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养生息政策的施行

明朝开国之初，到处田畴荒芜，榛莽丛生，中原及江淮有些地区竟然人烟断绝。国家的税源几近枯竭，陷入“租税无所从出”“积年逋赋”的困境。针对这种状况，明太祖提出“安民为本”“藏富于民”的主张，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明太祖的休养生息政策，重点就放在农业上面。他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视为治国之急务，推行垦荒屯田。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不少官僚地主或死亡或逃散，他们霸占的土地有的回到农民的手里，有的荒废了。明太祖下令，凡是在战争中抛荒的田地，已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其田主还乡，仰有司于附近荒田内验数拨付耕作”。洪武三年（1370），还下令将北方郡县近城的荒地分给无田的乡民耕种，“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类似政策也曾施行于南方的某些地区，如苏州府太仓“见丁授田一十六亩”。后来还规定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允许农民尽力垦荒，官府不得征税。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政府又下令：“凡民间开垦荒田，从其首实，首实一年后官为收科。”虽然取消原先永不起科的规定，但农民取得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上述法令的施行，使许多农民获得小块耕地，成为自耕农。这种自耕农在明初数量较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农民中占有多数比重。自耕农经济拥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比佃农经济具有更大适应性和灵活性，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

明政府还大力推行屯田。明初的屯田分为民屯、军屯和商屯。民屯的对象包括“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移民就宽乡”，即把无田或少田的农民从地狭人稠的地区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屯种，由官府拨给土地，“永为己业”，并发给路费，有的还发给耕牛、农具和种子，三年不征租税。当时的移民，主要来自人口比较稠密的山西和江西，其次是江南苏松诸府和徽州、北平的真定（今河北正定）、湖广的黄麻以及山东东部。迁入的地区也很广泛，“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而以迁往山东西部、河南及北平的数量最多。据统计，洪武一朝有数字可考的屯田移民为160多万人，实际数量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还多。这些移民，后来大多也变成了自耕农。军屯由卫所军队承担，“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冲缓为差”。每个军士一般由国家拨给50亩的土地，多则100亩，少则20亩，并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屯种的头几年不必纳税，从洪武七年（1374）起始征屯粮，但不承担徭役。明初100多万军队的粮饷供给，就大部分来自军屯的收入。明太祖曾自夸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商屯是一种特殊的民屯，也是军屯的补充。明代的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并实行“开中法”，规定商人必须运粮到边境的卫所，换取盐引，然后持引到产盐地支取食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获利。后来，商人干脆在边境地区募民屯垦，就地用粮食换取盐引，以减省运费，于是便出现商屯。这一系列的屯田措施，使大量的荒闲土地得到了开发。

为了推动农业的发展，明太祖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即位当年，他就下令：“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后来，又特谕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浅以备旱潦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洪武年间，兴修了许多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有的工程投入人工达数十万，可灌溉田地万顷至数万顷。明政府还不时督促各地的官吏组织劳动力，利用农闲，大力修建中小型的灌溉工程。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派国子监生分赴全国各地，督促吏民兴修水利，到第二年年底，全国即修治塘堰40987处，河4162处，陂渠堤岸5048处。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太祖还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元代的农民对地主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法律规定佃户对地主行主仆之礼，地主打死佃客，仅科以“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便告了事。明太祖下诏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明制父辈曰“尊”，兄辈曰“长”。农民与地主的人身关系，便由仆主升为少长。明律还取消了元律关于地主打死佃客的处罚规定。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元代蓄奴之风气很盛，权贵勋戚都拥有大量的奴婢，有的多达数千名。在元末农民战争中，不少奴婢获得了自由，但也有一些人因饥荒又沦为奴隶。明太祖下诏，凡在战乱中势弱力孤或贫乏不能自存，于庶民之家为奴者，“诏书到日，即放为良”。并决定，由朝廷出资赎还因饥荒典卖为奴者。洪武十九年（1386），仅河南布政司就赎还开封等府典卖为奴者男女274人。明政府还规定，役使奴婢，公侯家不过20人，一品不过12人，二品不过10人，三品不过8人。庶民之家不得存养奴婢，否则“杖一百，即放从良”。凡收留人家遗失、在逃子女卖为奴婢或冒认良人为奴者，均处重刑。

在改善农民社会地位的同时，明太祖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他反复强调，要“取之有制，用之有节”，把赋税徭役的征派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洪武年间的田赋征收，一直维持“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的税率。官田的税收是地租和赋税合而为一的，故税率较民田为重。民田一般亩征三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最低一石而论，为三十税一。徭役的征派，洪武初年尚无定制。洪武十四年（1381），在全国清查户口、编制赋役黄册后，将各地的民户编为里甲，以110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编为10甲，每甲10户，以一户为甲首。按每户丁粮的多寡，编定10年的轮当次序。每年由一户里长率领一甲10户承担里甲正役，负责“催办钱粮，勾摄公事”,“出办上供物料及支应官府一岁经常泛杂支费”。另有杂泛，包括经常性杂役和非经常性杂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也按丁粮多寡派役。后来正统年间，江西地方官将经常性的杂役单独划出，称为均徭，至弘治年间推向全国。非经常性杂役仍称杂泛，里甲正役与杂泛，均按丁粮多寡佥派，使农民的负担较元末大为减轻。洪武二十年（1387），又在全国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图册（即土地清册，因册中画有每块土地的方圆四至，重重叠叠，状若鱼鳞，故称鱼鳞图册），以“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进一步解决了赋役不均的状况。

明太祖出身贫苦，深知物力的艰难，农民的辛苦，因而比较体恤民情，力戒奢侈，撙节用度，惜用民力。他注意躬行俭朴，不建台榭苑囿，宫室的营建也尽可能朴素，但求坚固实用，大规模的营建工程一般也尽量加以限制，并尽可能安排在农闲时进行，以免耽误农时。他还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多次下令减免赋役，遇到灾情，则赈济钞、布、粮食，帮助农民度过灾荒。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除了农业，明太祖对手工业和商业也颇为重视。在抓农业时，他特别注意抓经济作物的种植。明朝建立前，在江南占领区就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绵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明朝建立后，将这项命令推广到全国各地。后来，又令全国各地多种桑、枣、柿和棉花，还规定多种棉花者免税。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的普遍种植，既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明太祖还改革元代匠户常年服役的制度。洪武十一年（1378），令工部按月给在京服役的工匠发放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洪武十九年（1386）规定，各地匠户每三年轮流赴京服役一次，每次三个月。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规定更加详密的办法，将匠户按工种的不同和赴京路程的远近，重新编定班次，分为五年、四年、三年、二年或一年轮一班，每班服役三个月，这种匠户称为轮班匠。另外还有一些固定在京城或各地官府服役的匠户，规定每月服役10天（永乐年间，这种匠户正式称为住坐匠）。不论是轮班匠还是住坐匠，在服役时间之外，均可自由营业。在商税方面，明太祖也作了整顿，规定“三十而取一”的税率，农具、书籍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并撤除税课司局364处。

明太祖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使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和发展。农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全国的耕地面积大量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达到850万余顷，比北宋耕地数字最高时即天禧五年（1021）的500余万顷，增加了300余万顷。国家的税粮收入，洪武二十六年达到3200余万石，与元朝岁入1200余万石相比，增加了近两倍。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日趋发达，从业人数也迅速上升。据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的《诸司职掌》所载，全国共有60545812人，有学者根据洪武十四、二十四、二十六年各省的统计数字重新加以估算，认为洪武二十六年的全国人口应为66906040人。即以《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与《元史》所载元代最高的人口数字，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59848964人（未包括游食者429118人）相比，增加了696848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洪武年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前期的“洪永宣熙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