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爱尔兰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家以及教会的神甫们，关于爱尔兰都讲述得很少。

但是还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虽然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有许多爱尔兰的手稿已经毁于战火。这些文献包括短诗、文法、辞典、年表和其他历史著作以及法律汇编。不过，除去极少数的例外，所有这些至少包括了八世纪至十七世纪这一时期的文献，都只是手写本。用爱尔兰语出版书籍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恰好是在这种语言已开始消亡的时候。因此，原有的丰富材料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可以被利用。

在年表中最重要的是《提格尔纳赫神甫年表》（该神甫于1088年去世）,《奥尔斯脱年表》，特别是《四教长年表》。《四教长年表》是1632～1636年圣芳济派教士迈克尔·奥克莱里领导其他三个seanchaidhes（编年史家）在多尼果耳修道院编成的，他们所根据的材料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散失。这部带有批注并附有英译文的年表是奥顿诺凡于1856年据现在还保存着的多尼果耳修道院原手稿出版的。以前查理·奥康瑙尔博士出版的书（《四教长年表》第1部分，《奥尔斯脱年表》等）的原文和译文都是不可靠的。

这些年表大都从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开始，它们的基础是古代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曾由九世纪和十世纪的诗人大加修饰，后来又由教士编年史家按年代加以整理。例如，《四教长年表》以创造世界后的第2242年作为开始的日期，据说当时挪亚的孙女凯撒尔在洪水之前的40天在爱尔兰登岸；别的年表则认为苏格人的祖先，这些最后来到爱尔兰的移民，源出于雅典的直系血统，并把他们同摩西、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联系起来，正如我们的中世纪编年史家把日耳曼种族的祖先同特洛伊、亚尼雅士或亚历山大大帝联系起来一样。《四教长》一共只用几页记述了这些无稽之谈（迄今还没有能够把其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真正的古代民间传说区分出来）;《奥尔斯脱年表》对这些完全没有记载；而提格尔纳赫则以在当时来说是惊人的大胆的批判精神，宣称基姆拜特王（约纪元前300年）以前的苏格人的所有传说都不可靠。但是到了上一世纪末叶，爱尔兰开始了一种新的民族生活，同时对爱尔兰的文献和历史也产生了新的兴趣，于是教士们的这些虚构正好成了最珍贵的材料。由于道地的克尔特人的热情以及爱尔兰那种特有的天真，信仰这些奇谈曾被宣布为爱尔兰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也就为绝顶聪明的英国学术界人士（他们在语言学和历史学批判方面的著作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提供了一种求之不得的借口，好把爱尔兰的一切都当做极端荒谬的东西而加以摒弃。

……

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中谈到许多次入侵，那些入侵一次接着一次地发生，而且大多数总是以这个岛国被新来的入侵者征服而告结束。最近的三次入侵是：菲尔博耳格人入侵、达南族人入侵、米莱济人或苏格人入侵，而后者似乎来自西班牙。一般的爱尔兰历史文献把菲尔博耳格人［firbolgs］（fir爱尔兰语作fear，拉丁语作vir，哥特语作vair，意思是“人”）径直称为比利时人，根据需要把达南族人（tuatha爱尔兰语的意思是“族”，“地区”，哥特语作thiuda）或者称作希腊的丹瑙人，或者称作日耳曼的丹麦人。奥顿诺凡认为传说，至少是有关上述那些入侵的传说，是有某些历史事实作为基础的。年表中在公元10年下面载有aitheach tuatha（十七世纪一位优秀的古代语言学家林奇把它译为plebeiorum hominum gens［平民出身的人］的起义；看来，这就是那次把贵族（saorchlann）全部歼灭的平民革命。这指明了苏格征服者对较古老的居民的统治。奥顿诺凡从有关达南族人的民间传说中得出结论说，这个在后来民间迷信传说中变为山林爱尔菲神的部族，到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在某些山区还残存着。

毫无疑问，早在英国人开始大批迁居爱尔兰以前，爱尔兰人就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民族了。早在十二世纪时就和现在一样，爱尔兰人中绝大多数人的头发是浅色的。吉拉德“爱尔兰地形”第3部分第26章）在写到两个外国人时说，他们的头发很长，而且像爱尔兰人一样，是淡黄色的。不过，直至目前，特别是在西部，我们还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黑头发的人。一种类型的人身材高大而匀称，面貌漂亮，头发卷曲，给我们的感觉是，似乎我们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或伦巴第曾经看到过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在西南部最多。另一种类型的人身材短小而结实，头发乌黑、平直而粗硬，脸扁平得和黑人差不多，这种人在康诺特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原来是浅色头发的克尔特人中有这种深色头发的人存在这一点，赫胥黎是用伊比利安人（即巴斯克人）血统的混入来解释的，而这一解释看来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可以肯定爱尔兰人在历史上出现的那个时期，他们已成为说克尔特语的单一的民族，而从那时起，除了战俘和买来的奴隶（大多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外，在任何地方都再也看不到异族人了。

古代著作家们把爱尔兰人说得可不怎么体面，狄奥多洛斯说，居住在伊里斯岛（或伊林岛？原文为第四格：Iplv）的不列颠人是吃人的。斯特拉本就说得更为详细：

关于这个国家〈耶尔讷〉，我们可以谈到的唯一令人置信的一点，就是它的居民比不列颠人更野蛮，因为他们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贪食者〈πoλ-υφáγol；另一种写法是πoηφáγol—食草者〉；吃父母的尸体，并公开和别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亲和姊妹发生肉体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乎规矩的。

爱国的爱尔兰史学界对这种臆造的污蔑十分愤慨。但是近代科学已经肯定证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来是所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如果爱尔兰人知道，在整整一千年以后，现代柏林人的祖先对这些现象还持有同样实际的看法，那他们大约就会处之泰然了：

《Aber Weletabi, die in Germania sizzent, tie wir Wilze heiʒên, die ne scament 〈schämen〉sih nieht ze chedenne 〈zu gestehen〉daʒ sie iro parentes mit mêren rehte eʒen sulîn, danne die wurme》［我们称之为维耳茨的住在德国的韦累塔比人，认为他们比蛆虫更有权利吃掉他们的父母，而并不感到这是一种耻辱］（诺特克尔语，雅科布·格林“古代德国法律”第488页中引用）。

我们将看到，就是在英国人统治爱尔兰的时期，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吃人的事。至于指摘爱尔兰人为傅立叶所说的“显花植物”［Phanerogamie］，那末所有的野蛮民族都有这种情况，更不要说多情的克尔特人了。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这个岛屿就已经有了目前的地方性称呼（伊里斯、伊林和耶尔讷这些名字是同艾雷、艾林相吻合的），而且托勒密已经知道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现时的名称，称它为埃布拉纳（带有正确的重音的’′Eβλανα）。在这方面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却从古以来对这个城市就有另外一个名称——Athcliath，而Duibhlinn（“黑色的沼泽”）这一名称他们是用来称呼利菲河的一段河流的。

……

在中世纪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爱尔兰人被称作苏格人，他们的国家被称作苏格蒂亚；我们在克罗狄安、伊西多尔、贝达的著作中，在腊万纳的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在爱因哈德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称呼，甚至阿尔弗勒德大帝还这样写道：“海伯尼亚，我们称它为苏格兰”（《Igbernia the ve Scotland hatadh》）。现在的苏格兰那时有一个外国名称叫做凯利多尼亚，它的当地的名称则是阿里巴，阿里巴尼亚；苏格蒂亚或苏格兰这个名称只是在十一世纪才被移到东边岛屿的北端来。大约在三世纪中叶，爱尔兰的苏格人开始大批迁往阿里巴；早在公元360年，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就已经知道他们住在那里了。他们通过最近的海路即从安特林迁居到金太尔半岛；南尼阿斯就明确地提到过，那时统治着到克莱德河和福思河为止的全部苏格兰低地的不列颠人，西面受到苏格人的侵袭，北面受到皮克特人的侵袭。古威尔士的历史著作“三组文”第7卷记载着，魁迪耳菲希提人［gwyddyl ffichti］（见下面）从爱尔兰经诺曼海（Môr Llychlin）漂流到阿里巴尼亚，并在沿海地区定居下来。苏格兰和赫布里底群岛之间的海称作诺曼海，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上述的“三组文”是在诺曼人征服赫布里底群岛以后编成的。公元500年左右，又有大批苏格人迁入，他们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脱离爱尔兰以及皮克特人而独立，最后在九世纪肯尼思·麦卡尔平时征服了皮克特人，创立了约一百五十年后（大概首先由诺曼人）改称为苏格兰、苏格蒂亚的国家。

古代威尔士文献（南尼阿斯，“三组文”）提到魁迪耳菲希提人或盖尔的皮克特人在五、六世纪时对威尔士的入侵，而且每次都说成是爱尔兰的苏格人的入侵。Gwyddyl这个词（gavidheal的威尔士写法）是爱尔兰人用来称呼自己的名称。至于为什么同时还提到“皮克特人”，则有待于他人的研究了。

在五世纪二十年代中到四十年代末，由于帕特里齐乌斯（爱尔兰语为Patraic，因为克尔特人总是按古罗马人的方式，把《c》读《k》的音）的活动，基督教没有经过暴力的震动，就成了爱尔兰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这时候，与不列颠早就存在的联系也活跃起来了，不列颠的建筑师和营造匠到了爱尔兰；他们教会原来只知道用光秃秃的石块堆砌建筑物的爱尔兰人使用石灰浆。从七世纪到十二世纪只有教会的建筑物使用石灰桨，这就足以证明，这种方法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引入的，并且也证明，从那时起，宗教界（异族文化的代表）在自己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是和人民完全隔绝的。在人民的社会生活毫无进步或者进步极慢的时候，在宗教界中文化却很快获得了发展，这种文化，在当时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它按照时代的风格常常表现为迫切地促使异教徒改教和建立修道院。科伦巴使不列颠的苏格人和皮克特人改信基督教，加尔（圣加伦修道院的奠基人）和弗里多林使阿勒曼尼人改信基督教，基利恩使居住在美因河的法兰克人改信基督教，佛吉利厄斯使萨尔茨堡的居民改信基督教；这五人都是爱尔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主要也是由于爱尔兰传教士的作用。同时，在整个欧洲，爱尔兰更以学问的发源地见称，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说是根深蒂固，查理大帝就曾经请爱尔兰教士阿尔宾到帕维亚去任教，以后又由另一爱尔兰人敦加尔代替了他的职位。在当时起过重要作用、但现在已多半被人遗忘的许多爱尔兰学者中间，最卓越的是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或被艾尔德曼称为“中世纪哲学的C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的约翰·司各特·伊里吉纳。黑格尔在论及他时这样说：“他是当时第一个开创真正的哲学的人。”在九世纪的西欧人中他是唯一懂得希腊文的，他翻译了被认为是迪奥尼修斯法官的著作，从而重新建立了和古代哲学的最近一代人的联系，和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的联系。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论；因此，当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他就不乏恶意的攻击。直到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伊里吉纳所奠基的科学才有了坎特伯雷的安瑟伦这样一个继承人。

但是这种较高发展的文化还来不及对人民发生影响，就被诺曼人的强盗式的侵袭所中断了。这种强盗式的侵袭成为斯堪的那维亚的、特别是丹麦的爱国主义的贸易的主要对象；只是由于开始得太晚，而且出于太小的民族，所以才没有能够像过去日耳曼人入侵那样，大规模地发展为征服、殖民化和形成国家。诺曼人的侵袭引起了巨大的即使对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本身也毫无裨益的动乱，和这种动乱比起来，这些侵袭对历史发展的好处是完全不值一提的。

在八世纪末，住在爱尔兰的还绝对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全岛的最高王国政权只是表面上存在，而这个表面上存在的最高政权也绝对不是永久性的。各地区国王的数字经常变动，就像他们的属地经常变动一样；他们之间经常处于内战状态，而各处的更小的首领们也同样忙于私人的倾轧。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些内讧中，看来存在着某种规则，使得破坏有一定的范围，从而使国家不致受害太大。但是后来发生了注定不可避免的变化。公元795年（在这个掠夺性民族首次光顾英格兰之后若干年），诺曼人在安特林岸边的腊思林岛登陆，并把一切付之一炬；798年，他们又在都柏林上岸，从那时起，年表上几乎每年都用“异教徒”、“异族人”、“海盗”等名称提到他们，而且还总是提到他们在某一处或某几处《loscadh》（纵火）。他们移居于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南方群岛，古斯堪的那维亚史诗中的Sudhreyjar），并以此作为进攻爱尔兰、英格兰以及未来的苏格兰的基地。九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都柏林，据吉拉德说，都柏林就是由他们初次改建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他认为建立瓦特福德和里美黎克两城市的也是他们。瓦特福德这一名称本身就是古斯堪的那维亚语Vedhrafiördhr按英语方式的改写（改写后已经失去原义），它的原义应是避风港（Wetterföhrde）或“公羊港”［Widderbucht］。当诺曼人一在爱尔兰住下来以后，当然他们首先就需要攫取设防的港埠；这些港埠的居民在长时期中都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到十二世纪时，在语言和风俗方面，他们早已被爱尔兰人同化了。爱尔兰首领们相互之间的纠纷，大大有利于诺曼人对这个国家的掠夺，并在这个国家建立他们的移民区，甚至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征服全岛。大约在公元1000年写成的《Krakumal》，即囚禁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拉的蛇塔中的腊格纳·洛德布罗克的所谓死前之歌，表明了斯堪的那维亚人自己如何把爱尔兰当作一个经常给他们提供战利品的国家。古代多神教的那种野蛮，在这首歌中似乎最后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了；这首歌以歌颂腊格纳王的功绩为名，实际上则是这整个北方民族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从杜纳闵德到弗兰德的海岸，在苏格兰（它这时已被称为苏格蒂亚，并且可能是第一次被这样称呼）和爱尔兰举行强盗式的进军的简述。说到爱尔兰的有：

我们挥动利剑，旷野里积尸如坟，

狼兄狼弟兴高采烈，将鲜血开怀痛饮，

铁剑击铜盾；爱尔兰君主马斯太因

不使鸷鹰饥饿，更让恶狼狂吞，

在韦德腊福德给大鸦献上牺牲。

我们挥动利剑，早晨发起一场游戏——

在林迪赛里同三个国王愉快地比比高低。

只有少数幸运儿活着回去；

鹰隼与饿狼争肉，豺狼大口吞食人体，

爱尔兰人的群血像潮水泛滥海堤。

早在九世纪上半叶，诺曼海盗托尔吉耳斯（爱尔兰人称他为土尔格齐）就已经征服了整个爱尔兰，但是在844年他死去以后，他的国家也就瓦解，而诺曼人也就被赶了出来。入侵和战斗继续着，双方互有胜负，最后，到十一世纪初，原来只在曼斯特一部分地区为王的爱尔兰民族英雄布里安·博卢高升为全爱尔兰的统治者，于1014年4月23日（耶稣受难节）在克隆塔尔弗（紧靠都柏林）和入侵爱尔兰的诺曼人进行了一场决战。结果，入侵者的统治被永远摧毁了。

……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时，一向把从记载基姆布利人进军的罗马史学家到不来梅的亚当和萨克森·格腊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从“贝奥伍耳夫”和“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到“艾达”和古史诗的一切古代文学作品，从Leges barbarorum到古丹麦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习惯法记录的一切法律汇编，都看作同样珍贵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

七世纪和八世纪时，斯堪的那维亚和德意志的居民相互间的差别比目前来得小，同样，最初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和高卢的克尔特人之间，也一定比现在的爱尔兰人和法国人之间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因而我们不必感到惊奇，为什么凯撒当时所说的高卢人的那许多特征，在十二个世纪以后，吉拉德又在爱尔兰人中重新发现，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爱尔兰的民族性格中也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特征，尽管他们已经大大地混杂了日耳曼血统……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5月～7月上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525～526、549～551、557～559、561～566、570～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