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与民族区域自治

杨军

摘要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革命时期，仁人志士将马克思主义带到广西，在各族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以韦拔群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功不可没，他们通过办刊物、开展农民运动等方式在广西少数民族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也大力培养了大量广西籍的少数民族干部，为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后续传播提供了领导保障，这些都为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面前未来，探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西成功实践的重要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及其传播。

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马克思主义；广西

DOI:10.13835/b. eayn.25.04

广西是一个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12个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地方。广西革命运动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广西少数民族群众在革命时期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旗帜鲜明，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极大贡献。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中，各少数民族群众坚持优良传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广西、为南疆发展继续默默做出应有的贡献。1949年12月广西解放，1952年12月9日行政署级的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广西少数民族群众革命时期的参与是全国革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此使更多少数民族群众觉醒。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百色起义、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等的过程中，革命同志都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用革命的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创新。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概述

（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20世纪初，广西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外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并将所学知识带回广西进行宣传，这也是广西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雏形。广西首位接受民主知识教育的为马君武，其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到很多关于卢梭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05年7月30日加入了同盟会。

直到1920年，为响应孙中山同志的号召，马君武于上海建立了“改造广西同志会”，陈伯民、黄书祥、黄树林等很多先进知识分子都出自这个同志会，他们为广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来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宣传奠定了人才基础。

广西第一个共产党员、广西省级党组织早期主要负责人黄日葵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是较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广西人之一。1918年，黄日葵从海外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就读。在北京大学期间，黄日葵积极参与各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活动，参与筹办《国民杂志》社，在不断学习积累当中他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萌生了投身革命和参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想法。1920年，在李大钊的支持下，黄日葵联合邓中夏等人建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为黄日葵更深入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基础。

五四运动之后，广西先进知识分子到广州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并建立了“广西留穗学会”“广东高师广西同乡会”等，为进一步推广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奠定了基础。在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先进人士，如陈居玺、廖梦樵等，为早期广西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补充了人才资源。

（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联刊物

五四运动的开展全面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广西各地区进步人士也主动汇聚在一起，共同创立了学生联合组织，以示威游行的方式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全区各地方的影响力。学生联合组织创立之后，广西各地区关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开展更加如火如荼。比如南宁四所学校联合成立的南宁学生联合会、柳州三所院校联合创立的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与梧州创立的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等，这些联合会通常都会通过开办演讲活动、创办刊物等方式来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爱国精神进行宣传，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包括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创办的《救国旬报》、桂林学联会创办的《三日刊》、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创办的《救国晨报》、容县学联会创办的《绣红杂志》、南宁学联会创办的《爱国报》等。刊物的创办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宣传提供了平台，有利于加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一步强化各地区民众的爱国意识。

其中，《中国青年》《向导》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被传播到了梧州中学、郁林中学等学校，对学校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在宣传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进入了较高层次。此外，诸如省第一师范及南宁等地院校图书馆都上架了这类型刊物，且订购的种类与数量不断增加，可供人们了解先进思想的渠道越来越广阔，为更好地在广西宣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群众基础。

这些先进报刊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宣传与传播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保障。报纸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群体广等优势，有利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认识，尤其是对于进步人士而言，报刊的创办为其提供了了解时事、接受新思潮的平台。《右江日报》于百色起义之前创办，是机关报刊，为红军创立的第一个铅印报纸，它在传播先进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引导广西进步人士形成科学思潮、增强人们的爱国热情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右江日报》还肩负着宣传共产党先进理论的重任，它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在宣传与传播上的优势作用，刊登了一系列关于革命实践与爱国思想的文章，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积极与群众进行交流沟通，为右江革命的成功开展聚集了大量群众力量。

二 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力量与干部，强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领导保障

（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培育了大量少数民族革命力量，埋下了红色种子

在百色、龙州起义的过程中，左右江民族地区在韦拔群等革命先驱号召下，来自各民族的群众都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成为红色革命军的一员。随后在百色起义中成立的红七军同样大部分由少数民族所组成。

红七军虽然由多民族群众组成，语言不通之处并不少，但在革命的队伍中，官兵学会了相互尊重、团结友爱，也学会了通力合作、一心为革命，整体军容军纪与军阀派系部队不可同日而语，队伍氛围更是与国民党军阀有天渊之别，红七军的一名士兵直言：“这同旧社会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真是换了人间。我当时那种欢天喜地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根据区委党史办公室所编《百色起义人物志》，百色起义中的190名广西革命英雄人物中，有135名少数民族，占百色起义广西本土革命英雄的71%。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左右江根据地的少数民族儿女也是最坚定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韦拔群也曾经作《革命到底》诗歌一首，表明了百色起义中少数民族儿女的革命决心：

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赴恶境，但相信，雾散会天晴！

百色、龙州起义不仅建立了红七军、红八军这样少数民族子弟兵占多数的英雄集体，更通过基础教育的方式，使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领了左右江根据地的农村文化阵地，埋下了坚强的红色种子。

（二）通过抗日大学、党校及学校培育少数民族干部

在延安的首期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开学时，韦国清等6人得到了进入抗大学习的机会，当时抗大还叫作“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时，韦杰等8人得到了进入第二期抗大学习的机会。第三期抗大出于战略考量，以四方面军干部作为培养的主要对象，所以这一期抗大中并没有少数民族学生。第四期抗大则有3名广西籍的少数民族干部。在抗大的学习，有效夯实了广西少数民族干部们的理论基础，让他们懂得如何明辨大是大非，坚定了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在完成了抗大学业之后，其中一些人留在延安继续工作，另一些人则被分派到了不同的敌后抗日队伍中，其中不少人成为共和国当之无愧的开国将军，上将韦国清，中将韦杰、冼恒汉、覃健，少将朱鹤云、欧致富、姜茂生、黄新友、覃士冕、覃国翰，省部级领导干部则有李志明、阮平、任国章、黄超、廖联原、黄雨山。

另外，有18名广西籍少数民族干部得到了赴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其中有6人既得到了在抗大学习的机会，也到中央党校学习过。而韦祖珍、卢少武、吴西也成为新中国开国将领，而陆秀轩等人也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省部级领导职务，周志等4人则担任了地厅级领导职务。而没有进入中央党校的广西籍少数民族干部当中，黄荣、麻福芳等人则进入了专门学校学习，黄荣与麻福芳进入红军通信学校，早在延安时期前就已经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的重要骨干，是长征路上保障中央安全的有功之臣。而卢永革等人则主要投身于卫生一线的工作，并在延安时期得到了进入卫生学校、医科大学学习实践的机会，是早期广西医疗体系的重要领导骨干与业务骨干。在上述广西籍少数民族干部当中，黄荣等4人担任了省部级领导职位或享受省军级待遇，麻福芳与覃波则担任了地厅级领导职务，而李治平等其他广西少数民族干部则分别担任了地厅级或县团级领导职务。

三 东兰讲习所——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少数民族群众中传播的典范

（一）东兰讲习所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1925年1月，韦拔群与陈伯等人几经周折到达广州，参加了第三届广州农讲所的学习。这一次学习使韦拔群成为广西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的基础，在广州农讲所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帝国主义理论、农民运动与起义等问题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同时也结识了彭湃、陈延年、阮啸仙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韦拔群在广州第一次有机会全面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同时也通过对广州附近农村的实地调研，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科学理论。在这一过程中，韦拔群逐渐从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升华为一名共产主义革命战士。韦拔群逐渐开始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问题、指导实践。两个月后，韦拔群结束了广州农讲所的学习，成为国民政府的农民运动特派员，回到了广西。在视察了南宁地区的革命状况之后，韦拔群认为滇桂军阀以及国民政府的政治角力主要集中在南宁，南宁地区的政治舞台已经饱和，所以就先回到了家乡东兰，变卖家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首届东兰农讲所于1925年9月15日正式在武篆区北帝岩开办。东兰农讲所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取名的背景是为了发挥当时国共合作的条件，为东兰讲习所取得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合法机构身份，以更好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首届东兰农讲所的主任就是韦拔群本人，与韦拔群一起参与过广州农讲所学习的陈伯民担任了管理员职位，而原本的东兰公民会干部黄大权、黄榜呈、黄树林等人则担任教员。招收的学员多来自于东兰本地以及南丹、凤山、都安、河池等周边地区，也有部分来自百色、凌云、上思等地，以壮族、瑶族与汉族进步青年为主，首批学生达到了276名。农讲所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广西各地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也有许多曾经接受过教育、得到启蒙的进步青年以及学生参加。这些学生普遍年龄较小，最小的参与者甚至只有12岁。首届农讲所的办学计划是半年，然而由于当地国民政府以及地主阶级的敌视与骚扰，首届东兰农讲所最终在1926年初宣布结束。

1926年，韦拔群带领农民成功进入东兰县城，为后续革命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革命形势得到进一步好转。因此，韦拔群乘势组织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0月，韦拔群等人于武篆育才高等小学创办了讲习所，韦拔群出任主任，共招学员120多人，其中有40多名女学员，学员均为东兰县人。在课程安排与课程内容制定上与第一届无太大差异，不同点表现为，为响应妇女运动的开展，第二届讲习所专门开设了妇女班，课程新设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内容。教员在给学员教授学识的同时，也会组织学员到村屯中去开展宣传活动，对农民协会进行整顿治理。同年12月，讲习所成员学习结束，并结合各地人才需求情况进行相应的分配，每个成员都能安排到农民运动活动当中。

到1927年，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局势趋于紧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之后，韦拔群闻此消息立即组织举行了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于参与学员大部分都来自东兰、凤山、都安、河池这四个地区，因而此次活动也叫作“田南联县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担任主任，教员则由叶一茅、闭血萍等人员构成。同年8月，东兰、凤山遭到反动军队威胁，韦拔群立即组织农民与学员前往凤山地区镇压反动派，联合凤山农民军队抗压敌人。此次斗争，也让农讲学员得到了实践训练，但后期因为我军与敌方势力悬殊，为保持实力，韦拔群带领学员离开凤山回到了东兰，并对学员做好了分配工作，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因此结束。

（二）东兰讲习所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特点

一是结合广西多民族聚居实际情况办学。韦拔群在广州农讲所学习过其成功经验，所以他认为东兰农讲所也应该充分吸收广州农讲所的办学经验，并结合了本地的多民族聚居实际情况。比如，在机构设立时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报备，采用的名称就是“中国国民党东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为了获得合法活动身份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无论是广州农讲所还是东兰农讲所，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之下成立，由中国共产党人管理运作，以培育一大批农民运动干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目的的教育机构。在机构设置方面，东兰农讲所同样学习了广州农讲所的机制体制，有主任、教务部、庶务部、军事训练部等；教学场地设置有教授课室、图书室、教管宿舍办公室以及学生宿舍、食堂。东兰农讲所在宣讲时使用的教材也是用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获得的材料重新印刷装订的。而在课程学习方面，东兰农讲所同样学习了广州农讲所，为学院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农民运动历史以及世界革命史等。而东兰农讲所为了更贴近广西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的实际情况，一般会用普通话、壮语、瑶语、苗语等多语言教学。同时为了照顾部分少数民族学员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还配合了基本的文化课程如识字、书写等，实现了文化教育与革命教育、思想教育同步。从第二届东兰农讲所开始，韦拔群就招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女学员，号召学员充分认识男女平等，在民族地区传播平权意识。1926年，黄美伦等50余名妇女骨干，就积极参加韦拔群在东兰县武篆开办的广西第一个妇女运动讲习所，这些妇女骨干组成妇女宣传队，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右江的广大妇女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二是教学活动更加规范和有组织。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一直都将“思想革命化、行动纪律化、生活工农化”作为校训与学员的行动准则。对于学员学习生活的安排，具体顺序是出操晨练，之后连上三节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包括马列主义思想与苏俄革命思想讲述，以及深刻揭穿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恶行与危害。下午课程安排为一节军事课与一节实践课，不定期组织学员到户外进行军事演练，开展劳动与演讲活动。晚上时间通常会组织学员针对政治时事进行议论，鼓励学员各抒己见，有时还会安排学员深入到群众中了解群众生活，从而增强学员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此外，东兰农讲所还创办了《火花报》，以此为学员提供更为广阔的学习思想交流平台。

三是教学互动性强。东兰农讲所为了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革命知识，对教学互动性非常重视。宣讲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固然是教学过程中的一大重点，但也需要学员的参与。比如，在讲到革命实践的时候，许多学员就有机会在讲台上叙述自身革命经历，并总结自己为什么要干革命，干革命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再由教师对学员的叙述进行总结评价。这就是东兰农讲所教学互动频繁、灵活的体现，教育者能够根据学员的特点开展教育活动，所以学员的思想与理论素养也得到了飞速进步。参与过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同时也走过长征路的黄雨山，在当时之所以能够鼓起勇气继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首届东兰农讲所的鼓励。据他回忆，韦拔群曾经在课上让学员们上台，说自己来到农讲所学习、干革命的原因。

韦拔群恰如其分地宣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让学员们都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地主阶级、军阀的剥削，建立起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在韦拔群的引导下，学员们原本单纯但沸腾的阶级仇恨，就升华并内化成了坚持干革命的信念。在这种把握灵活的教学模式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十分突出。

四是融教育与多彩民族文化于一体。广西自古以来就以少数民族山歌闻名于世，少数民族群众常常以歌会友，山歌寄托了少数民族的爱恨、愿景、思考以及心情。而东兰农讲所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选择通过山歌的形式来开展政治教育，让学员们学会传唱革命主题的山歌，并鼓励他们自己创作少数民族特色的革命歌曲，表达革命情感，坚定革命信心，通过山歌的方式来向广西少数民族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革命理论。在当时传唱较广的革命歌曲有韦拔群写的《打倒列强歌》《总有一天要推翻》，黄榜呈的《社会革命歌》等。之所以选择通过山歌进行宣传教育，是因为韦拔群在广州农讲所学习期间，领悟了要让人们“喜闻乐见”的教育之道。

韦拔群不但具备创作革命山歌的能力，还将创作革命山歌的经验传播给了农讲所内的学生，并将创作好的、具有革命宣传价值的山歌集结成册，下发到专门的山歌宣传队伍当中。山歌原本是少数民族群众在清贫生活中抒发情感的文艺体裁，但在韦拔群等人的努力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广西难得的能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理解条件的文化载体。韦拔群的革命山歌情感浓烈，歌词简单容易上口，同时也能够深入浅出地剖析出旧社会的真相，宣传革命。

四 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效果

广西的革命先驱以及先进青年们，为了更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传播面的最大化，想方设法将许多当时比较先进的共产主义书籍发送到了省内，这也使得当时的广西受到了正面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践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基础，同时也成为广西少数民族群众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文化知识、实现多民族频繁互动交流的重要契机。不仅如此，为了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开设的农讲所、夜校等教育机构，在实践中提高了广西的整体教育水平，为原本无法接触到科学思想理论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部分辍学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学习阅读资源。而在共产主义思潮感召下的仁人志士也在不同阶级当中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不仅惠及教育，同时也深化了广西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进一步团结了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

（一）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革命时期广西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选择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除了上述的农民运动，同时采用文化宣传的方式，启蒙了广西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论学习。既重视民族文化特点的宣传，又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更容易为广西少数民族群众所接受。

在刊物方面，广西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采用了引进先进刊物与创办本土刊物并举的方式。广西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独立创办了许多本土化刊物，吸引了大批少数民族群众阅读，同时也向一大批进步人士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些都是早年广西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了改变本省“进步文化荒漠”情况而做出的努力，也的确有效提高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素养，形成了具有广西本土特色的出版业文化。譬如在百色起义之后，红七军的前敌委员会与右江苏区政府为了解放当地思想，改善当地文化与政治素养，专门聚集了一批新闻出版人，报道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运动，对外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带来了国内外的前沿新闻。本土刊物的信息量大，行文篇幅不长但兼具深远意味与阅读趣味，地方文化特点突出，所以在当时得到了较大影响力，有效地在广西少数民族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碎片化的文化宣传方式在当时广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也时常可见，譬如宣传单张、标语以及漫画等，其内容有相当部分是来源于苏联书籍。广西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纷纷选择通过文告、宣传单张以及漫画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通过更容易理解、更妙趣横生、更能够被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有效解决了过去马克思主义传播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阶级的局限，在传播进步学说理论的同时，也丰富了广西民间文化。

广西作为世居少数民族多达11个的自治区，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都十分突出，无论是节庆表演、山歌对唱还是地方民族戏剧，都是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形式。因此，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也有效利用了这些民族文化形式作为传播载体，不仅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同时也为传统民族文化带来了新内涵。譬如当时为了宣传苏区政府的山歌“苏维埃英明，领穷人革命。苏维埃掌印，谋民众利益”等，虽然其中部分传播带有一定的非理智崇拜情绪，但在当时已经是最好、最可行的宣传方式，从韦拔群组织的山歌歌会参与者多达八万人次来看，利用民族传统文化传播马克思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大众化方式，也的确对大批少数民族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启蒙作用。

（二）提升了文化教育普及度

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在客观上促进了广西文化教育的进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兴办与引入刊物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丰富了广西本地的文化教育资源，许多少数民族进步青年都是通过《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首次接触了现代文化，而《右江日报》《桂光》等杂志报纸的出现，也让当时缺乏现代新文化的广西得到了滋润。许多后期成立的夜校、专门学校、工农讲习所之所以能够顺利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些报刊对广西少数民族青年群体带来的巨大思想冲击。因此，从该角度来看，广西的文化教育的受众面拓宽得益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及传播。另外，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诞生的工人阶级讲习所、农讲所、劳动小学、劳动中学等教育机构，都突破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桎梏，使用的教材有《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拓展了广西文化教育的新文化内容，许多保守封建的教育内容被进步文化所取代。而在课程设置上，这些基础教育机构同样具备浓厚的新文化色彩，以右江苏区的劳动中小学为例，其课程为政治、文化、军事、劳动四项主课，分别向学生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音乐欣赏与创作、军事指挥与战斗等知识。同时，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右江苏区还设立了大量工农夜校与扫盲班（仅夜校就有160所以上），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文化水平，提升了文化教育普及度。当时的教材，已经非常全面地将革命知识、经济常识、政治常识等内容包括在内。

（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经过仁人志士的不断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认可。马克思主义宣传方式趋于丰富化，其宣传方式主要包括组织与人际传播两种。报刊的创办与刊物的印发，使得各民族人民的爱国意识与马克思主义观念得到不断增强。其中涌现出了大量进步分子与先进人士，他们聚集起来，团结一致，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奋斗。尤其是广西各地区进步社团的创办，将区内各地区的有识人士汇聚在一起，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也增进了各民族人民的交流联系。从中可了解到，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族交流，团结了各民族群众。

广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是以区内先进人士为主导，通过书信往来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实际上就是人际传播的一种类型。人际传播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上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以面对面为主的直接传播方式；二是通过报纸等间接传播方式。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运用最普遍的方式为面对面交流，比如先进人士联合开展的演讲交流活动，学术讨论活动，针对工人阶级举办的演讲会、谈话交流会，针对农民举办的识字教育活动、授课、农民代表联络会议等。面对面交流的传播方式较为直接，见效快，活动组织人员通过简洁明了的方式来向工人、农民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思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使工人、农民更易理解与明白，进而在理解基础上认同马克思主义。依托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思想上的共同点，使得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联系更频繁，有利于增进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感情。与此同时，以信件往来、印发刊物等为主的媒介传播方式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沟通。

组织传播为实现民族团结奠定了良好基础。广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组织传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最广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区，各地区宣传组织之间的合作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保障。广西较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总团的支持与指导下进行的，他们派遣了专门人员来到广西南宁等地创立了社团，筹划举办了各种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此外，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分团的鼓励与支持下，梧州建立了《新青年》的代派处，为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平台，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动沟通，推动良好民族关系的形成。192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提出了“党关于民主革命总路线”的思想方针。之后，受此思想的感染与鼓舞，中共广东区委共青团广州地委专门派遣了龙启炎、周济到梧州负责建团建党工作。建团建党工作开展过程中，先进分子朱锡昂到玉林筹划建党事项，一系列党建团建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了各地区民众的沟通联系，在促进各民族人民交流互动、实现民族团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传播，使得很多落后地区开始与外界交流，积极寻求合作，各民族也主动聚集起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实践活动，各民族之间交流也由此日益频繁。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但这种隔阂并不是不可消除，而且是“有消除民族隔阂的条件的”，所以邓小平在领导龙州、百色起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扎根农村地区，在左右江根据地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埋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红色种子。

五 结语

“八桂大地”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稳定富足、法治建设、民族教育、民族文化、面向东盟、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等方面在全国民族地区都是广西特色“名片”。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广西民族地区特殊情况相结合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探索出了适合广西发展的特色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促进了广西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和发展。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仁人志士带入广西，并通过不同形式、载体传播，增强了革命的意志，同时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未来的建设和改革发展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仍是做好各项民族工作的前提。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广西各族人民一定能够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一定能够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