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综述及评价

（一）农民收入研究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已有文献很少有对“农民”这个群体进行收入方面的研究，因为该群体的构成十分复杂：既包括拥有土地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所有者，以地租为主要收入；也包括拥有土地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以经营利润为主要收入；亦包括没有土地的农业雇工，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由于该群体的收入来源和生产性质各不相同，因此难以一同研究。西方文献中提到的农民（farmer）是指农场主，而有关农民收入的研究也指的是农场主的收入研究。

由于西方与中国学术界关于农民收入的研究主体不同，因此当研究影响收入的因素时，其研究方向与国内研究差异较大。西方学者较为关注土地自身情况，如土地购置价格、资源禀赋和供求关系等，这些均会影响地租的定价。Mathijs和Noev（2004）的研究证明，耕地面积是农场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除了耕地之外，机械和畜力的投入对促进农场收入的提高同样具有显著作用。Iddo Kan、Ayal Kimhi和Zvi Lerman（2006）通过对格鲁吉亚农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同样得到了耕地面积与耕地质量等对农场收入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土地的要素投入同样备受关注，因为要素成本与利润息息相关。Balint和Wobst（2006）通过研究认为，土地、资本以及劳动力的投入对农场收入均有极重要的正向作用。此外，农产品价格是西方学术界研究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农产品价格直接关系农场主的收入。西方经济学常常把有关农产品价格问题的讨论视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讨论。Headey和Fan（2008）, Gilbert（2010）等分析了农产品价格水平的影响因素。Meyer和Cramon-Taubadel（2004）, Frey和Manera（2007）研究了粮食价格的传导机制。Dawe（2008）, Ivanic和Martin（2008）分别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还有很多研究从农产品供应链、供求关系、空间价格均衡等方面出发，使用高级的计量模型得到了一系列成果。除以上因素之外，政府政策作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同样是西方学者关注的话题。其中，Barro（1981）对主要有效的政府政策，如税收、利率和补贴等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结合各自国家农业的特点，政府所采取的扶持政策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取得了明显成效。Brian Briggeman和Wilson（2007）研究了政府的农业补贴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通过增加补贴可以显著提高农场收入。政府补贴不但降低了农民“脱农”的可能性，而且平均每个农户可增加4000—5000美元的收入。

近十年来，西方学者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新的思考。Lerman（2004）通过研究认为，农民进行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农场进行规模经营可增加农产品销售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农民收入。Iddo Kan, Ayal Kimhi和Zvi Lerman（2006）的研究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其非农收入呈正相关。经历高中教育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为负，弹性为-0.35；但接受过高等学历教育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弹性达到了0.97。然而，教育虽然会对农民的非农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却对农业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

由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独特性，西方学者对我国农民收入的研究热情日益高涨。Gregory Veeck和Clifton Pannell（2015）对江苏省四个地区进行了入户调查，他们通过分析调研数据认为，农民收入结构与城市距离关系密切：苏州等城市附近的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偏远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John Giles等（2003）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过程中的信息重要性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制度性障碍是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Johnson（2002）通过研究我国国情后认为，在小城镇发展企业的方式，其成本比农民向大城市流动所需要低。Li和Steven Zahniser（2002）则认为我国的农村人口进行转移的目的之一是在未来获取更多的资本。

在西方经济学的已有文献中，统一用来解释、分析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经济理论框架并不存在，仅有发展经济学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如何演化的角度，提出了农民增收需要经历的必然阶段。刘易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实质上是工业部门的发展过程。工业部门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工业部门将依靠高报酬吸引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当剩余劳动力全部转变为工人时，发展中国家就已经跨入了发达国家行列。20世纪60年代初，拉尼斯和费景汉对“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报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两位学者发现，工业部门的报酬实际上与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劳动力有关。当边际劳动力为零时，工业部门的报酬保持不变。随着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转移的剩余劳动力边际不再为零，他们的转移影响了农业产出，进而带动社会发生连锁效应，提高了原工业部门的报酬。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完成，工业部门报酬将由市场决定。该理论给出了农民收入的最终趋势。钱纳里认为，工业部门的发展过程需要不断积累。在工业化初期，工业积累能力较弱，需要农业部门在多方面给予支持。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积累能力较强，工业较农业更为发达，此时需要工业部门对农业的发展给予支持。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农民收入结构将发生变化，成为增收的动力之一。缪尔达尔认为不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二元结构，不同地区之间也会存在二元结构。发达地区能够吸纳更多的生产要素，导致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恶化。因此，政策应向落后地区倾斜，实现各地区均衡发展。该理论为缩小城乡收入和农民收入地域差异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政府制定相应政策以减少农民收入差距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2．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注重在收入分配理论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以农民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例如土地、资本和劳动要素以及农业和农村政策制度等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农民占有的资源禀赋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在有关传统的因素——土地和资产等的研究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耕地面积是决定我国农民收入的最主要原因（王雅鹏、郭犹焕，2001），其中土地资源的作用更为明显（郭正模，2001）。韦鸿等（2003）从耕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人力资本、金融等几方面研究了农民占有的禀赋对其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民占有禀赋与其收入显著相关，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占有禀赋的稀缺。随着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我国的实行，刘俊杰等（2015）发现，参与农地流转是显著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契机。

促进农民增收必须依靠金融支持。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但其影响方式较为复杂，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现状表明，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机理，与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尽相同（温涛等，2005）。许崇正、高希武（2005）认为，信贷和投资的不足，是农民收入水平持续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唐礼智（2009）研究了不同渠道的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总量与增量的关联，结果发现，农民参与农村正规金融对其纯收入具有积极影响，但与其增量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农民参与农村正规渠道金融和非正规渠道金融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均存在正向协整关系，但是农民参与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其纯收入和增量之间，尤其在短期内，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该研究部分印证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积极作用。方金兵等（2009）认为，增加农村金融覆盖面，与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增长均存在双向影响。目前我国农村信贷配给现象十分严重，增加乡镇企业贷款对提高农民收入有所裨益。任、孔荣、Calum Turvey（2015）从风险配给的角度证明，缓解农户风险配给，有利于鼓励农户进入信贷市场。该研究表明，不同信贷配给类型农户的收入数量、农业收入比例、债务及其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均有较大差异。

自我国加入WTO之后，学者们开始对我国一些农民收入的新兴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产权制度不明晰、农民权益不完整以及农产品价格受到干预，是政府政策对农民收入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张英红，2002；周其仁，2004；杜旭宇，2003；盛洪，2004）。张晓山（1999）从农产品消费角度进行研究后认为，城镇居民对农产品消费的弹性极小，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的贡献又低，因此农产品消费量相对稳定反而是农民收入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Walder（2002）考察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能力、企业家才能以及是否为村干部等诸多农民个人特质因素，发现村干部和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农民收入显著较高。于潇、Peter Ho（2014）认为，村委会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能够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农民所在村的村干部个人特质同样与农民收入有较大关联。尚进、王征兵（2012）从非农就业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村干部因素具有显著影响。潘维（2003）提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虽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是由于农户间缺乏联系，农业生产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适应市场变化，农民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不足，因此农民收入水平始终停滞不前。岳军（2004）认为农民收入也受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较为缺乏，供给不足，农民极难受到农村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正外部性影响。农民一方面面对供给严重不足的农村公共产品，另一方面面对其私人产品的高额生产成本，这两方面极大地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还有学者从农民健康角度研究农民收入是否会受到家庭成员患病影响。该影响不但体现在短期和中期，其长期影响甚至可长达15年。大病对于中低收入的农民影响更为严重（高梦滔、姚洋，2005）。易福金、顾煜乾（2015）同样从医疗和健康角度进行了分析，发现歧视性的新农合报销比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了负面影响，这项医疗保障政策并没有显著提高农民收入。

在国内众多有关农民收入的文献中，学者们主要考察的是农民的收入数量，即收入的充足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数量已经不能较好地反映农民的收入水平。因此，为了拟合农民真实的收入水平，国内学者开始从其他角度对农民收入进行研究。

在农民收入结构性方面，受到城乡交流日益频繁、务工收益大于务农收益的现状以及农民工之间的“示范效应”等影响，我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突破式增长，因此成为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热点。农民收入结构变化是历史趋势，何种收入结构是合理的尚存争议。但在现阶段，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是务工收入已被学者们普遍接受。虽然因政策调整，部分地区的农业收入比重有所回升，但从长远看，农民收入结构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依然是工资性收入（盛来运，2005；张凤龙、臧良，2007）。与其他收入来源变动形式不同，工资性收入变动具有其独特规律（杨云善，2011）。张占贞、王兆君（2010）将农民个人主观因素和农村客观条件同时纳入主成分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农民人均交通和通信支出比重、农民的文化程度、城镇化率、劳动力转移安置情况、该地区财政支农情况和农民投资情况均为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显著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依次降低。农村人均乡镇企业贷款额对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微弱。也有学者将工资性收入与其他形式收入进行了对比，孔祥利、张欣丽（2014）通过研究发现，在农民消费决策过程中，工资性收入的主导地位较低。随着我国农民收入结构的不断优化，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农业经济管理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黄祖辉等（2003）通过研究认为，我国当时的转移性收入不但没有达到二次分配的本意，部分转移性收入政策的实施，反而很可能成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工具。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收入再分配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胡兵等，2014；彭海艳，2014）。张乃文（2010）认为，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依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是农民共享我国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渠道。但事实是我国主要中低收入群体构成的农民依然对我国资本市场持观望态度。刘淑清（2014）认为，提高财产性收入是促进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和方法。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有：土地产权制度不全面、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收入结构不完善、政策实施不合理以及农民素质较低导致缺乏该方面意识。

在农民收入成长性方面，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我国农民收入呈阶段性增长。王荣、张宏升（1999）指出，在1998年之前，农民收入增长的规律呈斜梯状，即增长至停滞再到增长的过程。停滞主要原因是生产成本上涨等，停滞时间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其可作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分水岭。由于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分水岭之前的一段时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分水岭之后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及政策倾斜等影响，农民收入恢复增长趋势，但再未到达分水岭之前的增长水平。范小建等（1999）对农民收入成长性的分析与王荣的划分方法类似，他们测算了各个时期的农民收入增长率。1978年至分水岭之前、分水岭时期以及分水岭至1998年的农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8%、6%和25%。该测算结果完全印证了王荣和张宏升的结论：停滞阶段前增长最快速，停滞时期农民收入基本处于徘徊水平，停滞阶段后恢复增长。收入是否稳定增长主要取决于收入的不确定因素，罗楚亮（2008）认为由于不确定性不易直接观测，因此需要使用工具变量代替不确定性。该学者将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分为收入、医疗与教育三个方面。其中，收入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收入的波动性与失业概率两个方面。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针对城镇居民的住户调查数据，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城镇居民面临“下岗潮”，收入波动性加大，失业概率急剧增加，医疗和教育支出增长迅速，均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同时该学者也发现，如果城镇居民能够预期到收入下降或医疗教育支出增长，则其对消费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极小甚至不显著。虽然该研究针对的是中国城镇居民，但是相关研究还是对农民收入成长性的研究有所裨益。农民收入成长性也可从宏观视角进行研究。任、孔荣（2015）使用VAR模型研究了国际原油价格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结论认为，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变动影响了我国农产品价格，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成长性。

在农民收入成本性方面，收入质量中的成本性主要体现在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花销。然而，该成本性的测算面临困境。经济学的成本中有大量组成部分无法直接观测。以机会成本为例，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放弃其他行业的成本和耕地承载农作物种植而放弃其他用途的成本。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农民认为生产成本仅为农业生产过程中购买的实物，如化肥、农具、农用机械等（田新建，2005）。所以，现有关于农民成本性的研究均低估了农民实际面临的成本。同理，在宏观统计资料中，由于不完整的成本核算，我国农作物收益率被高估。因此，我国学者在追求测算成本准确性的同时，更加注重我国农业生产中产生的成本与国外的比较。黄季焜、马恒运（2000a）通过对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籽五种农作物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农作物的生产成本被严重低估。相对于我国，除稻谷外，美国和加拿大的其他农作物基本已实现了机械化耕种与规模化经营，生产成本极低。我国稻谷生产成本低廉主要应归结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黄季焜、马恒运（2000b）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我国的小麦、玉米、大豆、油菜和棉花的生产成本均比世界主要农业生产和出口国高。其中，我国每公斤小麦、玉米和大豆的生产成本分别为美国的1.2、1.1和1.2倍，为阿根廷的1.4、1.2和3倍。而我国小麦的生产成本为法国和加拿大的两倍左右。在主要的农作物中，我国仅在稻谷生产成本上比美国和阿根廷的低，但明显高于亚洲其他稻谷生产国家，如泰国和越南。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于西方农业大国，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农业仍以细碎化经营为主，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但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玉米的生产成本实际高于我国，其主要依靠单位面积产量和价格占据市场（刘爱民、阎丽珍，2002）。

在农民收入的知识性方面，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我国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衡量维度之一。Du、Park和Wang（2005）研究认为，放开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则能够体现出教育的高回报率，因此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够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收入。学者们对此基本认同，现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提升的最显著因素是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进行转移（王亚娜等，2007；王敏娟，2008）。收入知识性的另一个重点考察目标为农民是否接受过培训。李晓楠等（2015）发现参加非农业职业技术培训能够显著增加农民的收入，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会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影响不显著。白菊红、袁飞（2003）从教育和培训两个角度探讨了其与农民收入的关联。结果发现，对农民个人而言，是否参与过培训或职业教育，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农村家庭而言亦然，家庭收入随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人数而增加。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并不直接体现，而体现在突发事件下收入能否保持平稳。此外，农民的教育收益回报率与其接受的教育年限有关，亦即受教育水平越高，今后的收入曲线越陡。

（二）收入质量研究文献综述

在以上有关农民收入的研究基础之上，孔荣、王欣（2013）在研究农民工收入时提出了“收入质量”理论，收入质量由以下五个维度构成：收入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收入质量是“基于农户收入质量的正规信贷约束模拟检验及政策改进研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组的当下研究课题和主要研究对象，研究认为，已有关于农民工收入差异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农民工收入的数量对比仅是研究该问题的一个角度，其收入结构的差异、获取收入过程中所运用的知识和消耗的成本的差异、定期定量获得收入的差异同样是农民工收入的区别和代表性元素。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收入质量的概念。王欣、孔荣（2013）通过对农民工收入质量的研究表明，收入充足、结构合理、收入稳定、获取成本低、知识含量高的农民工自我感知的收入质量满意度高。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严重失衡，收入质量满意度低。收入质量概念的提出拓展了收入的研究领域，为学者研究收入提供了新方向，收入的绝对数量已不再是唯一被关注点。随后，收入质量的研究对象从农民工转为农户，研究内容也从单一研究收入质量本身发展为研究收入质量与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邓锴、霍婷洁、孔荣（2014）从收入质量的稳定性维度出发，研究表明工资性收入不稳定的农户较工资性收入稳定的农户贷款意愿更强烈。在此基础上，邓锴（2014）通过分析认为，收入质量是通过借鉴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以收入数量为评价基础，从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以及知识性五个方面考察收入的优劣程度。收入质量对贷款行为的起始阶段、决策阶段和实施阶段均有着显著影响，应将收入质量概念纳入贷款风险评级体系中。于淼（2015）从信贷员和农户两个角度比较了二者在信贷过程中对收入质量各维度的重视程度，结果发现，信贷员和农户均重视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和稳定性，均忽视了成本性。信贷员更加重视农户收入的知识性。通过借鉴收入质量思想，在研究农民收入从消费和投资角度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时，将收入数量和收入质量其他维度纳入同一体系下综合考察农民收入水平，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前瞻性，同时也拓宽了本基金项目的研究领域。

（三）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经济学在创建伊始并不十分关注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创立目的之一是促进经济增长，而古典经济学认为只有资本积累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消费与资本积累是相互替代的，因此，早期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将资金运用在投资而不是消费上。例如，威廉·配第认为，消费者应该节制不必要的消费，而将收入尽量用于发展生产和资本形成。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基本持相同观点。只有魁奈认为，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进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而对奢侈品的消费不利于生产。但是，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意见不同，魁奈并不是一味限制消费，而是鼓励适度消费，尤其鼓励农业发展以及农产品的消费。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首次将收入与消费直接联系起来的是凯恩斯。在其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提出，消费是由绝对收入决定的，亦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该理论为西方经济学日后的消费研究奠定了基础。凯恩斯为收入与消费引入了边际的概念，边际消费倾向在0—1，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但是很快，该理论受到“库兹涅茨反论”的质疑。库兹涅茨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平均消费倾向很可能是一个固定常数。由于绝对收入理论存在一定的问题，收入与消费的研究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态势。

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之后，主要有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杜森贝利于1949年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其主要内容为，个人消费水平取决于消费者过去最高收入时的消费，即“棘轮效应”；同时周边环境的消费水平会带动个人消费水平，即“示范效应”。收入对消费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由于消费会受到自身影响，收入的波动并不能完全体现在消费的波动上，因此短期和长期收入影响消费的机理不尽相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收入中暂时收入对消费基本不存在影响，持久收入的作用反之。因此，收入的波动也分为暂时收入的波动和持久收入的波动。如果消费者的暂时收入发生波动，对消费的影响较小。而莫迪利安尼等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消费，使得消费者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达到最优配置，即消费的效用最大化。

近30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利拉德最早对预防性储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依照生命周期理论，消费者进行储蓄是为了将财富平均分配到整个生命周期。但是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消费者储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防止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但是Deaton（1991）发现，美国少数消费者占有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这与预防性储蓄的理论有所不同。因此，Deaton认为，收入与消费的关键中间变量是流动性约束。当消费者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消费会受到限制。在此基础上，坎贝尔和曼昆（1987）提出了λ假说。λ是消费决策仅取决于当期收入的消费者占全部消费者的比例，被称为“超敏感系数”。λ越大，说明全社会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比重越高。实证研究发现，在美国该值在50%左右。

2．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有关收入与消费的研究方向与我国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关联。由于我国属于“二元经济结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并且差距仍在扩大。因此，国内有关收入与消费的研究较为关注城乡差距以及低收入人群的主要代表——农民的收入与消费研究。

在城乡收入与消费差距方面，王敏（2011）通过研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消费需求。如果农村居民收入能够提高10%，则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能够降低2.69个百分点，并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提高1.05个百分点。王小华和温涛（2015）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研究了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变动规律。他们认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动不一致：由于消费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始终保持增加态势；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倒U型变化，转折时期为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收入水平提升，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已逐渐出现递减态势，符合边际递减规律，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动呈现非线性的增长态势。研究还发现，该倾向与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情况直接相关。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例过低，因此对边际消费没有影响。而农民主要收入来源数量的提升，均有利于推动农民消费，繁荣农村市场。因此，在当下农民经营和工资“双管齐下增长”的背景下，应适当增加其他收入来源。转变经济发展的首要方式是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一大着力点。金振宇（2011）通过研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及其对消费的影响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问题应侧重于对效率的激励，城镇居民的消费问题应侧重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居民消费更具有潜力，但该潜力未得到有效的体现。韩海燕（2010）在持久收入假说的理论上，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均会对消费产生影响，但是持久收入对消费的边际效应略大于暂时收入对消费的边际效应。但边际消费倾向整体较低，说明了城镇居民对未来转型期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感受。

农民收入如何影响消费，是农业经济管理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白暴力（2008）认为，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乡镇企业和外出农民工的所获收入远远低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欲解决我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就必须先提高农民收入。杨雪和于冷（2009）从投资视角研究了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农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主导型过渡为投资主导型。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与其工资性收入增长有极大的关联。除了农民收入，农民所在的消费环境、农民自身消费结构甚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均会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李跃，2009）。方松海、王为农和黄汉权（2011）探究了制约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扩张的共同原因：教育费用、基础设施和信贷约束。此外，农民增收面临着外部环境变化的考验，农民消费扩张受到农村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的制约。胡愈和王雄（2006）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湖南省1995年至2005年的农民收入和消费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湖南省农民收入对文教娱乐消费的关联度最高，其次是衣着和居住，食品消费仅排在第五位。徐振斌等（2008）从劳动力转移角度研究了四川省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但如果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缺位，收入的增加并不能显著促进消费。李秀红（2007）研究了我国西部农民的收入与消费的关联性，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的传统消费，如食品和衣着支出比重在下降，这从侧面证明了西部农民的恩格尔系数降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居住支出的增长逐渐减缓。新兴消费，如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支出显著上升，医疗保健支出也随着越来越受重视而增加迅速。总体而言，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但边际消费倾向变动剧烈，这说明消费结构尚处于寻求稳定的过程之中。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农民收入和消费中的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如葛继红（2012）探讨了农民收入与文化消费的关系。在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时，农民不会考虑进行文化消费。而该收入水平不但包括其真实收入，也包括农民对自身收入的主观感受。以务农为主的农民由于各种原因，文化消费比较少。马晓旭（2015）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农民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该学者以江苏省统计数据为基础，发现农民收入与其文化消费间存在联动影响和动态均衡机制。王健宇和徐会奇（2010）从收入性质的角度研究了农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他们认为，收入值和收入的变动同等重要，因此他们将收入的增长性、永久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统称为收入性质，反映收入变动情况。在10年全国各地区数据的支持下，验证了收入性质的前两个因素有利于农民消费，后一个因素不利于农民消费的假设。因此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增加农民收入的增长性和永久性，降低收入不确定性，促进农民消费。还有学者从收入风险机制的角度研究了农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马小勇（2008）考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若干年我国农户风险管理的实践，以该实践透析出的经验为基础讨论了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农户收入方面的风险管理。研究证明，虽然我国已处于现代社会，但农民应对收入的风险管理依然依托于以亲友为主的社会网络。该依托虽然较为传统，但不失为应对收入风险的一种保障。亲友的数量是农户社会网络的规模，来源于规模的支持力能够实现农民的稳定消费。农村金融在改革开放后虽然得到了快速增长，但依然存在着对“三农”问题瞄准性不强、覆盖面较窄、缺乏监管等问题。这就导致金融市场无法发挥其保障农户应对收入风险过程中实现平滑消费的作用。农户收入风险管理中，正规风险应对机制发挥的作用迥然不同：农业用地和政府救济确实可以保障贫困农户基本生活，但是农村保险业与金融业的不同步发展，导致商业保险在农户收入风险管理方面收效甚微。

（四）农民收入与农民投资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正如上文所言，西方经济学创建伊始更加重视投资而非消费。西斯蒙第和李嘉图分别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收入的基本表现形式为地租、工资和利润。其中利润由生产创造的价值减去成本（主要为工人工资）而得，是资本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资本家利用利润进行再生产，形成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古典经济学中收入与投资的关系主要是指从获得利润到资本形成的过程。斯密在其著作中也探讨了该问题。经济增长依赖于生产创造的财富。从劳动者的角度而言，创造的财富仅与劳动者的数量以及劳动者的生产效率相关。劳动者的数量问题可以通过招收工人解决，而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主要由资本积累决定。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扩大生产规模，继续增加劳动者数量。随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索洛模型中，提高储蓄率的关键在于收入分配中资本和工资的重新调整，这一调整是提高经济增长率和资本-产量比的主要手段。

与西方经济学并立于世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者是伟大的革命先驱马克思，他对资本的积累与形成进行了细分。首先，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家获取的利润是压榨工人获得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转化。而对资本形成的过程——投资而言，马克思认为投资具有两种方向，主要取决于剩余价值的流动去向。如果剩余价值仅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和继续投入生产要素，则属于外延式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不会提高生产效率，新创造的财富与投入的资本直接相关。如果剩余价值运用于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例如引入新技术）或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例如提高工人的劳动素质），则属于内涵式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新创造的财富将高于投入资本，但见效较慢。从马克思的投资理论中可以看出：首先，资本家的收入来源是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的投资具有两种方向；其次，马克思同样注意到了投资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最后，马克思描绘的两种投资方式实际对应了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只重视产量的落后经济增长方式和重视技术的先进经济增长方式。面对我国曾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农民投资中生产型固定资产比重过低的现象，马克思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依然可以作为指导思想。

如上文所述，西方学术界的“农民”定义与国内不同，其更倾向于职业的统称。因此，西方农业经济管理界专门对农民投资进行的研究较少。较早专一研究农民投资行为的学者是Chayanov。他认为，农民并不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农民的经济行为是为了满足自身家庭的消费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所以农民的投资行为并不适合使用成本-收益衡量方法，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能否减轻劳动辛苦程度而不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收入是否充足。Scott Latourette（1958）在研究了东南亚的农民之后同样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如投资，并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道德。他们不会刻意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将稳定产出作为主要目标，能够让家庭生计得到保障即可。但是，其他经济学家依然坚信农民的投资是理性的。舒尔茨（2009）认为，一旦农民能够认知到投资能够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获得利润，并且该投资成本是合理的，那么农民会毫不犹豫地追逐利润最大化。这实际上是国外学者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进行研究产生的不同结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民素质的普遍提升，农民投资将逐渐理性化。

近30年来，国外有关农民收入与投资的关系研究逐渐细化。Ahn等（1981）、Mellor等（1990）、Adulavidhaya等（1984）分别研究了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投资的关系。由于农产品价格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因此这些学者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农产品价格上升会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民投资的积极性。然而，Singh等（1985）在其著作Rural Development in India中指出，农产品价格提升固然会提高农民收入，但同时也改变了农民的消费习惯，从而对部分农民投资产生不利。Barnum和Squire（1979）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投资的研究同样发现，农产品价格提高，投资出现了下降趋势。他们认为是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农民对闲暇的需求。还有研究（Rozelle, 1999；Brauw, 2002; Turvey, 2012）关注了农民的潜在收入来源，如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所有权问题与农民投资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会增加农民收入，但会造成其他社会问题影响农民投资；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可以较好地解决农民投资过程中的融资问题。但土地所有权抵押仍然需要等待政府的进一步政策的出台。随着对农民收入影响投资研究的深入，信贷逐渐成为农民收入影响投资的关键中间变量。Sial（1996）探究了利率对农民借款的影响，Turvey（2010）进一步研究了收入影响信贷的信贷配给机制，结果均表明，信贷受农民收入影响较大，有助于农民投资。

最新有关农民收入与投资的研究进一步细化。Kebede等（2016）讨论了东非农民收入与沼气生产投资的关系。在现有利率下，沼气生产投资替代传统能源并能给予农民较高的利益。收入影响沼气生产投资，但在低利率条件下，沼气产量的提高同样能够提高家庭收入、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Tang等（2015）研究了农民收入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关系。短期之内农民收入单方面影响减缓气候变化的投资，但长期之内该投资会显著影响气候变化，进而提升农民收入。因此，政府应加大长期投资规模，减少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投资。Ameli和Brandt（2015）研究了农户在清洁能源方面投资的情况，认为其主要影响因素不但包括农民收入，也包括农民的房屋所有权、社会背景以及家庭信息等。

2．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有关农民收入与投资关系的研究起步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成为投资的重要主体之一，并以家庭为主要单位，农户投资是农民投资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是，农户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1989年的21.6%锐减至2014年的2.1%，并且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比重过低，这激发了众多学者对此研究领域的兴趣。有关农民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文贯中（1988）对湖南省南县和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县及吴江县的土地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土地制度是影响农民投资的重要因素。对张家港和兴化两地农户的调查显示，政府对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管制，这种管制限制了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虽然取消这种管制将不利于某些农产品的生产，但是能够打破农民收入的桎梏，总体而言，农户生产与投资受政策影响较大，但也能够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此种情况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地区明显（张林秀、徐晓明，1996）。肖小虹（2010）和尹文静（2010）分别从提高财政投入和农村公共投资探究了农民投资，结果均显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农户投资的增长。王敏杰和应丽艳（2007）认为，我国农业投资不足成因主要有：农业信贷资金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的变动决定了农业贷款额较低；利率管制扩大了涉农资金的供需缺口。但农业经济管理学术界公认，决定农户投资的根本因素是资金。农户投资资金来源主要为收入和信贷，但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农户较难从金融机构获得充足的投资资金。因此，收入水平是决定农户投资的关键因素。郭敏和屈艳芳（2002）认为，农户投资水平是现在及未来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农户投资行为分析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两位学者分析了影响农户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农户收入、农地收益、农地规模、农业贷款、承包期等，并对这些因素对农户投资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农户收入在农户投资所有正向因素中最为关键，现阶段农户投资额低，边际投资变动不明显。考虑到短期内无法改变边际投资的既定现实，提高农户收入是次优决策。农户的贷款资金是农户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并且贷款和投资相互促进。农户投资决策部分取决于金融机构批准的贷款额度。农户土地使用权是否稳定对农户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将增加农户对土地投入的安全感，进而提高其对土地的投资。王建洪等（2009）对我国农民投资的时间序列和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对农民投资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收入结构而非收入，农民收入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在西部地区、低收入地区和农业大省较为明显。农业收入基本能够支撑农民投资，1996年之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对投资产生了较大贡献，但转移性收入对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一味追求收入的增加，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应注意收入结构的优化和减小区域性的差异。辛翔飞和秦富（2005）认为，我国农户决策农业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农户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支出和地区差异。但是土地规模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民收入是投资的最主要因素，当年收入决定了下一年的投资规模。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有助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从而促进投资。在该研究中，两位学者还发现，农民收入与投资间存在相互促进的现象。因此，很多学者也开始注重投资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史清华（1999）从农户家庭耕地规模、年龄结构、人力资本积累等视角，探究了农户家庭经营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投资结构变化和产业分化与农户收入的关系，证明了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投入要素质与量的提升均为农户收入增长的关键。史清华（2000）对山西省和浙江省的农户投资行为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农户家庭内部的资源利用势差决定了农户投资额。浙江省农户的资金资源利用势差显著高于山西省农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利用势差越来越大，结果导致浙江省农户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显著高于山西省农户，表明了农户的投资理性与收入最大化目标的一致性。陈凯（2000）从农户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整合的角度，提出了资本整合进行长期开发性投资的理念，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五）农民收入与农民贷款行为研究综述

目前农民贷款行为的研究主要有农民贷款需求和贷款用途两个方面，而这些研究中农民收入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1．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有关农民贷款行为的研究中，常不单独讨论收入，而是综合考虑农民的经济水平或收益。Long（1968）运用微观经济学模型，在假设生产机会等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认为实现收益最大化是农户最主要的贷款动机。Stieglitz（1981）运用联立方程，发现农户的经济水平是影响其贷款需求的主要因素。Iqbal（1981）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发现在生产技术更新换代快的地区，农户的贷款意愿普遍较高；当农户获得贷款后，其当期的预算约束线外移，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较之未获得贷款时均有所提升；随着投资行为的持续开展，其收入和消费水平均会呈现稳步增长态势。Wenner（2003）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政策与农户贷款需求之间具有很强的联动性。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农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是显著影响贷款需求的四大因素。男性农民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更具有贷款需求。年龄对于贷款需求的影响呈现倒U型。年龄较低和年龄较高的农民均不易产生贷款需求，年龄在30—55岁的农民是有贷款需求的主体人群。但收入对贷款需求的影响较为复杂，高收入农民很可能因为风险规避而造成风险配给现象。Binswanger和Siller（1983）较早研究风险配给，发现尽管能够使用土地作为抵押品，但如果贷款无效率，小农很可能因为不愿意承担风险而完全放弃贷款。由于需求不足，面向小农的信贷市场可能会消失。与Boucher、Carter和Guirkinger三人的研究视角不同，Binswanger和Siller更加关注风险配给与资产规模的相互影响，认为抵押物和利息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风险规避、谨慎性和资产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Eswaran和Kotwal（1990）运用两个时期的消费模型检验信贷约束，结果表明信贷市场可以平衡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的能力，然而过度的风险规避是因为农户无法承受收入下降的影响，即风险配给的出现与谨慎性无关。风险配给作为信贷配给的一种形式，对农户信贷需求存在一定影响。Bell等（1997）通过研究信贷需求与信贷供给，发现信贷需求会随流动资产的增加而增加，这种积极影响意味着存在风险配给行为，因为流动资产会缓冲抵押固定资产带来的影响。此外，该研究还表明由于正规借贷需要使用土地作为抵押物，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户选择非正规借贷多于正规借贷，这说明无管制的市场对信贷需求具有积极影响。Barham（1990）研究发现，金融机构的宣传、位置、工作效率等会影响农户贷款需求的产生。在贷款业务宣传力度大的地区，农户产生贷款需求的可能性较大。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距离的远近也会影响其贷款需求。居住地附近金融机构数量较多，或距离金融机构路程较近的农户，容易产生贷款需求。利率水平较低、放款及时、担保要求简单、还款期限灵活的贷款更容易受到农户的青睐（Ghate, 1992）。学者们对中亚地区农户的贷款行为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贷款手续烦琐、放款周期过长、当地市场环境恶劣、没有良好的投资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等会导致农户不产生贷款需求。Akram（2008）认为，正规贷款资金渠道主要有国家或私人建立的商业银行、经济合作社、政策性银行、非政府组织设立的扶贫基金会等。非正规贷款资金渠道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高利贷方式的借贷、亲戚朋友间的资金借贷现象等。农户贷款中的交易费用是影响其选择何种贷款渠道的重要影响因素。Udry（1994）认为，由于规章制度和社会力量的关注和监督，加之还款压力小于非正规金融市场，正规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远低于非正规金融市场。Kochar（1995）对南亚地区农户贷款行为的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组织贷款交易费用更少，因而农户更倾向于向非正规金融组织贷款，特别是向亲属、朋友贷款，这种类型的贷款不仅交易费用较少，还具有放款及时、利息水平低等特点，为很多农户及时解决了资金困难。收入影响贷款渠道的机理较为复杂：收入较高的农民既有可能规避风险倾向于正规金融渠道，也有可能规避交易成本倾向于非正规金融渠道。

2．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户普遍存在贷款需求。霍学喜（2005）通过对陕西渭北地区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发现，以务农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户中，70%以上存在贷款需求。吕青芹（2007）对不同地区农户的贷款需求进行了调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农户贷款需求更为强烈。黎翠梅等（2008）通过对华中地区农户及当地正规金融组织的研究后发现，七成以上农户存在贷款需求。农户家庭中从事非农业生产人员的比例、农户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收入水平等会影响其贷款需求。李颖等（2008）在东北地区进行调研后发现，当地有信贷需求的农户数量在短时间内有较大幅度增长。史清华等（2002）针对山西等地农户贷款需求的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家庭收入状况对农户贷款需求影响显著。周晓杰等学者也提出相近观点。李锐等（2004）认为农户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尤其是上等土地面积会影响农户贷款需求，利率越低、还款期限越灵活的贷款越受到农户欢迎。宫建强等（2008）认为农户收入水平、可支配资金是农户贷款需求的影响因素。秦建国等（2011）认为家庭人口数量和家庭可支配资金的主要流向是影响农户贷款需求的重要因素。罗剑朝等（2012）认为农户受教育程度、对贷款业务的认知程度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贷款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家庭总收入水平和家庭储蓄余额对农户的贷款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周小斌等（2004）、何广文（2005）等学者也持相似观点。张树基（2006）对东部地区农户贷款行为的研究表明，是否有过成功的贷款经历、非农收入数量及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其贷款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政治面貌、家庭日常花费对其贷款需求的影响不显著。曾学文和张帅（2009）运用logit模型分别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户贷款需求进行研究，发现农户纯收入、贷款利息、与金融机构的距离等对其贷款需求影响显著。韩宁（2010）认为，农户家庭生活中的实际决策人性别及受教育程度对于贷款需求的影响要大于户主性别及受教育程度对贷款需求的影响。

（六）农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综述

1．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经济学在创建伊始就非常关注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生产劳动的数量，即生产劳动在全部劳动中所占比例，而生产劳动的数量又依存于资本的数量。国民收入中用于生产劳动的比例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增长就越快，反之，结果亦然。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索洛模型中，对任何既定的经济增长率和资本-产量比率，可以通过改变储蓄率来达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而储蓄率的改变则是通过收入与改变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来实现的。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时，主要的理论成果是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库兹涅茨通过对英、法、美等14个国家近百年经济增长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他认为，持久收入结构不均等的长期变动特征是：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不均等缩小。“倒U型假说”的要点是，在经济进入增长阶段之前，收入分配较为平等。而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会逐步扩大，当一个经济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但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这种情况会逐步缓解。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不均等开始缩小，直至趋向于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近30年来，西方学者集中关注了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中收入分配的重要性。Ram（1988）指出，由于一些早期支持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实证研究或者对人均收入的测算有误，或者在衡量收入差距时选择的指标不可靠，因此影响了实证结果的可信度。目前，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倒U型假说”并不是一条铁的定律，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可以有多种组合。一方面，一些经济增长指标仍然对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法国经济学家Bourguignon和Morrission（1995）的一项研究证明，一个国家农业和非农业的二元化越明显，其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减少经济二元化程度，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比“倒U型关系”显著，而且这些实证研究均认为收入分配不均使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大多数“中间选民”会选择高税收的决策者，而高税收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收入分配不均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在实证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一些收入分配不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也被提出。法国经济学家Bourguignon（1993）认为，收入向富人集中虽然有利于提高社会的物质资本积累的水平，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收入分配不均又可能会导致一些穷人不能接受教育，从而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负面影响，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其进一步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截面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了教育和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核心因素。在关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同时，国外学者也从其他方面探究了农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速水佑次郎和拉坦（2000）从农产品需求和效用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以食品为主的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低，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农产品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然而，需求变化相对滞后于供给变化，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不足以弥补价格下降的损失，从而引起农民收入下降。普雷维什和辛格尔（1950）提出的“贸易条件恶化”观点指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在争取和保证国际经济环境改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提高农民收入。赫尔希曼（1991）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应该集中资源优先促进对国民经济有较大带动作用的产业的发展。只有保证经济增长，农业部门中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才会被经济带动，才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Alesina等（1991）通过研究发现，收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对经济增长有着负向影响。该研究建立了一个考虑公共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来分析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该模型发现，不同收入阶层会通过投票来决定税率，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收入差距越明显，经济增长率就越低，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2．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有关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基于收入的分配或不平等。周文兴（2002）较早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共同的影响因素：资本、教育、城市化、通货膨胀、财政收支、税收、工资率及货币控制等。我国城乡差距较大，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近期内不会出现，因此，目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有害。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度量了反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他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差异十分明显。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阻滞作用。而且，这种长期效应抑制了短期经济增长，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结论不尽相同。刘江会、唐东波（2010）使用面板协整和面板误差模型，得出缩小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经济增长会抑制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曹裕等（2010）从城市化角度入手，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面板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经济增长。饶晓辉、廖进球（2009）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TR），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区制状态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区制状态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为正。吕炜、储德银（2011）同样得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的结论，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此外，国内学者还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陈昌兵，2008；陆万军，2012），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李宪印，2011）、税收（何其春，2012）、教育不平等（龙翠红，2011）等现象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

关于收入分配及其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于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农民收入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是被现有研究忽视。国内现有研究主要认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刘艳（1999）提出，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动力源在于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占中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从而促进国民经济走上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而农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谢恒（2000）认为，由于农民收入过低且不稳定制约着农村市场的扩张，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并未显现出来。因此，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和动力源。王秀杰（2002）同样认为，农民收入影响着农民的消费，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白菊红等（2003）研究了农民收入分配对农村经济的增长作用，其认为，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所以农民收入分配不均等刺激了农村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促进整体经济增长，但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影响较小。李道军、胡颖（2004）研究发现，农民收入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增加农民收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又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路径。徐贻军、周莹（2009）计算了2009年全国各省区市的农民收入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弹性值。结果表明，所有地区的弹性值均大于1，即农民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超过一个百分点，其中广东省的弹性值最大，辽宁省弹性值最小。关浩杰（2011）和王丽丽等（2014）分别根据我国和齐齐哈尔市的数据，使用VAR模型，探究我国农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结果均表明，农民收入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但农民收入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弱。经济增长在短期能够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该影响在短期存在波动，而长期内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范念龙和徐红（2011）同样使用VAR模型分析新疆农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新疆的经济增长不能直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而新疆农村居民收入也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新疆的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没有保持同步增长。

（七）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

通过回顾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对农民收入的研究可总结为：农民收入决定问题，通过农民个人特质、资源禀赋、外部环境和其他特征判定农民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从增收角度给予政策建议；农民收入结构问题，通过农民收入来源的构成及变化判定其影响因素和变化规律并从优化角度给予政策建议；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通过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及变化并从制度改革角度提出政策建议。有关农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主要从消费理论基础出发，其一是从我国全部居民视角出发研究城乡收入与消费水平和结构，其二是从消费影响因素和区域差异方面探讨农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有关农民收入与投资关系的研究同样从西方经济学中的投资理论出发，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较为微观，主要为农民收入与具体生产性投资的关联；国内学者则将农民收入作为农民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贷款是农民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而农民贷款行为显著受到其收入影响，而农民收入亦与宏观经济增长存在较大关联。从以上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农民收入、收入与消费、收入与投资信贷、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然而，在以下几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第一，现有研究往往着眼于收入的某个角度，缺乏对农民收入的总体思考。现有文献对农民收入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大部分已有研究依然将农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农民收入其他维度的重要性。以收入质量理念为依托建立的农民收入质量概念，更全面地涵盖了收入的属性，可以更好地衡量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因此，一个能够全面有效衡量农民收入的指标可以弥补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而获得该指标的前提是合理构建有效的农民收入质量体系和测算农民收入质量指数。

第二，相较于收入、消费及投资问题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中涉及农民收入与消费及投资关联性的较少。由于农民的经济贡献程度直观性和社会地位较差，因此该群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往往被忽视，验证农民收入通过消费和投资对农村经济贡献的研究较为匮乏，这更加不利于此种情况的改观。然而，我国农民人口比重较大，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小觑。我国政府将提高农民收入作为头等问题。在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农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重要。因此，研究农民收入对消费及投资的影响具有必要性。

第三，在研究收入对消费及投资影响的有关实证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通过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直接探讨收入如何影响消费及投资，由模型得到两者的关联及影响程度。然而，这种实证研究缺乏对影响过程的思考。消费及投资受到收入影响仅为收入质量的外在表现，核心原因是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的共同作用。因此，本书在测算农民收入质量指数的基础之上，研究农民收入质量以及各维度对农村居民消费及投资的影响，有助于深入探究农民收入质量对消费及投资影响的机理、渠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