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夏视阈下的河湟

由于历史上，少数族群数度长期在河湟呈现一定的强势，且民风勇武，加之地势雄伟，在古人眼中，河湟乃与中原是被地理、语言和文化分隔开来的。汉张衡《西京赋》中遂有“陇坻之隘，隔阂华夏”之句，盖陇右之地含今河湟境。尽管如此，因其江河山脉横贯东下，使河湟与中原紧密相连，历朝鼎盛之际，均西向以控番戎，汉文化乃在河湟地区表现为向少数族群扩散和辐射的态势。故而汉人虽视之为边地蛮荒之所在，但始终强调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1．文化界定之“华夏边缘”

河湟地区多族群聚居、交融、互动的人文环境，使它成为西北内陆不同文化传播带中一个重要的交汇区。古代这里西出可以与新疆的西域文明相通，南下则与西藏、川北吐番文化相连，北往则曾是匈奴、鲜卑、党项、女真等文化浸润的河西走廊，东去却是中原汉文化不断渗透的陇东地区。因属唐蕃古道的必经地，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加之为元明以来蒙藏族群的中心联结带，各种文化在此碰撞、交汇，故而亦有人把处于两大高原中间带的河湟地区称为“河湟民族走廊”。族群的混杂，乃使这里的文化显现为多元、兼容、开放的形态。可以说，作为汉文化的边缘，其文化形态呈现多元性，但因多受中原王朝的统辖，它不可避免地又常为汉文化所主导。

毋庸置疑，河湟地缘文化结构不外乎表现为族群的空间活动、地方权力的分配和社会关系特征。而实际河湟地缘内人口的分布格局已基本确定了其文化的传承与形式。当然，河湟地缘内地方力量与国家力量的消长，以及地方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致使地缘社会与人口产生较大的变异，这些变异又往往导致地缘文化结构的重大变化。明代曾任河州监察副使的刘儒有诗曰：“自古河湟争战地，归来永夜不胜愁。”正是由于频繁的战争等诸因素的不断作用，河湟地区在文化上始终处于汉文化之边缘。在古人的诗书语境中，河湟虽属汉之天下，但却为羌番领地的思想表达是颇为清晰的。

唐朝与据有河湟地区的吐番长期争战，双方历经征伐，相互间有胜有负。在唐人眼里，河湟虽为吐番所据，但其属中原地的性质是不能改变的。令狐楚《少年行》诗云：“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一句“天子河湟地”，道出了河湟在唐人心中的位置。但为了这“天子地”，唐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张乔《河湟旧卒》写道：“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当然，也时有令唐人欣喜的战果，如“朝日诏书添战马，即闻千骑取河湟。”而“河湟父老地，尽知归明主”亦令唐人欣慰。

宋代文豪苏轼有《闻洮西捷报》诗一首，内云：“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地八尺龙。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放臣不见天颜笑，但惊草木回春容。”此诗为苏轼闻河湟重镇——河州，被宋将王韶收复后所作。时唃厮啰政权拥有河湟，熙宁六年（1073），王韶进兵河州，唃厮啰木征降，河州被攻克，归入宋版图。由诗中“已觉谈笑无西戎”之句看，苏轼以为凡宋军兵锋所至，乃均为汉家天下，原地族类自然亦应已是汉家人了。“无西戎”，或是诗人的即兴放歌，或是对族群交融的一种简单理解。到明代，河湟地区尽归中原，汉人对这一地域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认识更加从容。杨一清《过河州》云：“缆横河岸浮为渡，磨引溪流水自推。汉将屯田闲虎账，羌儿交市献龙媒。”描述了河湟当时汉番杂居，生产、交易的祥和场景。

总之，历史上的河湟，在中原人看来，虽属天子领地，但因长期为羌番所居，人们少习汉风，不谙汉俗，乃属华夏文明的边地。而时归时离的政治走向，羌番地方强势的存在，使其终究难以进入汉文明中心领域。加之先后进入河湟领域的汉人，在强势的本土族群文化面前无法取得主导地位，遂终使河湟地区长期处于华夏边缘的境地。

2．族群畛域之汉“番”边界

爱德蒙·利奇讲：“界限把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分为两个范围：一个是正常的，有时间的，明确的，位于中心的，世俗的；另一个被当作界限的空间和时间的标志，是不正常的，无时间的，模糊的，位于边缘的，神圣的。”但是，为什么后者是“不正常的，无时间的，模糊的，位于边缘的”呢？按《禹贡》“五服”制所谓“五百里为甸服”“五百里为侯服”“五百里为绥服”“五百里为要服”“五百里为荒服”的划分，河湟地区恐怕不为“要服”（边远地区）之地，亦属于“绥服”（须绥抚地区）境域了。尽管传说中大禹曾在河湟境内治水，“导河于积石”，河湟地区历史上亦因此有“导河县”“积石山”“积石州”等地名，但它在中原汉人眼里，仍然为汉番边界。北宋真宗时（998～1022）人穆修曾有诗《送人至边塞》，内中言道：“岂惮河湟远，男儿效主恩，穷边人不到，孤戍自分屯。马放晴沙暖，烽传晚日昏，军前初谒帅，戎服走辕门。”这种“穷边人不到”的“远”地，显然非汉人聚居区域。另一宋人刘克庄即云：“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图诗云：汉儿尽作羌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可见即使早先进入河湟的汉人亦因“番化”而“尽作羌人语”了。故而河湟地作为族群畛域之汉番边界的意义是明显的。

古代中原汉人社会是由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统一观造就的，这是“华夏中心”结构和组织所赖以建立的原则。华夏之外，自然属“蛮夷戎狄”了，而所谓的“蛮夷戎狄”社会在华夏人看来是未开化的、原始的，属粗鲁蛮野的，是“不正常的”。有时就连他们的人类属性也横遭否定，自然其文化也是“模糊的”。但倘若他们融入居于“天下中心”的华夏族中，双方间的界线自然就不再存在了。可是河湟社会内部结构却拥有与汉文明同样有影响力的文化内涵和底蕴。无论是早先的羌戎，还是后来的吐番、蒙古、回回等，均坚定地认为，守住其生养于斯的这片河湟土地，即是守住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尽管其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它同样为自己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颇具意义的生活。所以河湟古今诸族群均不约而同地得以独立于华夏之外，而且理所当然地使其传承延续，固定不变，即使进入现代社会亦依然如此。显然，在河湟，汉番边界是历史自然延续的结果。而这种边界的存在，既是历史时间作用的结果，也是汉番各自守护其生存空间的结果。

不言而喻，河湟之所以被称为“汉番边界”，乃与生居于此的族群通常出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关。而这一特征其实离不开各族群所处地理、历史和社会环境的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