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
“升之白。顷退居商洛，入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仕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岸圮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
‘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
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
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
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合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
乐安任升之白。
数日，钦悦即复书曰：
“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
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圹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圮时之日辰，以圮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其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
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圮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浃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浃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圮，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
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甸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浃辰交；论日，则三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圮。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历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吾子之问，契使然也。
从吏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远测。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记。”
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户部郎中，于南宫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精，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阏，当世名不甚闻。子知之乎？”吉甫对曰：“兄何以核诸？”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博求时儒，莫晓其旨。因缄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至升之，颇耽道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钦悦曰：‘子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绎之，行及滋水，凡二十里，则释然悟矣。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不亦异乎？”
辛未岁，吉甫转驾部员外郎，钦悦子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
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阳，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吉甫喜得其书，抃逾获宝，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
夫一丘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圮，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傅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浙，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钦悦寻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摈于外，不显其身。故余叙其所闻，系于二篇之后，以著蓍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
时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
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
唐朝天宝年间，有一位商洛的隐士叫任升之，曾写信给右补阙郑钦悦，信如下：
升之陈述：以前，告退隐居于商洛，很久都没有奉告情况。独自去山林之中，朋友与亲人的交往都断绝了。心想有所请教，将另行择日拜访。升之的五代先祖，曾在梁朝做太常的官。起初在南阳王幕下供职时，在钟山悬岸坍塌的墓穴中，得到一方刻着古铭的石头，没有署姓名。上有用小篆镌刻的文字说：
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
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
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
文字虽然已有剥落，仍然还能看得清楚。一场大雨之后，墓石刚塌落下来，便获得了它。这是梁武帝大同四年的事。几天以后，正遇上七月十五中元节举行盂兰盆大会，先祖随驾到同泰寺。他将抄录下来的铭文拿给史官姚訾和诸位学官看，大家反复议论了几个月，没有人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张先祖所遗的铭文，现在还留在盛书的竹筐中。您的学问已到天生而知的境界，谋略已到不必运算而准的地步，是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的。我希望您能揭出这古铭的要义，归纳它所述的意图，在信中加以阐明，以成全先祖的遗志。这是我所深切盼望的。
乐安任升之陈述。
过了几天，郑钦悦就复了一封回信，信说：
使者来此，忽然捎来您给我的信，洗涤了我的胸怀。您不忘旧时情谊，说是要来走访我，又以大同年间的古铭让我看。前贤未曾弄懂的，我并非有高见卓识的人哪里敢轻易乱说？实在只增我内心的惭愧。
我现正处在路途之中，没有什么书籍可翻检参阅的，只是坐在马鞍上思索，但也颇有所得。发掘墓葬的人不知是谁，占卜择地营葬的人却实在是绝代的贤者，他对过去未来之事了如指掌，所说事情的起始和终结，分毫不差。从前，隗炤预先知道死后有姓龚的使者来为他索隐解惑的事，也比不上他。他不说墓葬的年月，而先说墓塌的日期，从坍塌之日，回头再去推求始葬之时，事情就清楚了。姚史官也算是当时很有见识的人了，又与一批儒生议论过铭文，考虑了一个多月，竟不知它主要在说什么，这样的事又岂止是这一件呢？推究作古铭的卜筮者的意图，就是想把事情隐藏起来，把话说得尽量隐晦含蓄，看来就是在等待我出来充当龚使解开这个谜了。要不是这样，您怎么会突然来找上我的呢？我对照历谱，揣测隐语之所指，试着来说一说，或许能符合它所包藏的意思。
梁武帝大同四年干支为戊午年。铭文提到“甸服”，离王城五百里的地叫“甸服”，所以用以指代五百；“黄钟”是十二律之一，律应十一月，所以是十一。这句是说墓经五百一十一年而坍塌了。从大同四年上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年。“三上庚”，指三月上旬的庚日，那年的三月初一是辛巳，到十日就是庚寅，可知是三月初旬葬于钟山的。“七中巳”，大同四年的七月初一是戊午，到中旬十二日就是己巳，可知己巳日就是墓刚坍毁的日子。“浃辰”是子、丑、寅、卯……一周十二天之称，所以是指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计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过一月有一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因为末了说的是“四百”，可知前面的六是千数，十八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毁，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所以说“二九重三四百圮”。
铭文上的几句话，只是说年、月、日之数罢了。根据年，是五百一十一，合到“甸服黄钟”上；说到月，是六千三百一十二，合到“六千三百浃辰交”上；论其日，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合到“二九重三四百圮”上。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谱计算，一点也没有差错。它所说的年、月、日，只要差上一个数字，便不能彼此照应了。推究卜筮者的意思，一定是等待我来解说的。您的下问，恰好能使事情有这样的结果。
我久做官吏，原先所习的技艺业务，都已荒废了，古人的用意，又难远隔时代去推测。您不妨再询问能人，届时给我通个消息。使者回去时，不再代我说了。郑钦悦述记。
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同族人李巽任户部郎中，在公务余暇之日，谈起近世儒学有术之士，对吉甫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用方术来推算气数命运的学问钻研极精，思路能深通玄妙奥秘的道理，那个叫一行的和尚是及不上他的。因为他未能再多活几年，所以当世不大闻名，您知道他吗？”吉甫回答说：“老兄所说情况，怎么来证实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隐者任升之自己说他的五代祖在梁朝任太常之职。大同四年，在钟山下获得古铭。古铭文义隐秘，曾广泛征询了当时学者，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于是将铭石封存起来，嘱咐他几个儿子说：‘我的后代子孙记住，拿这铭文去访问学识广博的人，如果有谁知道它的意思，我在地下就不会有憾恨了。’到了升之，他对那些博洽古雅的学问很感兴趣，闻钦悦之名，就把先祖的心愿告诉了他。钦悦说：‘你将它抄下来给我看，我试着思考思考。’升之就抄录了铭文给他。恰好碰上钦悦奉朝廷的派遣，正走马于长乐驿。得到铭文后就思索该如何解释它。一路走到滋水，共二十里地，就忽然像冰块融化似的悟出了其中的奥妙。所以他的信中有‘在马鞍上思索，颇有所得’的话。这件事，不是很奇异吗？”
辛未年，吉甫转为驾部员外郎。钦悦的儿子克钧由京兆府司录转授司门员外郎之职。吉甫几次以李巽所述向他对质。虽然李巽说的话是符合实情的，但克钧自己说那些当时写的东西都已丢失了。吉甫每想到古铭中的微词，含意极为幽深，而却不能见到，便深深地感到惋惜。
壬申年，吉甫被贬官去当明州长史，东海的岛屿上有个隐士，姓张，名叫玄阳，因为懂《易经》，而被州将看重，召他到官署中，他因此就给我们讲《周易》卜筮方面的事，便把钦悦等写的信拿给我看。吉甫喜获这两封信，比获得什么宝贝都更为兴奋。立即将它编排起来，又加了点评，文字如下：
一堆土丘的泥土，是没有生命感情的。遇到一场雨而坍塌下来，是出于偶然。研究卦象命运之学到极深境地的人，竟能预测确定它是在十八万六千四百天之前落葬的。何况国家大治与动乱的命运变化，人们穷厄与荣达的遭际不同，圣贤生不逢时，君臣偶然遇合之类的大事呢？那么，姜子牙在磻溪钓得璜玉而辅助周室，被武王尊称尚父；孔子被楚狂讥为无凤凰之德性而四处奔波；傅说被殷王梦见于傅岩之野而被推举为宰相；张良在圯上被神人黄石公授以《太公兵法》而得佐助汉业，也都必定是命中早注定的了。然而，孔子忙碌得连坐席都没有暖就得离开，墨子等不到烟囱烧黑就得迁居，为什么他们又那样辛苦地经营呢？孟子曾谈到孔子离开齐国时急得不及炊米煮饭，而离开他故乡鲁国时则又迟迟才行；贾谊从京城被贬往长沙而作吊屈原的赋以寄其感慨悲伤，为什么他们又这样地有所眷恋呢？难道说大圣大贤还对人性天命的道理有所迷惑吗？还是想借自污其身而给人们留下教训来，以显示为人之道的不可废弃呢？我实在是弄不明白。钦悦不久就由右补阙再任殿中侍御史，被当时宰相李林甫忌恨，排斥出京城去了，终至失去显身扬名的机会。所以我记叙所见所闻，系于这两封信之后，以彰明蓍草筮卜的神奇，聪明的先哲能预知未来，命运的穷达祸福都有定数，而把这篇文章留给好事者，以供后学们的好奇赏玩。
时为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