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急决策与政治传播

桂维民

内容摘要 政治传播日益成为妥善解决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目前中国突发事件的传播中存在着主观上不愿意说，行动上不主动说，时间上不及时说，内容上不真实说，态度上不端正说，有关领导不让说的问题。在网络时代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增强突发事件传播中的“忧患意识”“说服意识”“传播意识”和“公信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减缓危机事件的发生，改善政治传播的现状和政府应急决策的水平。

关键词 突发事件 政治传播 应急决策 意识

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期，面临着经济转轨、体制转换、社会转型等多重压力，社会矛盾层现迭出，突发事件易发多发。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如何谨防处置不当，因“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而演变成公共危机？应急决策是危机管理的核心和关键。信息传播的管理，尤其是政治传播对应急决策至关重要。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行为主体与客体之间、以达到特定目的和效果为价值取向的、以符号和媒介为途径的使政治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它的基本方式包括：政治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

应急决策，是指决策主体在公共危机紧急状态下所作出的快速决断。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危机事件处置的成败。应急决策与常规决策的约束条件、目标取向、决策模式、实施效果有所不同，对于担负危机处理主要责任的决策者来说，这是一道考政治、考意志、考胆识、考智慧、考能力的综合测试题。

2008年6月下旬，贵州省几乎同一时段发生了两起中学生自杀事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瓮安县因为说服沟通不力、各种谣言四起，连续几天群众大量聚集，7天之后演变成数千人冲击县委县政府打砸抢烧的骚乱；而德江县当死者家长受个别人的唆使煽动，在闹市举牌“喊冤”引起上千群众围观时，县上及时疏导围观的人群，在死者所在学校召开案情通报会，并通过县上的媒体向公众说明真相，以第一反应的“速度”，真诚平和的“态度”，实言相告的“尺度”及时化解矛盾、平息了事态。

一般来说，危机信息传播中普遍存在6个问题，就是主观上不愿意说，行动上不主动说，时间上不及时说，内容上不真实说，态度上不端正说，有关领导不让说。你不说，意味着把有限的时间、空间、话语权让渡给了不明就里的网民和群众。这时危机舆论出现指数式扩散。这种现象来源于：一个是社会学里的“社会濡染现象”或“阀门效应”；再一个是传播学中的“舆论绑架效应”，不当言论和负面舆论“先入为主”，正面声音就淹没在负面的“口水”之中。

我国现有网民5.37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其中，在上网发帖、回帖的占网民数的31.7%，占总人口的10.6%。也就是说，约一成中国人经常在网上发声，他们构成“网络舆论”的民意基础。据统计，我国网民年龄在39岁以下的占81.6%，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3.2%，月收入2000元以下和无收入的占66.8%。这个结构表明，网民的年龄偏低、文化参差不齐、低收入和无收入人群居多数，网民情绪飘忽不定，很容易跟着流言走，被网络炒作所裹挟。

20世纪4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发现，大量的信息经活跃分子中转或过滤，形成价值判断，再传递给大众。这些活跃分子就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是活跃舆论场的重要力量。除此之外，还有“网络推手”，主要有三类：一是“个人推手”，其实就是“意见领袖”，包括实名和虚拟名的微博博客主，大多以“公知”身份出现，发表一些个人看法和主张；二是“商业推手”，通过网络水军、社交网站进行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炒作；三是“政治推手”，往往有很复杂的背景，这类推手对社会的热点问题聚焦放大、借题发挥，公开诋毁现行政策和公众人物、煽动网民对现实的不满，甚至策划组织网民参与群体性事件，以制造社会混乱、搞乱一方为目的。总体上看，互联网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我们传统的观念、传统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治理的格局。要重视“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在引导网络舆情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应急管理中，有效过滤他们在制造网络热点、传播虚假信息、滋生网络事件中的负能量，积极发挥“意见领袖”在网络媒体中不可替代的“正能量”作用。

近代美国史上曾发生著名的“扒粪运动”，也就是舆论媒体对政府官员“寻租”和实业界为富不仁的黑幕“揭丑运动”，“扒粪”使政府官员的腐败、工商界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商品“曝晒”在阳光之下，遏制了政府的腐败行为，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避免了一场重大危机。有位叫林肯·斯蒂芬斯的记者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

互联网的兴起，使我们进入了全媒体、自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我国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数量巨大的网民变成社会重要的“扒粪者”，一大堆社会的“黑幕”、经济的“丑闻”和官员的腐败问题通过网民的揭露和曝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使作恶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互联网的强势介入逐渐改变了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格局，提供了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而且这个监督网络在网民的积极参与下越织越密，“杀伤力”也越来越强。

鉴于全媒体时代的新变化，人民网舆情研究室提出了“黄金四小时”法则，因为舆情危机发展有五个阶段，即：4小时谣言四起、轮廓初现；6小时信息多元、广泛传播；8小时第1冲击波——议题明确；12小时第2冲击波——媒体审判；24小时第3冲击波——当事人当事方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在全媒体时代，媒介形态与功能实现大融合。织“围脖”“灌水”“拍砖”司空见惯，人人都是麦克风，加之代骂服务、人肉搜索、黑客攻击，使舆论的数量、透明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在突发事件中一定要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这就给应急决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应急决策是逆境中制定预案策略的一种特殊方式，大多数是偶尔发生或首次出现的，决策过程和方法没有一定成规，在决策过程中应防止产生“危机迷情”，或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或固执自负，意气用事；或回避问题，推诿扯皮。面对棘手和紧迫问题，既无先例可循，又没有固定的程序，必须“快刀斩乱麻”“一锤定音”。在众声喧哗中，如何让党的声音最响亮？让政府的信息最可信？实践证明，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导权，时效性决定有效性，透明度决定美誉度。这里，政治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的意义非同寻常。应当增强以下四种意识。

（1）增强“忧患意识”。《周易》中讲：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偶然性、突发性、易变性、危害性，导致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决策的价值取向、约束条件和决策程序及其效果都有别于常态决策，不确定、不稳定、不可靠的因素非常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反思的判断力，善于由个别发现一般，以小见大，由表及里，举一反三，掌握规律。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预警防范能力，及时察觉可能造成风险的倾向性、内幕性、隐患性问题，做好预警信息的研判和评估。对危乱之兆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闻风而动，快速反应，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内部，化解在萌芽状态。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决策者就需要勇于担当，从容应对各种复杂矛盾，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古人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应急管理的灵魂。处理危机问题能否坚持人民至上，百姓为先，这是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党性原则的试金石。

（2）增强“说服意识”。危机中的政治传播是为了说服公众、引导舆论、化解矛盾，在本质上是一种论证的技能。需要同时具备“理性分析”与“感性说服”的能力。理性分析，是实现说服、获得合理、合法性的重要论据。同时，还要在情绪上感染受众，获得受众内心情感上的认同。如果受众无法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就不能完全接受政治说服。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出现，出现了一种传播语境的“碎片化”趋势。碎片化不但使受众群体细分，呈现为碎片化现象，也引发了受众个性化、多元化、立体化的信息需求，整个网络传播语境都变为碎片化了。碎片化现已成为一个发展的趋势，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碎片化是受众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必然发展，是遍及所有媒体平台的重要趋势。特别是当一个地方发生突发事件，传播语境的碎片化，使信息多元、“蝴蝶效应”凸显，这里舞动一下翅膀，那里就掀起轩然大波，造成负面影响放大和叠加。所以，在突发事件中要适时建立起新闻发布平台、媒体采访平台、舆情研判平台、言论引导平台；做到快报事实、重报态度、多报举措、慎报原因；击败谣言、引领众言，跟进事件、查漏补缺，公开透明、取信于民，让受众从情理上认同政府所言为“真”。

（3）增强“传播意识”。在一个日益开放、价值多元的时代，应急决策和政治传播，要研究受众心理和利益构成，始终把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注重“话语体系”和“修辞模式”的重建，不仅要让人“听得到”，更需要让人“听得进”，这样，才能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制造更多的“同意”，形成更多的共识。在众声喧哗中，需要鉴别和理智，应当让真实的声音最响亮，让政府的信息最可信。对于网络谣言泛滥的问题应当下力治理，否则，网络就成了污染社会的“垃圾箱”。谣言止于公开，沟通需要智慧。我们说，危机中一定要信息公开、实话实说，但不等于实话全说，而应讲究政治修辞、实话巧说，事实上，危机中的传播中必然存在传播控制。传播者不是向受众传播所有的信息，总是会对传播内容进行取舍，避开对事件处理不利的信息，渲染对事件处理有利的信息，以实现危机事件有序、有力、有效的管理。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起着信息把关人的作用，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在多元化的舆论格局中，政治传播就要紧扣事件的关节点，反映党和政府的举措，凝聚公众的共识，牢牢把握话语的主动权。

（4）增强“公信意识”。传播学认为，“同意”可以被制造。“制造同意”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的沟通，早在1922年它就已成为政治家把社会心理学和大众传媒空间结合在一起的一门“自觉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危机中的政治传播，就是要通过政治沟通“促成共识”。对于所谓“善意谎言”“先否定后肯定”的“官谣”也应当高度重视、严肃整治。“官谣”的产生根源，是急于想撇清自身污点的某些组织或个人，利用官方身份、公权力欺骗舆论、愚弄公众。只有对散布“官谣”、让政府公信力受损者进行严肃追责，不让这些公开说谎者逃之夭夭，才能真正从源头上遏制“官谣”不断的势头。只有这样，才能让“爬坡”中的政府公信力更加给力。紧急状态下媒体对政府、受众对媒体的态度，不再是单向接受那么简单，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要通过政治说服和沟通，寻求“互信”。政府与媒体积极争取话语权，说明真情、表明态度，努力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争取“他信”。但是，不管是“互信”还是“他信”，都要立足于“公信”。尤其在多元利益格局以及多元价值观背景下，借助媒体增强公信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社会共识，是在危机中塑造正面形象的重要途径。总之，危机时刻瞬息万变，提高政治传播和应急决策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减缓危机事件发生，最大限度地控制危机的蔓延升级，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从而全面提升公共危机管理的效能。

责任编辑 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