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极重要的时代，要说我国的小说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在唐以前，小说还处于雏型阶段，如六朝志怪小说，严格地说还算不上小说。只有到了唐代，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那就是传奇。因其事属奇闻，或情节离奇，或传神奇怪异之说，故名，其实就是唐宋文言短篇小说。传奇之称是稍后才有的，它起于晚唐人裴铏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传奇》（其书已佚），与后来戏曲中特别是明清时代以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形式也称传奇是两码事。
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从情节叙述到细节描写，都应该是有意识地运用想象和虚构，也必然有文采藻饰的铺陈和渲染，唐人传奇之有别于六朝志怪，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说，主要就在于这一点。鲁迅在他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序例》的开头，就引明代胡应麟的话说：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
“传录舛讹”往往出于人们头脑中神鬼怪异的迷信观念，而“作意好奇”或故“设幻语”，则是自觉地在运用文学创作手段。因而在表现上也就有精粗之分。唐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讲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此外，传奇的题材也比志怪大大扩展了，增加了许多社会内容。历史的、政治的、官场的、市井的、家庭的、爱情婚姻和妇女的……形形色色，丰富多采。人物塑造、情节构思、语言文字等等艺术技巧，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传奇文体自己的特色，即不少作品往往文中有诗，韵散夹杂；以记叙为主，又兼有议论，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备众体”，对后来的小说也有很大的影响。总之，传奇的产生，使小说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
传奇的发展，大体有几个阶段：初盛唐是志怪到传奇的过渡阶段，所存作品甚少，仅王度《古镜记》、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和张文成《游仙窟》三篇，内容多荒诞怪异。中唐是传奇最繁荣的黄金时期，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现实性与社会意义也大大加强，诸如《枕中记》《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李娃传》《长恨传》《莺莺传》等名篇佳作，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晚唐时，传奇则趋向低落，数量虽仍不少，质量却大不如前；唯此时多传奇之专集，如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牛肃《纪闻》、裴铏《传奇》、皇甫枚《三水小牍》等皆是。至宋代，已是余绪，文多迂腐拘板，无可称道。鲁迅在《序例》中有一段话，概括得十分精切，他说：
王度《古镜》，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千里《杨娼》、柳珵《上清》，遂极庳弱，与诗运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
此可谓定论。
《唐宋传奇集》自鲁迅校录完毕之日起，迄今已有三分之二世纪，但它仍然是一部在一般阅读和专业研究上都非常有价值的书。用白话翻译出来，以方便读者，让它成为普及读物，使更多的人能观瞻我国唐宋时期优秀的古典短篇小说的丰采，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唐宋传奇集》与后来的各种同类选本比，是有其特色的，大略有以下数端：
一、只收单篇作品。如其《序例》所说：“本集所取，专在单篇。若一书中之一篇，则虽事极煊赫，或本书已亡，亦不收采。如袁郊《甘泽谣》之《红线》，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杜子春》，裴铏《传奇》之《昆仑奴》、《聂隐娘》等是也。皇甫枚《飞烟传》，虽亦是《三水小牍》逸文，然《太平广记》引则不云出于何书，似曾单行，故仍入录。”
二、重唐轻宋，黜伪求信。《序例》说：“本集所取，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抉择。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矛尘君方图版行，故不编入。”
三、择体较宽，足广视野。所录之作，有的为当今小说选本所不取，如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即是。或以为既称“论”，当入文集，非传奇小说者流，鲁迅则不泥于此，但重其实质。至如后三卷之《隋遗录》《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及太真、飞燕、梅妃、师师诸外传、别传，又以其体近史传，亦多不选。本集则不拘一格而收之，以补正史之阙，足广读者见闻，亦见当时传奇之风浸淫之广。
四、用心校勘，将可资参证的材料写入附记。本集经许广平相助选定后，鲁迅曾搜集多种善本互校，遇“字句有异，惟从其是”，并于书末出“校记”，注明某篇出于何书何卷，列某句某字在诸本中之异文。所取文字虽偶有一二处可商，后来学者亦有撰文补正者，然其用心之勤，功力之深，远非根基浅薄之辈可及。又鲁迅于卷末附《稗边小缀》，是他平素“涉猎杂书，遇有关于唐宋传奇足资参证者”，随手写取积累而成的；唐人传奇被金元以后的曲家、通俗小说家所取资的特多，凡耳目所及，也都略举以备考。这些都有参考价值。总之，征集旧闻，广赖众力，成书不易，故鲁迅颇自珍惜。
将文言翻译成白话，难处在保存原作文字的风格和微妙之处。这和将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情况完全一样，文字愈精妙的就愈难译，要不损伤原作的妙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读到鲁迅《序例》最后几句话“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时，就想到，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有本领将这十三个字译得跟原作一样好。
传奇“文备众体”，杂有诗赋词曲的作品不少。有的仅两句、四句，有的一篇之中有好几音，最长的有像《长恨歌》之类的长诗。倘若不翻译，工作似乎只做了一半；要译出来，困难自然要超过译散文，因为至少总要译得像诗词的样子。经过实践，我们感到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强求划一。诗，一般都翻译，并大体押韵，以免过于散文化；但遇有个别极浅显易懂、与白话没有多大区别的诗或民谣，就不一定再添几个字，硬是画蛇添足地改变它的原样。因为我们不是为翻译而翻译。好比说，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一首，除了可将“举头”改成“抬头”外，还能怎么个译法？还有什么译的必要！所以偶而碰到这类情况，我们也有保持原诗原句或只改其一二字的。
文中也有写对对子的，这与律诗中的对仗还不一样。律诗中的对仗，翻译成白话，能对固然好，不能对的，不对也不要紧，因为文中反正只说做诗；对对子则不同，若译出来不成对子，算个什么呢？而且对对子完全看你用字造句的技巧，所以不能译也不必译。若句子中有不太好懂的地方，我们只加括号解释。
词曲的语言多数比较浅显，偶有几处太文、不够畅明的，我们采用“半译”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只改换或增加几个字，有时一句分作两句，使之既易于理解，又能保持长短句搭配的自然音节，仍像一首词曲的样子。想必读者不会误认为某词牌、曲牌的字数句数，就是经我们改动过的格式。这是尝试，是否妥当，得失如何，只好请读者来评定了。
原书正文中有些加括号的注文，我们这次翻译时，多数还是保留了；也视情况有所增删。增加最多的是《东阳夜怪录》，因为该篇所述，是诸多动物化为精怪，彼此高谈阔论、吟咏诗作的故事，引用古籍中有关动物的典故和双关语特多。这使我们在翻译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只有把难懂的古语换成通俗的今语才算译，然而改换语词又会同时失去其谐音、双关的妙处，典故用在诗中而兼有这些作用的地方更是如此。所以要解决这一矛盾，在用语上便颇费斟酌。在这方面，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实在难以两全的，就只好借助于注文来弥补了，想必读者是能够谅解的。
传奇既是小说，写到某些历史人物、事件，虽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或传闻的依据，未必尽属虚构，但核之于史实，则又常常有年代先后或地名人名的谬误。如《隋炀帝海山记》称“炀帝生于仁寿二年”，仁寿二年为公元602年，其时炀帝已34岁，两年后便杀文帝即位。又称“帝名勇”，炀帝名广，这些地方错误太明显，若不指出，怕贻误历史知识不太多的读者，我们加了极少量的注说明之，或同时作了校改，但一般的错误，都不注不改。因为毕竟是小说。又如《隋遗录》记虞世南作《应诏嘲司花女》诗，后人不加审辨，在编纂《全唐诗》时，也将此诗收录于虞世南名下。其实，隋代还根本没有七言绝句，更不必说完全合律的七绝了，它只不过是晚唐小说家自己的创作。炀帝的《双调望江南》词八阕也是如此。又，有些作品如《周秦行纪》、《隋遗录》等的作者，多系当时人及后人伪托，鲁迅先生在《稗边小缀》中已有考证。诸如此类，我们也不特别加以考证，因为从学术角度研究传奇不是我们译书的任务。我们只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不要把传奇小说中所述种种，当作一般史料来看待。
某些名物、语词，因年代久远，不得甚解又一时无处查考的情况，也会偶而碰到。翻译不同于注解，可以据实注明“未详”，或干脆过去不注，所以，要想完全避免望文生义、强作解人之诮，也并不容易。好在这种地方不多，碰上了，我们只好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多加斟酌，谨慎下笔，不自以为是。
语译古籍的经验不多，又限于水平，此书不当和疏误之处恐所难免，还祈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