差别地置身于高度发达的媒介环境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媒介信息的浸染，两者间的差别也因而被消解，由此他得出，“电视乃是通向世界的一扇窗”,“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时，他们已经被逐出了儿童的乐园”。此外，戴安娜·克兰、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等学者对此观点也有涉及。戴安娜·克兰在《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中谈到“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的问题，她指出，电视给孩子提供的关于成人交往方式的知识比他们从印刷媒介中获得的这方面的知识更老道，这一情况瓦解了父母支配孩子的权威，意味着儿童们更迅速地被社会化，更不情愿接受父母的意见和权威。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到，电视出现之后，儿童已经习得了一整套崭新的感知，从家庭和教会到学校和市场等领域，都受到了电视的深刻影响。梅尔文·德弗勒则在传播对儿童影响效果假说的命题上更多地引入了孩童个体差异的因素，他指出应将“社会化”作为研究大众传播长期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社会化的一个方面直接集中在个人反应系统之上——个人如何获得新的行动形式或新观念来修正自己原先对社会环境作为反应的习惯模式。社会化的另一个方面着眼于人们在社会框架中的相互作用，以便了解他们是怎样做好准备以进入和参加有组织的群体，并在生命周期中实现个人的过渡。”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普及对儿童成长的影响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国内对大众媒介与儿童的社会化问题研究较早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学者卜卫，其在研究中重点讨论了儿童、青少年的媒介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媒介新技术的使用与青少年的社会参与，媒介教育等问题。近来，亦有不少学者加入问题的讨论。如金星明用生态学的理论来解析儿童的生活环境，指出如今的家庭已是一个多媒介的环境，这些媒介对儿童成长有着正、负双重影响，其不良影响包括可能使儿童体重过重，产生进食障碍，抑或会产生反社会行为等；其积极意义在于有助于提升日后的创造性、阅读能力等。赵润红从大众传播媒介对儿童歌曲的影响谈起，分析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儿童社会化问题，认为流行文化借助大众传媒渠道深入影响了儿童的认知特征、价值观以及个人品质的形成。侯莉敏在《童年的“消逝”与大众媒介对儿童生活的影响》中提到，当今的文化正处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正在对儿童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于洁在重点考察了互联网对青少年的社会化影响之后，提出：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网络作为社会化过程的施化者对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扩大了青少年的交往面，其所创造的虚拟社会给青少年提供了扮演社会角色的实践空间，青少年可以通过网络增加对社会的认识，但与此同时，网络中的不健康内容会对青少年的社会化产生极大危害，网络世界的非现实性会造成青少年对现实社会的认同危机，网络可能使青少年自我角色模糊，产生人格缺陷。刘胜枝则从个体审美发展的角度提出，在当前媒介化的社会，青少年的审美受到大众媒介的深刻影响。大众媒介一方面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审美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又使得青少年的审美变得缺少主动性，审美经验日益感官化、平面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为一种伪审美。

当下的这些研究正从更为多元的理论或视角入手，展开媒介对儿童的影响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的国内文献中，对于青少年的媒介使用及其社会化影响问题进行群体分类、分层探讨的研究并不多见，关于大众媒介对流动儿童社会化影响的论说更为鲜见。

目前国内有关中国流动儿童的传播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素养调研层面，如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关于农民工子女媒介素养研究课题组所做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媒介素养差异比较”研究。而在针对流动儿童群体的教育学、社会学研究中，部分社会学者即使提及社会舆论、儿童传播活动的作用，亦多浅尝辄止。如孙苏芳在《对留守流动儿童开展媒介教育的思考》一文中结合培养理论以及媒介素养理论，提出了针对留守流动儿童开展媒介教育的若干对策。陈黎在对流动儿童自我概念形成的分析中联系到了“社会舆论标签化”的概念，但未就此展开。同样，史晓浩、王毅杰等学者虽指出应从改善流动儿童所处的社会舆论、生活场域出发，提供相应支持，完成流动儿童的理想社会化，但也未就社会舆论的具体介入做阐释。

反观国外对于同处流动语境下的“移民儿童”（migrant children）传播研究的路径，则多在社会化、文化变迁与焦虑等理论观照下延伸展开，且日益关注新媒体的崛起对移民儿童传播网络发展所起到的伴随、替代等作用，这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些许启示。如Zohoori曾于1988年对6岁至12岁的移民儿童与美国本地儿童做过比较研究，分析二者在电视收看模式上的差异。Lum在纽约唐人街的社会媒介环境下，考察了中国移民家庭媒介使用情况及其文化同化、文化多元化以及文化隔离等问题，得出文化隔离是移民得以在他国维持自身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的结论。Leeuw与Rydin通过对12岁至14岁移民儿童的实证研究，考察了新媒介对于这一群体跨文化表达、身份构建的能动作用。Elias与Lemish通过对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移民儿童的研究，考察了不同媒体（祖国媒体、当地媒体、国际媒体）在这些移民孩子的迁移进程以及新身份构建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最后得出，要考察移民儿童的传播行为，必须把父母的行为介入与媒介角色结合考察，媒介在移民儿童的生活中不仅影响着孩子们的社会、文化观念形成，更在解决家庭矛盾、填补代沟等方面发挥着作用。之后，这两位研究者又通过对70名移民儿童的深度访谈，指出互联网在移民儿童的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国外亦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流动儿童问题。如Woronov提出中国的“流动儿童”称谓本身已经将这一群体置于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倚重的地缘接近模式相对立的、非稳定的状态之中。他从对中国农村政策、户籍制度的回顾开始，结合自身在北京民工子弟学校中短期参与式观察的经历，提出在城市空间中，社会分层问题浸润于日常实践中，国家意识、校园读本、学生活动等都是造成“流动儿童”边缘化的因素。这也是西方学者反观中国“流动儿童”现象的典型视角。

近来，欧盟赞助的六国（英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瑞典、荷兰）“移民相关传播活动中的儿童”研究项目（CHICAM）亦鼓励学者综合探讨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全球移民的增加；二是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三是儿童的需要。这表明移民儿童传播活动研究已经得到了来自学界以及政策层面越来越多的关注。

综合对于国内外先前相关研究的考察，本研究尝试在中国的本土化语境之下，结合移民的社会融合以及大众媒介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这双重视角，就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的媒介接触活动及其社会融合情况做出较为具体的调查与分析，以期解析媒体在宏观语境下的微观作为，进而增强社会对该群体的认知与把握。

三 研究方法

将个体置于社会这一整体背景中加以分析与考察，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有讲究。我们的研究最终要回应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如何”的问题。要了解“是什么”，我们必须具有开放的心灵和冒险的精神，这样才能避免让我们的研究活动沦为例行事务或毫无意义的行为。研究方法的采纳，关键是要将其内化到研究中来，而不是用来装点研究。

比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正所谓“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定量的优势在于程序较规范，抽样统分数据呈现较清晰；其缺陷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接触时间较短，交流目的明确，无法深入被研究者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很多鲜活的内容被高度抽象为数字，而现实的复杂性无法从数字中还原；二是研究对象本身都是处于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意义框架定义之下的个人。在接受调查访问的时候，即使不是有意隐瞒自己真实想法，个体在判断时也会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将自己塑造得更合时宜。在谈及定量研究缺陷的时候，定性研究的优势已经显现出来，那就是后者有可能进入更深的研究层次并触及社会生活本真。但定性研究同样也存在被人诟病之处。一是研究的信度问题，正如艾尔·巴比在《社会研究方法》中提到的，“由于研究者与生俱来的主观性，社会学研究永远不可能达到客观的境界”。二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问题，每一次的观察和访谈都涉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有时是社会地位上的，有时是知识上的，有时是态度上的。研究者要重视这些关系的处理，随时调整研究策略，才能有效提升访谈与研究的品质。三是研究涉及的相关伦理问题。因此，本研究比较倾向于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在自然情境下，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而获取多种形式的原始资料，研读、剖析、提炼这些资料并得出结论。

1．混合研究方法

混合研究方法的理念大致源于1959年，当时的研究者已开始认识到，任一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坎贝尔和费斯克鼓励人们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式来进行资料和研究结果的相互改进、补充、验证。此后，一种通过定性法与定量法寻求资料的综合方法，即资料来源三角法开始推广。

本研究着力于在传播学、社会学、儿童心理学等多个层面上，考察社会结构诸要素间的互动以及相应的社会干预等问题，以期在宏观社会结构的观照下，探讨微观个体发展，进而窥探社会变迁的轨迹并预测其发展。本研究的技术路线为：查阅相关资料与文献，对资料与文献进行分类整理；确定研究方案，编制研究工具、材料；经过测试、修订与正式施测，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具体来说，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抽样调查法、参与观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研究试图通过资料的相互推动以及多面互证来减少单一实证可能带来的主观倾向。

（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文献研究法的一般过程包括五个基本环节，分别是：提出课题或假设、研究设计、搜集文献、整理文献和进行文献综述。本研究将通过文献研究法，梳理社会学、传播学、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关于社会融合、媒介与儿童的社会化、移民理论等问题的相关研究，充分开拓学科研究视野，进行合理化实证分析，丰富流动儿童研究的内容。

（2）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作为定量研究的具体施测方法。研究通过判断抽样，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在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中小学校进行问卷调查。

判断抽样又称立意抽样，它是调查者根据研究的目标和自己的分析来选择和确定调查对象的方法。之所以采用判断抽样的方式，是为了便于对流动儿童及其城市同龄人的传播行为、信息接收特征等做出比较。

问卷的抽样参照了儿童发展心理学对于儿童思维、认知、社交发展的理论归纳。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儿童由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的过程，是思维发展过程中的“飞跃”或“质变”，在这个过渡中，存在一个“关键年龄”。目前，我国心理学家认为，这个“关键年龄”在小学三年级到四年级这个阶段出现。塞尔曼等学者在有关儿童社会关系发展研究中亦得出：从9周岁开始，儿童发展了“朋友”的概念，认为朋友之间是可以相互分享、甘苦与共的，由此开始进入同伴的亲密共享阶段。也就是说，小学三年级到四年级这个阶段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心理认知能力发展的跨越期，经过这个时期，其思考、阅读以及对于社会的整体认知能力有较大提升。因此，本调查最终确定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这一阶段的学生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抽样主要在中小学中展开。

由于本研究重点考察的是流动儿童的媒介使用行为及其城市社会融合问题，主要是从城市化的语境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融入角度来展开分析，故在调查中选择城市同龄儿童而非留守儿童来进行比较研究。同时，在现实中，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情况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一种是就读于专门的民工子弟学校；另一种是借读于一般的城市公立学校。前者是一种典型的“同质”组合教育情境，后者则是一种典型的“异质”组合教育情境。在这两种就学环境中，流动儿童与城市同龄人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接触状况往往呈现不同的特点。为针对现实流动儿童生存状况做出合理的解读，本研究在抽样中兼顾了就读于专门的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就读于一般城市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以及作为对照组的城市儿童。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仍存在部分辍学、失学的流动儿童，这部分流动儿童分布较散，难以跟踪调查，限于人力、物力等因素，本研究对这部分流动儿童未有涉及，相关探讨还有待未来进一步延伸。

整个调查过程分两轮进行。第一轮的调查时间为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调研地主要集中于南京。将南京作为第一轮调研区域的原因在于：一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1982年至2005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是江苏、浙江、上海二省一市的流动人口比例从11.27%上升到20.58%。南京作为江苏省省会，地处苏南、苏北之间，是农民工流动较为频繁的一大城市。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在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已达6.77万人，其中小学生5.41万，初中生1.36万，故选取南京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南京市是一个层次、规模适中的研究对象，获取的实证分析结果既不会陷入泛泛而谈，也不会过于简化。

这轮研究抽取了南京市HS小学部（民办学校，生源以流动儿童为主）、NG小学（城市公立学校，招收流动儿童较多）、YFXJ小学（城市公立学校）, HS初中部（民办学校，生源以流动儿童为主）、SS中学（城市公立学校）来进行具体的问卷发放与研究。涵盖了处于“同质”组合教育情境下的流动儿童、“异质”组合教育情境下的流动儿童、“同质”组合教育情境下的城市儿童以及“异质”组合教育情境下的城市儿童这四类学生。

第二轮的调查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之所以在2009年至2010年第一轮调研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调研，主要是基于对外部媒介环境变迁的回应。2010年之后，微博与微信等社交类媒体相继崛起。“将一种传播媒体普及5000万人，收音机花了38年，电视花了13年，有线电视花了10年，计算机互联网用了5年，Twitter用了3年，新浪微博用了14个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新，以及各类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推出，网络在青少年成长中的卷入度越来越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56亿，占青少年总体的71.8%，超过全国互联网普及率平均水平（45.8%）26个百分点，较2012年增加了5.4个百分点。从年龄分布分析，青少年网民主要集中在12～24岁，所占比例为88.4%。而6～11岁网民占比较去年则有一定提升，增长了近4个百分点，增至11.6%。互联网在12岁以下少年中的渗透加大。”本研究希望通过两轮问卷调查的动态比较，于媒介语境的变化中来考察流动儿童社会化行为的发展。

第二轮问卷调查在区域上拓展到了广州、南京、上海这三个地区。将这三个城市作为调研地的原因在于：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广东、江苏、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是外来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区，尤其是广东省一个省的外来人口数量就占到了全国的10%。且根据国内最大的打工者社交互助平台工众网与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发布的《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3年度报告》, 2012年全国20个重要用工城市中，南京、上海、广州的农民工城市幸福感排名分别为第1、第10、第19位，在名单中处于首位、中位以及末端。可见，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幸福感，并非由城市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决定，而是与个体在这个城市中的生存感受密切相关。上述排名数据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些城市在社会经济、社会交往等层面对于外来者的接纳程度。因此，本研究在第二轮调研中最终选择了广东、江苏两省的省会城市以及上海作为调研区域，以期更全面地考察不同特征区域中流动儿童的媒介接触及社会融合状态。

这轮研究抽取了南京市HKL小学（城市公立学校）、BJ中学（城市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居多）、SSH中学（城市公立学校）、SS中学（城市公立学校），上海市JAY小学（城市公立学校）、HDMF中学（城市公立学校）、上海SZ小学（民办学校，流动儿童居多），广州市JH小学、XD小学部（民办学校，流动儿童居多）、广州HZ中学（城市公立学校）、广州XD中学部来进行具体的问卷发放与研究。样本同样包含了处于“同质”“异质”组合教育情境下的流动儿童及城市儿童。

（3）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记载下来的人类传播媒介的内容进行研究。其内容可以包括杂志、网页、报纸、信件，以及其他任何类似的成分或集合。本研究将针对流动儿童日常接触的大众媒介内容展开内容分析，将媒体中的“他说”与流动儿童的“再社会化”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细化考量。

如前所述，本研究涉及问卷抽样分为两轮：第一轮调查时间为2009年至2010年期间，调查区域主要集中于南京；第二轮调查时间为2013年至2014年间，调查区域涉及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考虑到与抽样内容的同步性，本研究在内容样本的选择中也做了相应的时段及区域选择。

第一部分样本选取了2010年8月15日至2010年9月15日这一时间段内的《扬子晚报》。选择《扬子晚报》主要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一是该报作为南京市一份历史悠久的都市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占据了庞大的市场份额，在普通市民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该报由新华日报社主办，最高日发行量突破210万份，目前每天平均发行量稳定在180万份左右，其中50万份在南京地区发行，110万份在省内其他地区发行，另外20万份在省外发行（其中上海10多万份）。二是本研究第一阶段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扬子晚报》为受访儿童日常阅读较多的都市媒体，表示平时在读书看报时会选择《扬子晚报》的儿童占到了被访者的24.35%。综合以上因素，抽取了2010年8月15日至2010年9月15日的《扬子晚报》作为内容分析的对象，抽取的这个时间段跨度为一个月，较能反映出栏目的日常特征，且中间包含了暑假到开学的时段，这个时段有关儿童的报道也较为集中。

第二部分样本选取了2013年这一年间的《扬子晚报》《南方都市报》《新民晚报》三份报纸作为研究对象。文本抽样时段与第二轮问卷调查的时间同步。之所以选择这三份报纸，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读者中的影响力。除了前文已提及的《扬子晚报》外，《南方都市报》是广东唯一的省级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是珠三角城市群区覆盖最密集的都市报。2006年至2007年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全国晚报都市报纸封面类报纸竞争力检测结果显示，《南方都市报》连续两年名列竞争力榜第一名。《新民晚报》是上海地区的综合性报纸，前身是1929年创刊的《新民报》，该报作为上海的老牌报纸，以“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为编辑方针，着眼于“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内容上，以报道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新闻为主，特别以社会新闻、国际新闻、体育文化新闻报道见长，还有雅俗共赏的《夜光杯》副刊和其他一些特色专刊。

（4）定性访谈法

定性访谈法是根据大致的研究计划在访问者和受访者之间进行互动。定性访谈者必须对访谈的问题相对熟悉，但不必使用一定的字眼和顺序来询问。定性访谈就是在本质上由访问者确立对话的方向，再针对受访者提出的若干特殊议题加以追问。克维尔曾经用两种隐喻对这种访谈加以说明：访问者既是矿工，也是游人。在第一种情况下，当研究对象身怀特殊信息时，访问者的工作就是挖掘它；在第二种情况下，游人式的访问者可以和当地居民友好相处，并提出问题引导研究对象，说出自己生活世界中的故事。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集中于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儿童，其在访谈过程中思维活跃，有时亦跳跃，以定性访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更符合该群体的特点。此外，流动儿童学校的老师、流动儿童的家长也在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之列。

（5）参与观察法

为了深入流动儿童所处的生存实景中去还原他们日常的生活及学习语境，本研究还采用了参与观察法。研究者深入课堂，与学生一起听课；课后与学生一起做游戏；还与部分学生交换QQ号码，在网络上定期互动。通过这些方式，以期更深入地接近流动儿童复杂的社会化以及心理建构过程。

2．样本基本构成

如前所述，考虑到流动儿童的界定以及儿童发展心理学对于儿童思维、认知、社交发展过程的论证与理论归纳，儿童由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的过程，是思维发展过程中的“飞跃”或“质变”，在这个过渡中，存在小学三、四年级这样一个“关键年龄”，本研究最终确定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这一阶段的学生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抽样主要在中小学中展开，按班组织，自愿作答。

整个问卷调查过程分两轮进行，共发放问卷2396份，回收有效问卷2268份，回收率为94.66%，流动儿童在有效样本中占67.8%，城市儿童占32.2%；男生比例为52.8%，女生比例为47.2%（如表1－1、表1－2所示）。在被访的流动儿童中，处于“同质”组合教育情境的（即就读于民办流动儿童学校或公立的生源以流动儿童居多的学校）为1159人；处于“异质”组合教育情境的（即就读于一般的生源以城市儿童居多的公立学校）为378人。

整个问卷调查过程分两轮进行，下面先简单描述下两轮问卷调查分别涉及的样本的基本信息。

（1）第一轮调查的样本构成

第一轮的调查时间为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调研地主要集中于南京。此轮调查一共发放问卷570份，回收有效问卷538份，回收率为94.39%。在有效样本中，流动儿童为310人，城市儿童为228人；流动儿童中处于“同质”组合教育情境的为207人，处于“异质”组合教育情境的（即就读于一般的生源以城市儿童居多的公立学校）为103人。就性别分布来看，男生占48.9%，女生占51.1%（如图1－3所示）。

在第一轮调研中，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间样本分布较为均匀；但在针对初中年级的调查过程中，从HS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处获悉，由于两年前有关部门通知该校不能再招收初中段学生，因此在校的初中生只有初三即将毕业的一批学生，考虑到初三学生在心智、思想、有关社会的态度等方面基本已经成形，对其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此阶段的研究样本多集中于初三学生；而在对照组SS中学中，研究抽取了初一和初三两个年级的学生来做相应的对照比较与分析（如表1－3所示）。

从被访流动儿童的迁入地来看，排在前三位的是安徽、江苏北部地区、河南，这三个地区与南京在地缘上较为接近，也是南京外来民工的主要来源。此外，样本迁入地还包括四川、山东、江西、贵州等传统劳工输出大省。

（2）第二轮调查的样本构成

第二轮的调查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此轮调查一共发放问卷1826份，回收有效问卷1730份，回收率为94.7%。在有效样本中，流动儿童占1227人，城市儿童占503人；在被访的流动儿童中，处于“同质”组合教育情境的为952人，处于“异质”组合教育情境的（即就读于一般的生源以城市儿童居多的公立学校）占275人。就性别分布来看，男生占54%，女生占46%。

被访者的年级分布如表1－4所示，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各年级都有涉及，原始数据中呈现的不均衡分布，后期将经由加权处理。

从2003年开始，广东、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出口和制造业快速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城市的周边区域以及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为沿海发展供给了大量的农民工劳动力。从被访者的迁入地来看，基于地缘性关系，南京、上海、广州三地流动儿童的来源略有不同。南京地区的流动儿童主要来自江苏北部地区、安徽、河南、山东等周边区域；广州地区的流动儿童主要来自广东省内其他地区、广西、福建等周边地区，以及四川、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上海地区的流动儿童的迁入地主要为安徽、四川、江苏北部地区、江西、河南、福建、山东等。

两轮抽样调查相隔了三年时间，本研究希望通过这两轮调查间的印证与比对，对不同媒介语境下流动儿童媒介诉求、媒介接触以及社会融合的特征做出较为集中的考察。但正如蒙台梭利所言，“儿童是一个谜”，流动儿童的成长本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即使通过两轮的问卷调查以及访谈，或许也只能折射出当前这一横截面上的具体情形，要得出长期效果的检验结论，还有待今后研究的不断推进。

四 研究框架

研究内容的主体分为以下七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为“流动儿童城市社会融合现状分析”，主要从流动家庭双重边缘的身份入手，结合对于“社会融合”概念的操作化分析，考察流动儿童现实的城市社会融合状况。

第二部分为“移民情境下流动儿童的媒介接触特征”，主要考察近年来流动儿童在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使用中呈现的特征，并就此进行群体内以及与城市儿童的群体间的比较分析。

第三部分为“社会融合视角下考察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的维度分析”，主要结合流动儿童的具体融合困境、媒介使用动机、媒介接触特征，提出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研究的三个维度，即媒介对流动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影响、媒介对流动儿童社会网络拓展的作用、媒介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影响。

第四部分为“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榜样学习及自我效能”，重点放在对流动儿童媒介信息认知特征的解读上，在研究中尝试对流动儿童进行群体内及群体间的对比，从特定媒介信息认知中的拟合与差异之处入手，解析媒介对流动儿童的涵化特征及其背后存在的结构性影响因素。

第五部分为“传播网络对流动儿童社会网络的影响”，重点考察流动儿童在社会网络发展构建过程中如何使用媒介进行人际交往探索的问题。媒介赋予流动儿童的“传缘”关系能否从某种程度上舒缓这些孩子在“新”“旧”文化夹缝中的紧张感，并对其现实强、弱网络的发展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这是研究关注的焦点。

第六部分为“身份认同的困局与媒介互动中的突围”，主要考察大众媒体在塑造流动儿童这一群体时的新闻框架特征、流动儿童利用媒体构建身份的行为方式等问题，对社会舆论话语与流动儿童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以及流动儿童在传媒语境下的弱者抗争做出具体解读。

第七部分为“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对策探讨”，主要尝试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政府、社区、媒介、学校、家庭这五个层面的行为干预入手，为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政策制定、社会干预、媒体介入提供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