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研究进展

一、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加快推进，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增长总量和速度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却在持续扩大，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现象展开的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即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和原因。

（一）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

早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外学者就开始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问题进行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变动趋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有缩小的趋势，而改革开放以后扩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雷斯津（Riskin, 1978）通过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对比发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各省份间的相对差异有明显缩小的趋势；阿圭尔（Aguignier, 1988）的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扩大了；崔（Tsui, 1991）对我国1952—1985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指标进行了分析，发现在1952—1970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变化不明显，但是在1970—1985年区域差异扩大了；隆（Long Gen Ying, 1999）的研究表明，1978—1994年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呈现U形变动趋势。由于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出现了持续拉大的趋势，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中估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如果把贵州和上海分别比作两个国家，那么贵州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刚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而上海的HDI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由此体现我国巨大的地区发展差异。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许多学者也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杨开忠（1994）、宋德勇（1998）、林毅夫等（1998）、刘夏明等（2004）、陈秀山和徐瑛（2004）、许召元和李善同（2006）、曲鲁宁（2008）等人的分析结果都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沿着先缩小后扩大的威廉姆森U形轨迹变动，只是各人所测算的转折点存在差别。贾俊雪和郭庆旺（2007）认为1990—2000年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但2001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走到了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顶端，开始持续缩小。刘树成等（1994）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测算了各地区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区域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在不同的区域层次上的变化不尽相同。李小建和乔家君（2001）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域经济的相对差异明显变小。魏后凯研究了我国1952—1995年的区域经济差异状况，结果发现，1952—1965年我国区域收入水平差异缩小，1965—1978年收入差异扩大，1978—1995年收入差异大体每年以2%的速度缩小。总体上看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呈现“Amos O. M．假说”的倒S形曲线（金相郁，郝寿义，2006）。

通过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解，张吉鹏和吴桂英（2004）、贺灿飞和梁进社（2004）、刘夏明等（2004）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主要来自东、西两大地带之间和城乡之间。魏后凯等（1994）认为，1978—1992年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实力都有所提高，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明显滞后，与东部地区的差异在不断扩大。林毅夫等（1998）的研究表明，在1978—1995年，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影响起着主导作用。蔡昉和都阳（2000）将全国总体差异分解为三大地带之间和三大地带内的差异，认为在1978—1999年，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很大，但呈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很小，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微不足道，二者内部差异均呈下降趋势；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非常大，趋于明显提高。李小建和乔家君（2001）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沿海与内陆的差异扩大，经济增长较快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京广线和长江沿岸三大经济增长轴，经济不发达县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李二玲和覃成林（200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相对差异呈现出缩小的趋势，远小于东西地区之间的差异，绝对差异则稍有扩大。对于我国区域内部是否存在增长趋同，范剑勇和杨丙见（2002）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的差异急剧下降，东部形成了所谓的“富人俱乐部”，中、西部形成了“穷人俱乐部”；而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的差异却急速上升。崔（Tsui, 1991）等、蔡昉和都阳（2000）、王志刚（2004）、董先安（2004）、张焕明（2005）、陈玉宇和黄国华（2006）也认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形成了“俱乐部趋同”，徐现祥、舒元（2004）认为我国省份经济出现了“双峰趋同”，即“两俱乐部趋同”，而刘夏明等（2004）则认为我国东、中、西地区并不存在着“俱乐部趋同”现象。

（二）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原因

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的区域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差异有着很大的影响（Aguignier, 1988; Yang, 1990；郭兆淮，1999；陈秀山，2005；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邓庆远，2005；高新才，童长风，2008；陆大道，2009；李国璋，张唯实，2011）。而其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林毅夫，刘培林，2003）。除了中央层面的发展战略外，市场主体发育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周民良，1997；李戈，1999；刘伟，李绍荣，2001；文启湘，周昌林，2003；孙海刚，2007）。蔡昉、王德文（2002）认为，市场发育水平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水平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效率上存在明显差异，从而造成了地区经济差异。

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贺灿飞，梁进社，2004）。其中，经济全球化通过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以及实际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进而对区域经济差异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沈坤荣，耿强，2001；蔡昉，王德文，2002；武剑，2002；张欢，2007；任建军，阳国梁，2010）。魏后凯（2002）的研究表明，在1985—1999年，东、西部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有大约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而经济自由化则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竞争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着区域经济差异的发展态势（Lin, 2000; Sun, Parikh, 2001; Wei, 2001; Brun, 2002）。

邹东涛、马海霞（2000）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东、西部地区在知识、教育、技术和信息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人力资本差异是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徐璋勇（2002）、连玉君（2003）、刘海英等（2004）、姚先国和张海峰（2008）等人也持有类似观点，即人力资本积累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都具有推动作用，东、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本投资和存量上的差异是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朱承亮、师萍、岳宏志等（2011）通过研究发现，高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改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与人力资本存量相比，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另外，还有技术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观点（颜鹏飞，王兵，2004）。彭国华（2005）、李静等（2006）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投入要素在区域经济差异形成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在地区劳动产出差异中的贡献份额在75%左右，是我国地区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冯子标和焦斌龙（2005）、郭庆旺等（2005）、傅晓霞和吴利学（2006）也持有类似观点。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周兵，蒲勇健，2003; Goldstein, 2008；朱英明，2009；刘军，徐康宁，2010）。范剑勇（2004）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水平较低，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不断集聚，无法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导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朱英明（2009）认为，产业集聚造成了集聚区与非集聚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Goldstein（2008）认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不断有新的企业出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随着集群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的现状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吴传钧，1998），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无法得出全面、科学的结论，因为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陈秀山，徐瑛，2004）。

二、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进展

目前，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载体。马西森和沃尔（Mathieson, Wall, 1982）在《旅游：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一书中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旅游业的影响理论。他们将旅游过程划分为动态因素、静态因素和因果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影响的概念性框架（见图2-4）。在该框架中，旅游影响被划分为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这也构成了现有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框架。

在马西森和沃尔的旅游影响概念性框架中，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是旅游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旅游活动对目的地国家或地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诱导性影响之和。根据他们的研究，旅游业经济效应的发挥受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旅游设施和旅游吸引物的类型、地区对旅游收入的吸纳和再利用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旅游业会通过乘数效应、就业效应、创汇效应和漏损效应等给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不同的收益和成本，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在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这一课题上所进行的研究，就是在旅游业的经济影响这一框架下展开的。相关的研究以旅游业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就业和相关产业的带动和促进作用的差异为切入点，分析旅游业对国际（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际（如我国的中、东、西三大地带，西班牙的西部沿海和东部内陆地带）等不同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的收敛和发散作用。

（一）基于不同区域尺度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大众旅游的蓬勃兴起，旅游业被普遍看作一种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手段，而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往往面临着两个“发展经济学”的问题（樊纲，2000），即他们不仅要考虑在国家尺度上如何缩小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异，还要在区域尺度上努力缩小国内地区之间的差异的问题。

1．旅游业对国际经济差异的影响

（1）旅游业对国际经济差异的收敛作用。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基础薄弱，国民收入水平较低，为了获得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外汇和贷款，许多国家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来赚取外汇支持本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由于运输价格、关税、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存在，初级产品的出口往往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因此，许多国家转向发展旅游业来作为初级产品的出口替代（白廷斌，Wall, 2010），并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推动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采取适度超前的旅游业发展战略，给予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马西森（Mathieson, 1982）、Keogh（1985）、Balaguer（2002）、Narayan（2003）、Gunduz（2005）等人通过对西班牙、土耳其、斐济等地区的分析，都证实了发展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初级产品的出口相比，旅游贸易可以实现旅游产品的就地出口，有效地避免了在货物贸易中所存在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现象。马西森和沃尔（Mathieson, Wall, 1982）认为，国际旅游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出口产业和创汇产业，也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Reid（2003）也指出，旅游业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好的贸易形式，在这一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是贸易的净进口方，而发展中国家获得的是贸易净出口，因此，发达国家的财富会以旅游收入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刺激和带动本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从而有助于缩小国际差异，而国际旅游也被视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恰当的发展援助形式（白廷斌，Wall, 2010）。

世界旅游组织曾明确提出：“世界旅游业发展将有助于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助于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经济差异，保证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与进步。”（Sharpley, Telfer, 2002）欧洲联盟条约也认可了旅游业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中的作用。Williams和Shaw（1988）对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发展旅游业能促使资源由北向南、由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流动，进而促使财富由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转移，从而对整个欧洲地区的经济差异收敛过程作出贡献。Eugenio等（2004）对拉美地区的研究发现，旅游业对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高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却不明显，并由此得出发展旅游业能够缩小拉美地区经济差异的结论。Lee（2008）对OECD和非OECD国家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旅游业对非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其对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间接地验证了发展旅游业对缩小国际经济差异的作用。另外，Britton（1982）、Ayres（2000）、Krakover（2004）、Leatherman（2010）等学者通过相关研究也都认为，发展旅游业是缩小区域差异的有效手段，并鼓励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国际旅游以缩小国际差异。

（2）旅游业对国际经济差异的发散作用。

尽管上述研究显示，开展旅游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有利于其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差异，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多元化程度较低，以及旅游二元结构特征明显等因素的存在，旅游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有限，甚至有部分学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会对当地其他产业的发展产生挤出和抑制效应，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导致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异不断扩大。

Britton（1982）、Wanhill和Buhalis（1999）、Bianchi（2004）等人认为，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经济多元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发展国际旅游为这些地区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注入，但为了满足旅游者的多样化需求，当地社区不得不从发达地区进口本区域所不具备，但又是发展旅游业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造成了旅游收入的巨大漏损。另外，Bianchi指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发展旅游业所需要的大量前期资本投入往往超过了这些地区的支付能力，而一些地区为了迎合发达地区旅游者的高端需求，还会超常规地建设奢侈的接待设施，发展高端旅游，使得本已不堪重负的当地经济系统更是被无节制的旅游投资过度透支了。对发达国家的资本、客源等方面的过度依赖，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发达国家的旅游飞地，旅游甚至被视为后工业社会新型的殖民方式（Nash, 1975），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乃至社会和环境发展造成严重而不可逆的负面影响。Keller（1987）、Muica和Turnock（2000）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若干先天不足，如青年劳动力外移、缺少人力资本等是制约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及其功能发挥的主要障碍，甚至会出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旅游业而利益受损的“越发展越落后”的现象。Capó等（2007）的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旅游业，巴利亚里和加纳利群岛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受到了限制，国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了“感染荷兰病”的迹象，导致其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倒退。

上述的研究都表明，发展旅游业并不总是能够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而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异。囿于自身的经济规模、结构、资源禀赋以及若干的先天不足，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反而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Place（1991）对哥斯达黎加的研究显示，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政府强制性地终止了传统的资源采掘业，而置当地人的收入和就业转型问题于不顾，造成了当地经济持续十年的发展停滞。Bryden（1973）、de Kadt（1979）、Tosun（1999）、Liargovas（2007）等人也对发展中国家依靠旅游业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发展旅游业会导致社会等级差异和区域差异，而且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

2．旅游业对国内区际经济差异的影响

（1）旅游业对国内区际经济差异的收敛作用。

保继刚、楚义芳（1999）认为，从全球来看，发展中国家拥有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为旅游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发展国际旅游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差异。而从国家内部来讲，不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往往是非常丰富的，旅游业对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Cooper（1980）采用回归分析法对澳大利亚大众旅游者的旅游消费与澳大利亚各区域消费总支出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大众旅游业的发展对农业省区产生的经济影响要高于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省区，从而间接验证了发展大众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协调作用。Soukiazis和Proenca（2008）利用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以发展旅游业作为条件因素时，葡萄牙各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发展旅游业对葡萄牙各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且提高了葡萄牙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速度。Seetanah（2010）对19个岛屿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另外，有研究分析了国内旅游对一个国家区际经济差异的影响（Baidal, 2003; Baidal, 2004; Lasanta, 2007; Whitford, 2009）。Eduardo等人（2011）认为，政府通常会采用财政收支平衡补贴等转移支付手段来协调一国的区际经济差异，但这种手段往往会造成市场扭曲；而国内旅游则是一种促进财富区际转移的更为有效的机制，因为旅游者的出游决策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最佳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偏好和价格信号起着主导作用，不会造成市场扭曲。他们还以巴西为例，分析了国内旅游对巴西区际经济差异的收敛作用。

在国内研究方面，保继刚和楚义芳（1999）指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外加上人员、资金、技术信息、原料、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形成了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西部地区，如西藏、云南、海南岛等地的旅游资源往往异常丰富，相比之下，在这些旅游资源丰富又具备开发条件的地方开展旅游业，收效就比东部地区来得快。因此，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基础上，采用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模式来发展旅游业，有利于协调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加强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信息交流，完成东部沿海地区对西部内陆地区的辐射过程，从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金波，王合生，1999）。肖胜和（1997）认为，交通区位不便、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较低、自然景观和人文习俗受外界干扰和影响较小，造成了我国贫困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区在地理分布上的叠加。发展旅游业可以充分利用贫困区在旅游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要素比较优势，并借助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关联度大、综合性强、外向度高的产业优势，引导（西部）贫困地区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钟勉，刘家强，2002）。

上述学者分别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分析了发展旅游业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差异的作用，而李天元（1999）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旅游者的出游特征入手，分析了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他认为，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出游人次较多，这种净出口构成了目的地外来的“经济注入”，并刺激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在一般情况下，当欠发达地区的某些旅游资源足以吸引发达地区的旅游者前去访问时，这些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消费就构成了当地的外来“经济注入”，即欠发达地区的旅游收入，并刺激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他还指出，对于资本积累有限、经济基础薄弱，但却拥有充裕的旅游资源的地区，发展旅游业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2）旅游业对国内区际经济差异的发散作用。

Allcock（1986）、Lea（1988）、O'Hare和Barrett（1999）、Poirier（2001）、Var和Imam（2001）、Pessoa（2008）等对南斯拉夫、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显示，旅游业对当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以牺牲区际、代际和社会等级间的公平性为代价的。Göymen（2000）、Seckelmann（2002）认为，旅游业对西班牙国民收入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西班牙旅游业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即位于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的西部地区旅游业高度发展，而东部内陆地区旅游业发展滞后，这导致东、西部之间本就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被进一步扩大了。但是，旅游业并不是导致上述地区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唯一因素。Tosun和Timothy（2003）认为，为了迎合入境旅游者对3S（Sun、Sea和Sand）旅游资源的大规模需求，西班牙政府对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的西部地区给予了大量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而其余的地区，其旅游资源并不符合入境旅游者的需求，因此，政府对这些地区旅游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趋势。二人进一步指出，政府所制定的带有地区倾向性的旅游业发展政策、旅游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以及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政治动荡和库尔德工党的恐怖主义活动是导致西班牙旅游业发展，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他们还认为，发展旅游业不仅加剧了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趋势，而且还使目的地的社会等级间的不公平现象进一步恶化了。

在国内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也表达了与国外学者类似的观点。陈东田和吴人韦（2002）的研究表明，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如过分依赖旅游业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收入漏出，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居民福利等。依绍华（2004）从目的地收入漏出、物价上涨、影响当地居民的福利收益、工作的季节性特点等因素入手，分析了旅游业的隐性成本对接待地造成的不利影响。

尽管上述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但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即以发展旅游业作为改变欠发达地区贫困现状的替代办法，本身具有脆弱性。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更容易受制于时尚的改变、经济的波动、政策的变革等因素。正如Wanhill和Buhalis（1999）所指出的：“如果发展旅游业常被认为具有危险性，那么，这种危险性在欠发达地区和边缘地区将会被放大。”

（二）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途径

以上基于不同的区域尺度，分析了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收敛和发散作用。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由于目的地在交通区位、经济基础以及旅游业的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效果呈现不确定性，但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作用途径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是基本一致的，即旅游业会通过旅游收入的创造和漏损效应、就业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对目的地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1．旅游业的收入效应

诸多研究表明，发生在发达国家（地区）与落后国家（地区）之间的旅游活动，通过旅游业的“创汇”效应将发达国家（地区）的财富转移到了落后国家（地区），从而对国际（区际）经济差异产生了收敛作用。而翁科维奇（2003）认为，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者的消费除了直接创造收入外，还对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性行业创造了补充性消费市场，即马西森和沃尔所提出的旅游消费对目的地经济系统产生的间接影响和诱导影响。而早在1980年，Archer就用旅游乘数效应理论对由旅游消费引起的上述直接、间接和诱导影响进行了分析。旅游收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其用于生产性投资和生活消费的数量会随着每次分配而增长，最终形成乘数效应，并使目的地所获得的实际经济收入数倍于旅游消费所创造的直接收入。

Brown（1998）对上述乘数效应所引起的旅游收入倍增作用进行了详细演绎（见图2-5）。他认为，来自客源地的旅游收入首先会进入当地的旅游企业，而旅游企业为了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会向当地的其他相关产业、家庭等购买设备、设施或劳务等生产要素，还需要向当地政府上缴土地租赁、税金等费用，从而形成当地相关产业、家庭和政府的收入，该过程也构成了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的第一轮转移过程。接下来，政府会将来自旅游企业的收入投入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中，从而形成相关领域的收入；而从旅游收入的第一轮转移过程中受益的相关产业也会将来自旅游企业的收入投入生产资料的购买和对政府的相关税金的缴纳上，从而在本地产业、家庭和政府间形成了新一轮的收入转移和创造效应。上述的过程会依次传递下去，使得旅游目的地所获得的实际经济收入数倍于最初注入当地经济系统的旅游收入。此外，旅游收入在进入目的地经济系统流转的过程中，除了会经由乘数效应而被放大，并对目的地产生收入创造效应之外，还会由于旅游企业、其他相关企业和家庭购买目的地之外的产业和服务而产生收入漏损效应。而且，这种收入漏损效应贯穿着旅游收入的各轮转移过程中。

2．旅游业的就业效应

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影响的第二个途径是通过对目的地就业产生拉动作用，改变目的地的从业结构，并促进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从而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并对目的地的消费需求产生促进作用，改善目的地的经济增长方式。Advani（1981）认为，旅游业不仅仅是一个创汇产业，而且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能为劳动力富余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徐红罡（2004）指出，由于落后国家和地区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收入分配的有效财政政策，发展旅游业就成为促进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和收入再分配的有效手段。她认为，旅游业存在着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结构，而这一结构特征在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般而言，在欠发达地区，旅游业的正规部门、企业根植性较差，对社区经济发展和居民就业的带动作用有限，导致欠发达地区成为发达地区的旅游“飞地”，而旅游业的非正规就业为欠发达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同时，非正规部门本身也构成目的地极具特色的旅游吸引物，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旅游业的二元结构是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欠发达地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蒋满元（2007）指出，在许多区域经济差异非常显著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乡村部门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相对发达的地区则聚居了全国大多数的现代城市部门。而乡村部门常见的松散化社会结构的特点，往往要求欠发达地区旅游业的组织由无数的家庭或小企业来运作（Hjalager, 1996）。Rodenburg（1980）、Harrison和Leitch（1996）、保继刚（2010）等人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大型旅游企业，小型旅游企业更加有利于实现社区参与和当地居民发展，可以为旅游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旅游漏损相对较小，且更容易为女性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因此，小型旅游企业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就业、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欠发达地区的非正规部门对社区参与、居民发展、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但Butler（1980）认为，在旅游地发展的起步阶段大量出现的小型企业和家庭作坊，会随着旅游地的成熟和外来投资的不断介入，而逐渐被大规模、现代化的外来部门和企业所取代。Harrison和Leitch（1996）也认为，尽管小型旅游企业在短期内会取得较大的发展，但在较长的时间内，其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此时，目的地的旅游收入会以外来企业的利润和外来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的形式“漏出”目的地经济系统，目的地社区在旅游收益分配体系中仅仅占有少数份额，甚至完全被排除在旅游利益分配体系之外，当地居民也沦为廉价的劳动力，无法从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获取更多的收益（Seckelmann, 2002; Yuksel, 1999）。

3．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和波及效应

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作用的第三个途径是通过发挥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和波及效应，从而对目的地经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一般而言，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包含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两种效应。所谓前向关联，是指旅游业对那些将本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作为其生产要素投入的产业的影响；而后向关联是指旅游业对那些向本产业供应生产要素的产业的影响。前向关联是通过供给联系与其他产业发生关联的；而后向关联是通过需求联系与其他产业发展关联（见图2-6）。

宋增文（2007）通过研究发现，在国民经济的122个部门中，共有102个产业与旅游业产生了前向或后向关联。张华初、李永杰（2007）通过计算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系数，认为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国民经济对旅游业的拉动作用，并由此建议我国旅游业应采取先行发展战略，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非等待国民经济发展成熟了再发展旅游业。李江帆等人（2001）认为，旅游消费是一项自我发展和享受型的消费，具有较高的收入需求弹性，因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将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并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带动作用。他们认为，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属于后续产业，与先行产业的关联性非常强，并以广东为例，分析了旅游业对当地相关产业的关联和波及效应。结果显示，旅游业每增加一个从业人员，可为三大产业提供6.2个就业机会；旅游业增加值每增加10个百分点，可推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

三、对相关研究的评价和展望

（一）总体评价

区域经济差异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客观的、必然的经济现象，而由于历史和体制等原因，这一经济现象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指标、测量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的视角多集中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等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而从某一个特定产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其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仅有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制造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在旅游学的研究领域中，旅游业的经济影响理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如何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经济功能，带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更是被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高度关注。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在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这一课题上所进行的研究，大多是在旅游业的区域经济影响理论框架内展开的。相关的研究从旅游业的就业、创汇、产业关联等综合效应入手，分析了不同尺度下目的地经济系统所受到的影响。相关的研究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体系，为今后研究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由于旅游业效应的复杂性和区域间的差异性，当前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旅游业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逻辑框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未对旅游业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机理进行深入分析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分析了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收敛和发散作用，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对旅游业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机理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此外，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时空二维属性，但目前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时间维度的分析，忽略了区域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属性的特征。上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旅游业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缺乏系统的逻辑框架来指导的问题。

2．缺乏对旅游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的研究

目前，大多数的研究侧重于从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正、负面影响，来间接分析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收敛和发散作用，很少有涉及旅游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的研究。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空间异质性较大的国家，各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基础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程度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也都不同，因此，旅游业对不同地区所产生的影响的差异性很大，基于旅游业的不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也各不相同。因此，有针对性地就旅游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协调机制与路径，对指导区域旅游业健康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缺乏对理论研究的实践检验

目前，对旅游业的区域影响的反馈机制的相关研究尚不完善，因此，亟须及时地将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应用到具体的案例区，在实践当中进行操作和检验，以针对实践效果对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增强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研究展望

从国内外研究趋势来看，今后的研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和深入。

1．理论研究

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要系统化，即要从影响机理、协调机制和路径等方面来系统地构建旅游业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分析框架；旅游业对区域影响的反馈机制要完善化，即研究影响要以调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研究调控要以对影响的研究为基础；从时空二维角度来综合考量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和调控作用，尤其是丰富空间尺度的研究框架体系。

2．研究方法

旅游业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研究、从时空二维属性对旅游业的区域影响进行综合评价、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技术手段等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