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兽医学的发展概况及展望。

2.掌握中兽医学的概念及两个基本特点。

一、中兽医学的概念

中兽医学是研究中国传统兽医学的理、法、方、药、针灸等，用以防治畜禽病证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故又称中国传统兽医学。其起源于中国古代，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同畜禽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和以四诊、辨证、方药及针灸为主要手段的诊疗方法。中兽医学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几千年来，中兽医学理论有效地指导着中兽医的临床实践，为我国及世界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中兽医学的发展概况

中兽医学起源于原始社会，即人类开始驯化野生动物为家畜的时期。人们把火、石器、骨器等，用于战胜人、畜疾病，出现了温热疗法、针砭术和外治法等。考古学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南仰韶遗址（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中，发掘出猪、马、牛等家畜的骨骼，以及石刀、骨针和陶器等；在陕西半坡遗址（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和姜寨遗址（公元前4600～公元前4400年）中，不但发掘出猪、马、牛、羊、犬、鸡的骨骼残骸及石刀、骨针、陶器等生活和医疗用具，而且还有用细木围成的圈栏遗迹。在内蒙古多伦县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砭石，经鉴定具有切割脓疡和针刺两种作用。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不但家畜的饲养已经普及，而且人类为了保护所饲养的动物，已开始把火、石器、骨器等战胜自然的工具用于防治动物疾病。

药物的认识，同样也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原始人集体出猎，共同采集食物，必然发生过因食用某种植物而使所患疾病得以治愈，或因误食某种植物而中毒的事例。经过无数次尝试，人们对某些植物的治疗作用和毒性有了认识，获得了原始的药理学和毒理学知识。如《淮南子·修务训》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便生动地说明了药物的起源情况。

奴隶社会时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我国兽医学有了初步发展，如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甲骨文记载有猪圈、牛棚、羊栏、马厩及人畜通用的病名和药名胃肠病、体内寄生虫、齿病、药酒等，还有青铜刀、青铜针，并开始应用阉割术。在殷周之际，产生了带有朴素性质的阴阳及五行学说，后成为中兽医学的推理工具。据《周礼》记载，约公元前11世纪，已设有专职兽医，诊治“兽病”及“兽疡”，并已采用灌药、手术及护养等综合措施治疗疾病。在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或以前还记载有人、畜通用药物100多种，以及严重危害家畜的疾病，如狂犬病、疥癣及猪囊虫（米猪）等。

封建社会前期（公元前475～公元265年）是中兽医学进一步奠定基础的阶段。当时出现了《黄帝内经》（约公元前3世纪），总结了秦汉以前几千年的医学经验，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医学遗产。中兽医学的基本理论就源于这本书，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书中还记载了以预防为主的“治未病”医学思想。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中兽医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如秦代出现的“厩苑律”是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法规。汉代出现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药学专著，是汉以前药物知识的总结，收载药物365种，而且对药物性味、功能已有明确的认识，如“牛扁（草药名）疗牛病”，“桐叶治猪奉”，特别是用水银治疗皮肤病更是世界医学史籍中最早的记载。汉代名医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充实和发展了前人辨证论治的经验，一直为兽医临床所借鉴，后世医者称此书为“方书之祖”。在汉简中还记载有兽医方剂，并把药做成丸剂给马内服。依据记载这一时期已用铁制九针，且针药并用治兽病。用革制马鞋护蹄，出现了专门的马医、牛医及畜牧兽医书《相六畜三十八卷》、《马经》、《牛经》等。东汉名医华佗发明了全身麻醉的“麻沸散”，推动了外科手术的发展。

封建社会中期（公元265～1368年）中兽医学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并继续向前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晋人葛洪（公元281～341年）所著《肘后备急方》中炼丹术的记载成为制药化学的开端，比欧洲早500～600年。其中还有治六畜“诸病方”、应用灸法和“谷道入手”的诊疗技术、黄丹治脊疮等十几种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应用类似狂犬病疫苗，防治狂犬病；并指出疥癣里有虫。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第六卷是畜牧兽医专卷，有治疗畜病方剂40多种，对群发病提出了早期隔离的方法，用以控制疾病的发展。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兽医学分科已较细致，病证诊治、方药、针灸均有了专著如《疗马方》、《伯乐治马杂病经》等，并已经开始兽医教育。在当时的太仆寺中就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9世纪初，日本派留学生来我国学习兽医。唐人李石著的《司牧安骥集》是我国最早的教科书，也是较完整的一部中兽医古籍，对其理论和技术有较系统的论述。在西藏和新疆出现《医马论》、《牛医方》等。唐高宗时所颁的《新修本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药典。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对祖国医药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被后人称之为“药王”。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中兽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充实。已有专门疗养马的“病马监”，病浅者送上监，病重者送下监，是中国兽医院的开端。还有尸体剖检机构“剥皮所”，相当于兽医药房的“药密库”。此时期还出版有不少兽医专著，如《明堂灸马经》、《伯乐缄经》、《医驼方》、《疗驼经》、《马经》、《安骥方》、《重集医马方》等，促进了兽医技术的发展。据《使辽录》记载，11世纪时，我国少数民族已用醇作麻醉剂，进行马的切肺手术。北宋末出现著名兽医常顺；元代出现著名兽医卞宝（卞管勾），著有《痊骥通玄论》，对脏腑病理及一些多发病进行了总结性论述，并提出了“胃气不和，则生百病”的脾胃发病学说。

封建社会后期（公元1368～1840年）中兽医学得到进一步总结和发展。明代著名的兽医喻本元、喻本亨所著的《元亨疗马集》，内容丰富，是国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代表作。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编著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方剂11096首，附图1160幅，内容极为丰富，为人畜通用。刊行后不久，即传往国外，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李时珍被公认为世界伟大科学家之一。但鸦片战争前的清代，中兽医学发展极其缓慢，李玉书于1736年对《元亨疗马集》进行改编，增加了部分内容，也删去了“东溪素问”中二十多论，现代流行的多是该版本。郭怀西编撰《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此后，仅有部分著作如《抱犊集》、《串雅兽医方》、《养耕集》等湮流于民间。

鸦片战争以后（1840～1949年），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兽医学被认为是“医方小道”，广大民间兽医遭到压迫，以致“无人学兽医者久矣”（《猪经大全·序》）。这一阶段的中兽医书籍主要有《抱犊集》（佚名，1850年）、《牛马快捷方式》（李春松，1861年）、《活兽慈舟》（李南晖，1873年）、《牛经切要》（佚名氏，1886年）、《猪经大全》（佚名氏，1891年）、《牛经备要医方》等（沈莲舫，1924年）；流传的抄本主要有《畜宝》（佚名，1900年）、《驹儿编全卷》（佚名，1909年）、《治骡马良方》（1933年）等。《活兽慈舟》侧重黄牛、水牛同证异治，《畜宝》重点收集猪牛犬猫相法，《猪经大全》据考是四川人的作品。

1904年，北洋政府在保定建立了北洋马医学堂，从此西方现代兽医学开始有系统地在中国传播，使得中国出现了两种不同学术体系的兽医学，因而有了中、西兽医学之分。当时国内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中医和中兽医学采取了摧残及扼杀政策，于1929年悍然通过了“废止旧医案”，立即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民间兽医遭受歧视和压迫，严重地阻碍了中兽医学的发展。但这一时期仍出现了《驹儿编全卷》（1909年）、《治骡马良方》（1933年）以及《兽医实验国药新手册》（1940年）等书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兽医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1956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对中兽医提出了“团结、使用、教育和提高”的政策。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民间兽医座谈会”，提出了“使中西兽医紧密结合，把我国兽医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的战略目标。全国各中、高等农业院校设立中兽医学课程或开办中兽医学专业，培养了大批中兽医专门人才。1956年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成立了中兽医学小组，1979年成立了中西兽医结合学术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兽医学分会。这一学术组织在团结广大中兽医工作者、促进中兽医学术发展、扩大国际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不断增加，中兽医学特别是兽医针灸在国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少院校先后多次举办了国际兽医针灸培训班，或派出专家到国外讲学，促进了中兽医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近年来，中兽医学在临床应用方面，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创造出了许多新疗法和新剂型。随着我国人民饲养宠物的增加，中兽医技术在治疗犬、猫疾病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中药饲料添加剂的研究和应用，不但显示出中药在促进动物生产性能和防治动物疾病方面有其独特作用，而且也将在环保及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中兽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兽医学在发展的早期，便接受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的指导思想，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逐步形成了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基本特点的学术体系。

1.整体观念

中兽医学认为，动物体本身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生理功能上相互协调，在病理变化上相互影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动物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它与外界环境之间紧密相关。自然界既是动物正常生存的条件，也可成为疾病发生的外部因素，动物要适应自然界的变化，以维持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即动物体与自然环境构成一个整体。因此，中兽医学的整体观念，实际上是指动物体本身的整体性和动物体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两个方面，它贯穿于中兽医学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和治疗的各个方面。

（1）动物体本身的整体性　中兽医学认为，动物体是以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为中心，通过经络使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五脏与六腑互为表里，与九窍各有所属，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以维持机体内部的平衡和正常的生命活动。

中兽医认识疾病，首先着眼于整体，重视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机体某一部分的病变，可以影响到其他部分，甚至引起整体性的病理改变，如脾气虚本为一脏病变，但迁延日久，则会因机体生化乏源而引起肺气虚、心气虚，甚至全身虚弱。另一方面，整体的状况又可影响局部的病理过程，如全身虚弱的动物，其创伤愈合较慢等。总之，疾病是整体患病，局部病变是整体患病的局部表现。

中兽医诊察疾病，往往是从整体出发，通过观察机体外在的各种临床表现，去分析研究内在的全身或局部的病理变化，即察外而知内。由于动物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无论整体病变还是局部病变，都必然会在机体的形体、窍、液及色脉等方面有所反映。以察口色为例，察口色观察的是口舌局部的变化，但通过对口色的观察，可以分析机体内部脏腑的虚实、气血的盛衰、津液的盈亏、病邪的轻重、疾病的进退等。

中兽医治疗疾病亦从整体出发，既注意脏腑之间的联系，又注意脏腑与形体、窍、液的联系。如见口舌糜烂，当知心开窍于舌，便认为此即心火亢盛的表现，应以清心泻火的方法治疗。此外，“表里同治”或“从五官治五脏”，以及“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等，都是从整体观念出发，确定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的具体体现。

（2）动物体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　中兽医学认为，动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是既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动物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环境的变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动物体的生理功能。当动物能够通过调节自身的功能活动以适应所处环境的变化时，便不致引起疾病，否则就会导致病理过程。例如，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动物可以通过气血进行调节适应。如春夏阳气发泄，气血趋于表，则皮肤松弛，疏泄多汗；秋冬阳气收藏，气血趋于里，则皮肤致密，少汗多尿。同样，随四时的不同，动物的口色有“春如桃花夏似血，秋如莲花冬似雪”的变化，脉象有“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改变，这都属于正常生理调节范围。但当气候异常或动物调节适应机能失调，使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失去平衡时，则可引起与季节性环境变化相关的疾病，如风寒、风热、中暑等。

由于动物体与自然环境相关，因此在治疗动物疾病时，就要考虑到自然环境对动物体的影响。古人在总结自然界的变化对机体影响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关疾病防治的措施。例如，脾肾阳虚性咳喘，往往夏季减轻，秋冬加重，常用“温补脾肾”之剂调养，并着重在阳气最旺的夏季来调养预防，此谓“春夏养阳”；而阴虚肝旺的动物，春季易使病发作，故在阴盛的冬季给予滋补，以预防春季发生，此谓“秋冬养阴”。此外，“因时、因地、因畜制宜”的治疗原则，也是整体观念在中兽医治疗中的体现。

总之，中兽医学中的整体观念，对于动物疾病的防治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临床实践中，一定要从整体观念出发，既要考虑到动物体本身的整体性，又要注意到动物体和外界环境的相关性，只有这样才能对病证做出正确的诊断，确定有效的防治措施。

2.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兽医认识疾病、确定防治措施的基本过程。“辨证”是把通过四诊所获取的病情资料，进行分析综合，以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的过程，即识别疾病证候的过程；“论治”是根据证的性质确定治则和治法的过程。辨证是确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辨证的目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措施是否恰当，取决于辨证是否正确；而辨证论治的正确性，又有待于临床治疗效果的检验。因此，辨证和论治是诊疗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也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

为了很好地理解“证”的概念，必须把“病”、“证”、“症”三者做一比较。“病”，是指有特定病因、病机、发病形式、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个完整的病理过程，即疾病的全过程，如感冒、痢疾、肺炎等。“症”，即症状，是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如发热、咳嗽、呕吐、疲乏无力等。“证”，既不是疾病的全过程，又不是疾病的某一项临床表现，而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病机的本质，包括病因（如风寒、风热、湿热等）、病位（如表、里、脏、腑等）、病性（如寒、热等）和邪正关系（如虚、实等）的概括，它既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同时也提出了治疗方向。如“脾虚泄泻”证，既指出病位在脾，正邪力量对比属虚，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泄泻，又能据此推断出致病因素为湿，从而也就指出了治疗方向为“健脾燥湿”。由之可见，“病”是机体发生病理变化的全过程，“症”是专指病证的外在表现，“证”是对疾病过程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概括。换言之，由于“证”反映的是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病理变化的实质，因此，在辨病基础上的辨证是中兽医认识和分析疾病的重要特点。

相对于“辨病治疗”和“对症治疗”，中兽医学的辨证论治更能抓住疾病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它既看到同一种病可以包括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相同的证，因而可以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治疗措施。如同为外感表证，若属外感风寒，则治宜辛温解表，方用麻黄汤类；若属外感风热，则治宜辛凉解表，方用银翘散类，此谓“同病异治”；而脱肛、子宫下垂、虚寒泄泻等病，虽然性质不同，但当其均以中气下陷为主症时，都可以补中益气之剂进行治疗，谓之“异病同治”。

四、学习中兽医学的目的和方法

1.学习目的

中兽医学和西兽医学都是人们在长期同畜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创造的。其形成和发展，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等差异，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兽医学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保证畜禽健康，为畜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群众欢迎。由于历史限制，仅靠直观来做归纳分析和判断，未能和现代科学结合，未能实现与严密的科学转变，所以必须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中兽医学。西兽医诊断和治疗疾病，是在病因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解剖组织学的基础上依靠病史、临床症状和体征进行，更重要的是以实验室检查所见为依据；辨病比较细致、深入、具体、特异性比较强，治疗上针对性也比较强。但过多强调病变局部，相对地忽视整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机械唯物论观点。对一些无法诊断的疾病其防治措施相对来说就显得贫乏。辨证是中兽医的特点，是其所长；辨病是西兽医的优点。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中西结合，各取所长，各弃所短，彼此取长补短。如能够做好，其宽广的远景是无限的。

目前我国正从两个方面着手实现这一历史任务。一是中兽医现代化，就是运用现代科学与技术对中兽医学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系统地进行整理，完整地进行研究，注意保留传统特色，使中兽医学理论与技术的优点、长处得到保持和发扬，继续为人类服务；二是中西结合，就是取两医之长，补两医之短，在医学上形成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技术。经多年的探索，对中西兽医结合的方式和途径，如从理论上结合、从方药上结合、从针灸上结合等都取得了成果。只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兽医学，使之实现现代化，使中西兽医结合，就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兽医学并跻身于世界医学之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项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所以通过理论学习和教学实习，掌握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初步具有独立分析及诊治动物疾病的能力，并能贯彻“继承和发扬祖国兽医学的遗产”的方针，肩负起继承和发扬中兽医学的历史使命，为发展畜牧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服务。

2.学习方法

（1）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　中兽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它在解释动物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时，借用了一些属于古代哲学范畴的概念。因此，中兽医学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时，要理解中兽医学中的哲学内容，掌握中兽医学认识和分析事物的基本观点。在学习中，还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收其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

（2）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中兽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其理论、方药及针灸等诊疗技术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只有做到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才能加深对中兽医学理论的认识，加快对各项临床诊疗技术的掌握。

（3）注意中西兽医学是两套不同的学术体系　中、西兽医学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两套不同的学术体系。因此，在学习中兽医学时，应根据中兽医学的特点，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核心，逐步做到对中兽医学的理、法、方、药及针灸等内容融会贯通。虽然在学习中可以把中西兽医学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但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强求用西兽医学的观点来解释中兽医学的一切理论，对于暂时还不能用现代兽医学观点做出解释的，先接受，再慢慢理解，不应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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