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研究的总结与评价

自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便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偏多，诸如把中东欧的民主化转型与早些的南欧及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运动相比较的研究、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相联系等的研究成果脱颖而出，为中东欧国家转型问题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通过中东欧的转型实践进一步论证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也是上述研究的重要主题。俄罗斯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与中东欧国家渐行渐远，这些国家因为历史宿怨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友好，存在明显的去苏联化、去俄罗斯化的民族情绪，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俄国学者对中东欧转型的关注和研究。中国学术界对中东欧转型的研究，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深度和广度上看，都显得相对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一研究领域诸多优秀成果的问世。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东欧国家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其特征之一是这些国家在发展方向上做出一些调整，其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盟区域内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国家经济呈现的良好增长趋势，促使中东欧国家加强了与中国等欧盟域外国家的联系与合作。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16+1”合作机制，就是这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济政治往来不断加深，中东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有关中东欧转型与发展及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等相关研究明显增多。在当前背景下，深入、全面了解中东欧转型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并对其未来发展做出研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准确地对中东欧国家未来发展道路做出前瞻性分析的重要依据，是掌握其在摆脱苏联、加入欧盟一体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入盟对中东欧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重要性凸显。

1．有关中东欧转型的综合研究

伴随着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相关研究层出不穷。这些研究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需要对之进行梳理和总结。

首先是关于中东欧国家选择“回归欧洲”、加入欧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的分析。朱晓中教授较早也最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中东欧国家提出“回归欧洲”任务目标的原因，这既包括文明及其认同的内在根源，也包括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因素的影响。他指出，中东欧国家之所以选择“回归欧洲”的道路，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性使然，是由这些国家的文明属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在中东欧国家看来，“欧共体/欧盟是经济繁荣的经济联合体。它们希望通过加入这一共同体来实现其经济现代化的理想。同时，中东欧国家正在进行的经济转轨也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联盟的援助。如果加入欧洲联盟，这种援助将从‘外援’转为‘内援’，而且援助的数额和领域都将扩大。中东欧国家将因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能够更快地推动经济转轨和缩小同西欧经济水平的差距，这便是中东欧国家迫切要求加入欧盟的经济动因”。此外，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确保转型顺利进行、获得安全保障、提高国际地位等也是中东欧国家选择加入欧盟的现实需要。

对于中东欧国家之所以能够走上“脱俄返欧”的道路，学者们也从大国关系与政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俄罗斯学者康德尔（П. Е. Кандель）提出，正是苏联的立场改变了东欧局势，促使共产党和反对党的力量对比出现扭转，苏联的不干预政策不是东欧剧变的间接原因，而是影响变革速度和性质的最直接原因。涅仁斯基（Л. Н. Нежинский）分析了东欧剧变过程中苏联的影响与这些国家的内部因素哪个更重要，他认为，东欧剧变不仅有来自苏联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更离不开这些国家客观存在的内部动力和因素。卡拉-穆尔扎（Кара-Мурза）论证了东欧剧变这一“天鹅绒革命”的目的是要改变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他的调查显示，多数东欧民众对政治剧变前的生活是满意的，东欧国家不仅成为工业化国家，而且实现了城市化，所以，即使是生活水平最接近西方的捷克也没有希望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东欧人希望现实能接近社会主义的理想——人的社会主义。中国学者金雁从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曾经有过的政治经济变革，如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剖析了1989年东欧剧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逻辑。

来自俄罗斯特威尔国立大学的学者们认为，中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源于一系列因素。共产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的建立具有人为性，因此，当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对抗减弱及苏联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后，结果不仅是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的迅速衰落，而且也必然导致这些国家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放弃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前共产主义工人党则向社会-民主党发生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争论后便就国内及地缘政治的基本目标达成了广泛社会共识，其实质就是确定了中东欧国家与欧洲重新一体化的道路，即加入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西欧联盟（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及北约。而政权更迭的左翼和右翼政党的不同则主要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及方法而已。

随着中东欧转型进程的发展，对之进行总结和评价并进行国际比较的相关研究不断呈现。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Ole Norgard）无疑是经济与政治转型互动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对20个苏东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做了比较分析。比较的内容主要是这些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外生性结构变量，包括外部环境在内的初始条件以及经济制度的改革战略。这一比较的目的主要是更好地理解民主化与经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以此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建立兼具经济发展、福利增长与民主巩固的经济制度，而有些国家却不能。通过研究，诺格德教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当相应的政治基础存在时，激进的经济改革模式才是可取的。如果经济成本太高而不能在民主框架内被接受，缓慢而渐进的改革模式则更为可行，半途而废的制度改革在短期内造成的社会成本则甚于根本不改革。因此，任何经济制度改革战略必须考虑所处的政治环境。此外，他还强调指出，应当理解各国独一无二的特征，试图机械地照搬他国成功经验的做法，必然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美籍波兰人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以拉丁美洲为参照分析了东欧国家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结合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的经验来分析东欧剧变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前途，讨论的是向民主过渡的策略和条件，强调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相互依赖性，其研究的基调是对东欧建立的民主制度是否有效和能否稳定地存在下去表示怀疑和不安。

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Bela Greskovits）同样是以发生在拉丁美洲的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浪潮为参照，有选择性地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与政治转型中的不同选择，即没有出现拉丁美洲国家的“抗议”或“倒退”，而是在遭遇转型危机时选择了忍耐。他在研究中提出了“三位一体”分析转型绩效的视角及方法，这就是经济效能上的有效性、行政管理上的可行性以及政治实践上的可欲性。他运用提出的新视角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新自由主义为何在东欧取得胜利？为何东欧没有出现地区性的威权或者民粹转向？经济危机以何种方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以及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为何在危机情况下得以巩固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格雷什科维奇反驳了之前普沃斯基提出的“东欧国家与南美洲国家在转型问题上没有重大差别”这一观点，他认为，“直接以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拉丁美洲国家作类比将会是一个错误。”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巴富瓦尔分析了东欧国家在回归欧洲、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得与失。他认为，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技术方面得到好处的同时，这些国家也丧失了部分经济主权。他还特别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即新欧洲国家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新欧洲国家把安全保障交给美国，普遍地赞同英、美型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即主张没有政治约束的大市场。这与法、德所代表的突出政治和社会制约的欧洲经济治理模式背道而驰。新欧洲与欧盟的统一只属于经济发展的层面，而绝不属于政治层面。美国学者爱奥尼斯·克齐威利第斯（Ioannis Kyvelidis）认为，东欧与原苏联国家在西方化的过程中因其与欧洲的“同构”的差异，导致其转型的不同结果，而导致同构程度不同的主要是地理距离、历史、文化方面的差距。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波兰市场化转型的总设计师格泽戈尔兹· 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各国的转轨实践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同时也将它们与中国和越南的市场化改革做了比较。他在研究中就转轨的动因、转轨的目标、转轨的绩效、转轨的前景等诸多重要问题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同时也就市场化与民主化、经济转型与加入全球化等有关转型的一般性问题做出了深刻的论断。美国学者斯蒂芬·海哥德（Stephan Harggard）和罗伯特·R．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分析了中东欧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即东欧国家在建立民主制度及民主制度巩固的过程中如何受到经济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他试图通过研究说明，将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完全分离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经济条件及政策和政治制度的特性一起影响民主化的前景。此外，中国学者高歌指出，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与经济转轨同时进行，这种双重转轨使得两个进程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经济转轨的沉重代价不利于政治转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随着双重转轨的推进，经济和政治转轨产生了相互促进的关系。奥地利学者迪特尔·赛格尔特（Dieter Segert）分析了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同步转轨产生的困境。

美国学者安德斯·阿斯伦特（Anders Aslund）分析了中东欧、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市场化转型，分析了苏东国家资本主义建立的过程及结果，这也是关于苏东转型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关注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苏东21个国家中，除了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外的市场化转型都是成功的。但是，苏东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却不那么成功，只有其中不到一半的国家，即那些跻身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才得以成功地建立了民主。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教授库德罗夫В. М. Кудров总结了中东欧转型10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率、外贸、外国投资和制度改革，他认为，与俄罗斯甚至是与波罗的海国家相比，中东欧的多数国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民众的大多数也都积极支持所进行的转型进程。匈牙利与波兰在转型初期尽管因“休克疗法”出现分歧，但其转型进程是殊途同归。而且，不管中东欧各国处于怎样的转型阶段上，它们都坚决地与集中计划经济决裂。此外，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与西方紧密的联系，其政策中也秉持了欧洲社会民主的原则及价值，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出了历史的死胡同并走上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

2006年，库德罗夫В. М. Кудров再次以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对中东欧转型的经验，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借鉴意义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中东欧转型依赖于不断建立、巩固和扩大的法治基础，依赖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的积极利用，依赖于外资和知识的引进。此外，中东欧转型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这些国家的民众对民主和市场的认同，并没有因人为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受到像苏联那样的改变和破坏。此外，他还指出了中东欧转型中“回归欧洲”的目标明确、从未有过第三条道路等因素对其转型成功的影响。但是，他也指出了中东欧转型后的发展困境，即与西欧相比，中东欧仍然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即使是其中生活水平最高的东德，在两德统一后，其生活水平与西德也相差了3倍，此外，中东欧国家还面临着贸易逆差加剧、金融资产受制于外国资本等发展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东欧国家因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其转型与发展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开始对中东欧转型的成功有了更深刻的反思。朱晓中教授总结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所遭遇的多重发展困境，具体表现为认同困境，即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的定位；政治发展困境，即民粹主义兴起和“向右转”政治思潮；双边关系困境，即少数民族问题和边界之争的出现；增长模式困境，即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以及新的安全威胁和面临的欧洲与大西洋之间关系的地缘政治两难困境。他还指出，政治思潮、双边关系和经济增长困境的消极性和危害已经凸显，其他困境的潜在消极性亦不时显现。此后，朱晓中教授又以中东欧转型20年为背景，回答了中东欧转型的历史原因、转型的类型、受到的内外部约束，以及转型后的地缘政治特性等九个有关中东欧转型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问题所做出的较为系统、全面的总结。孔田平教授则全面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产生的影响，并认为，中东欧国家的危机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不会发生所谓的经济“崩溃”，也不会诱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但同时也指出了中东欧经济中存在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

2．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Ole Norgard）重点分析了中东欧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两个转型进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具体分析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发展时，他强调了转型的初始条件与转型的约束条件的不同影响，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全视角的、可以借鉴和采用的分析框架。其中，加入欧盟作为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中的约束条件，他重点强调了地理位置毗邻市场国家对转型进程的重要性。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同样强调了“地理因素”对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产生的推动及影响。他指出，东欧人观念中“只有一个欧洲”，并视己为传统欧洲的一部分，体制转型是他们在欧洲民族大家庭中寻找合适地位的过程，而民主制度是寻求成为这个共同体之成员的必备条件。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Bela Greskovits）以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作为参照，运用比较政治经济的方法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与政治转型中的不同选择，并重点分析了导致二者民主化转型不同结果的原因。其中，他强调了外国的援助与“顾问”在债务管理与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的联系以及自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也分析了体制转型之前的经济改革以及发展水平的影响。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波兰市场化转型的总设计师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认为，从转轨的最终结果及对其发展的意义来讲，地缘政治因素即便不被看成是决定性的，也应当说是非常重要的。其精辟的观点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启示。比利时学者热若尔·罗兰也指出，正是地缘政治因素“可能足够解释为什么中东欧国家没有遭遇俄罗斯及原苏联国家面临的政府崩溃、无政府状态，普遍的犯罪活动，内部和外部两套政府。执法能力和保护产权看来是解释为什么中东欧从产量下降中恢复而俄罗斯和其他没有加入欧盟的国家的产量继续下降的首要影响因素”。可见，地缘政治经济因素正是影响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与结果及其与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同的最重要因素，而这其中，入盟的目标与来自欧盟的影响理应是核心因素。

3．入盟对中东欧国家转型与发展的影响研究

那么，加入欧盟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亚当·普沃斯基指出，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精英以及民众都将回归欧洲、加入欧洲政治经济体系视为努力的目标和动力，即“‘民主、市场、欧洲’，就是他们前进的旗帜与方向”。

姜琍以斯洛伐克为例分析了欧盟的“条件性”对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影响，指出，由于存在转型任务的多重性和艰巨性、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剧烈的种族冲突等方面的问题，其转型进程较为曲折，因而欧盟的“条件性”对它的影响也就更为突出。从确保中东欧地区以及全欧洲的民主与稳定出发，欧盟首次为东扩制定了政治标准并严格实施。可见，欧盟的“条件性”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向和速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她也强调了中东欧国家自身在政治民主化改革中的努力，“外因需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只有在斯洛伐克政治精英和民众期望欧盟及其加入欧盟的条件性影响国内政治发展时，它们才能发挥明显的引导和约束作用”。鞠豪、方雷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化”进程中政党政治变迁、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历程，指出欧盟因素的介入使中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出现了“欧洲化”现象，中东欧国家政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欧洲化”进程的影响。作为一种超越国家层面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欧洲化”促使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做出调整和改变，以适应新的定位和功能。同时，“欧洲化”进程也给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例如民粹主义的兴起。张春华详细分析了欧盟的共同就业政策对中东欧国家就业及生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宋耀围绕着欧盟政策中的共同就业及劳工政策、共同环境保护政策和共同农业政策三个角度探讨了欧盟东扩对中东欧国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俄罗斯学者库德罗夫Кудров, В. М也强调了欧盟因素对中东欧转型的推动作用，指出中东欧国家从西方国家特别是从欧盟那里获得了比原苏联国家更多的有利条件和帮助，如削减外债、增加投资等，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中东欧国家克服转型中的生产衰退，并使这些国家看到了其欧洲地位的巩固、居民生活水平有望达到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美好远景。卡齐米耶日·波兹南斯基分析了与欧盟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将国有资产廉价出售给外国人，使得国家经济主权被剥夺的问题；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过程及存在的问题。庄起善教授在分析中东欧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原因时指出，“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预期骤降、资本大量流出、汇率波动剧烈、金融银行业岌岌可危，在转型20年后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前后中东欧洲国家金融银行业积累了诸多不稳定因素，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缺陷，外部的经济金融波动对这些国家造成巨大冲击，使得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极为脆弱，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以此强调了中东欧国家在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发展模式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