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大沟通阶段在什么时候？

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大沟通在公元13世纪并沿用至公元20世纪上半叶。两宋时期，大运河作为政府连接海外的重要通道凸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北宋晚期，宋、金对峙，战乱不断，运河航道维护逐渐松弛，航道不断淤积，航运逐渐中断。期间黄河数次泛滥，淮河以北的大运河河道被黄河冲断，部分河道堵塞，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宋大运河体系逐渐式微。

在元朝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并在大都（今北京）建立政治中心后，从南方经济中心供给北方政治中心的需求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1289年，元朝政府组织开凿了会通河、北通卫河，南接泗水、黄河，从根本上改变了淮河以北大运河的格局与走向。由此开始，大运河不再流经洛阳，河南和安徽北部的河段被废弃，中国大运河形成了南北直行的走向，缩短航程500多千米。公元1293年，沟通大都城内与城东通州的通惠河建成，来自南方的漕粮可直接抵达城内的积水潭，实现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大沟通。

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直至清朝灭亡的五百多年间，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保障漕运的持续畅通，明、清两朝政府均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元代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整治修葺，陆续新建、改建了多处河道和水工设施，并不断完善漕运管理制度和机构。其中，为了减少淮安清口以北借黄河行船所带来的危险，清政府于1686—1688年在宿迁与淮安之间的黄河故道东侧开凿了中河。中河的建成标志着大运河彻底摆脱了借黄河河道行运的状况，实现了完全的人工控制。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大运河成为联系全国经济的交通大动脉，在运河沿岸形成了一批转口贸易城市和商业城市，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商业的繁荣。

1855年6月，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于阳谷张秋镇穿过运河夺大清河入海，不仅影响了航道，还造成了运道补水不足，通航困难。清政府虽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清末，由于内忧外患，清政权岌岌可危，无力顾及运河之事，因此逐渐放弃了修复运河的计划，宣布各省漕粮全部改折银两交纳，运河及漕运管理机构也陆续裁撤。至此，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逐渐中断，变为多条局部通航的地区性运河，除江南运河、淮扬运河、浙东运河和会通河、中河、南运河及北运河等河段外，其他河段渐渐淤废。民国时期虽然曾有过重开运河的计划，但由于财力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原因，仅限于纸上谈兵而已。

南旺枢纽遗址中的二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