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梅岭：1975年2月
这就是梅岭。它并不高，但陡。一条很瘦的石子公路从岭间跌落下来，岭脚的这个小村子叫牌楼。这年春节刚过，少年便来到了这里。那是个有霜的早晨，公路两边的枯草白花花一片。他肩着行李和农具，走得摇摇晃晃。在接近村子时，他发现了一只很小的黑狗，它跟了他一路，后来他就收留了它，取名副官。
少年被安置在生产队队屋的披屋里。队屋一般用来开会学习，但那时更多的是用于祭奠村里刚死的人，在这儿摆设灵堂和说书。他住下后的几天里，总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觉得奇怪。怕什么？鬼吗？他大大咧咧地一笑，我不怕死人。那个时期少年似乎有些兴奋。干活虽然很累，但非常自由，不想干也可以不干。差不多每天黄昏，饭碗一丢，他就带着小狗副官去了梅岭。由石镇开往水市的最后一班车总在这个时刻在岭脚下停住。司机脸一黑，叫所有的乘客下车，再让他们把大客车推过岭。这个景象让副官激动，它在边上嗷嗷叫个不停。那时少年坐在一块黑色的巨石上，悠然看着岭脚村落升起的炊烟，他很喜欢这道自然的风景。
但他从未画过炊烟，因为每天炊烟的形态都在变化，他不想束缚这自由的东西。他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地上的炊烟升到九天便成了云朵，它们都是变化而自由的生命。
1975年春天难以磨灭。两个月前，他见到了失踪十二年的父亲，也见到了离别五载的小丹，他的心情很好。在水市的那几天，他和小丹玩了很多地方。一天夜里，他们去剧院看戏，小丹介绍他认识了她的表姐雨浓。他一下对这个名字有了好感，接着他发现了雨浓的美丽。戏不怎么样，但那个晚上他激动不已。雨浓那时刚从卫校分配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或许是这个原因，散戏之后她坚持要看少年带来的画作。绘画一定要懂人体解剖对吗？雨浓这样问道。于是少年拿出钢笔在纸上信手画出了一个男人体，骨骼和肌肉准确无误。雨浓的脸上露出了钦佩与惊讶，说：你画得真好，你以后一定得上美术学院。少年在这个瞬间有些难受了，他想起了不久前同学的入伍，觉得上美术学院是绝不可能的事。他将去农村，从那儿上大学要靠推荐，这就轮不上他了。少年说：我上不上美术学院没关系，但我会做一个不错的画家。那时候小丹正在边上洗衣服，说：你别胃口太大，能在剧团画布景就不错了。他有些不悦地看了小丹一眼。外面响起来，下雨了。雨浓看看表，说明天有手术，得早点睡。小丹就让少年用伞送送表姐，她还得把衣服洗完才能过去。少年突然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雨中的街道上行人稀疏。你或许觉得这一幕同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有几分相似，只是现在这把伞已举得很高。从前的那个雨夜充满着恐怖，现在伞下是一片温馨。他打着伞，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他的余光一直停在雨浓的脸上，为她的刘海和长睫毛所痴迷。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彼此没有更多的言语。雨浓问：你明天走吗？他说可能走，因为母亲将有演出。雨浓说：下回来水市，找我。你估计什么时候能来？他说不知道。雨浓又问：你和小丹同年？他点点头。雨浓笑了一下，说：那你也可以叫我表姐了。他没有叫，他说：其实你只比我大两岁。雨浓说大一天也是大呀。没多会儿，到了雨浓的家门口。雨浓谢了他，并让他记住她家的门牌号码。
他回来时，小丹正在为他铺床。你怕冷吗？小丹问道，要不要给你灌一个热水袋？他说：不需要，我不怕冷。小丹突然对他一笑，问道：雨浓很漂亮是吗？他愣了一下，点点头。他说雨浓像一个电影演员。小丹说她不喜欢雨浓的工作。他有些不解，说：女孩子当护士不是很合适吗？小丹说：我可不想天天翻人肠子。这句话令他很生气，就去厨房洗脸了。以至于小丹何时离开的他也不知道。这一夜，他过得极不平静。大人们还没有回来，他偷了齐叔的一支香烟，在厕所里吸完。这是他生平第一回抽烟，觉得辣。但以后就慢慢抽上了。第二天，他被父亲唤醒时显得有些慌乱，因为他做了一个十分羞耻的梦。
副官突然惊叫地窜起，他的思绪随之中断，接着他发现了一条绿色的细蛇正昂头注视着这边。他拾起一块石头砸过去，那蛇“嗖”地腾空跳了起来，再快速钻进了蒿草之中，就像高压水枪射过似的，蒿草整齐地倒向一侧。暮色浓重了，月亮浅淡的轮廓出现在炊烟的背后。1975年2月的乡村之夜阴森而寒冷，少年坐在煤油灯下临摹着一本著名的连环画。他的窗户没有玻璃，而用一块装化肥的塑料袋钉死。有雨的时候，窗户便如炒豆一般。这个夜晚显得宁静，这个夜晚的他又格外地不平静，他有了强烈的对性的渴望——他不断梦见雨浓的身体，但全都不清晰。那些像柳叶一样的身体在飞动着，千姿百态……
很多年过去，关于雨浓的身体仍是这样朦胧的图画。他与这些身体在梦中纠缠，但他一次也没有拥有过。有一次他几乎亲近了她，可无论如何也抱不紧，就像在水里捉不住一条大鱼。只有一样东西如铁找到了磁铁，永远忠实地属于他，这就是雨浓的手。
1992年我在海口，有时候夜里无聊便出去看录像带。一夜，看根据白先勇小说改编的《玉卿嫂》，台湾影星杨惠珊的那个手的特写让我震动。这正是我的梦中之手、雨浓的手。那个晚上后来我想起了许多事，内心塞满了忧伤。在我决定写这本书时，最先占据我思维的也还是这只手。我从犁城返回石镇的那天夜里，在那个总让我迟疑的三岔口，我其实在思念着雨浓。多年以来，我把雨浓视作我的初恋。可我从未向她表白过。我今天的坦言仍是在对自己进行安慰和疗治。有一个时期，我的父母私下认为我和小丹相处得挺好。他们对此持中立态度。那时期我经常去水市，却屡屡和小丹失之交臂，她差不多总是在我到来之前过江了，回到她插队的地方。大人们当然不知道我是为了雨浓而去水市的，直到1976年秋天，一场意外的事故才使他们暗自吃惊。但是小丹知道我的心思，我却感到了困惑。
这些年我总在反省。我发现在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情感的方式带有许多规律性。在每个阶段，总有两个女性从不同的位置介入到我的生活中来，形成一个球体的两半，于是这生活便滚动起来甚至飞腾。当一半受光时，另一半则处于阴影之中。
但是我不能失去其中的一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生活就形同陀螺在原地打转，除非用鞭子抽着走。
今天早晨起来我就检查了一下车，油还不少，去水市是足够了。年迈的外婆抱着一盒西洋参过来，让我捎给齐叔。老人已八十三岁，视力消退殆尽，神志却还清楚。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齐叔这个男人。我五岁进幼儿园，每天的接送都是这个外婆。一个雨天，外婆来接我，正碰上齐叔来接小丹。那时齐叔刚刚摘了右派帽子，而我父亲却遣返了原籍。外婆的眼红了。齐叔知道老人在想什么，便抱起我，让外婆牵着小丹。多少年老人一直对我重复唠叨着这一幕。她也曾向我试探过我和小丹的关系，她盼望小丹做她的外孙媳妇。1975年冬天，老人去水市做白内障切除手术，小丹伺候了她半个月。
见到齐叔给我带个好。外婆说，他要是还能动，就接他来石镇过一向。老人禁不住泪水溢出。我扶她坐到阳光里，顺便号了一下她的脉搏。老人拭拭眼泪，又问：小丹夫妻还和气吧？我说他们过得不错，去年刚分了房子。老人问：你看见过了？我说是小丹在电话里讲的，我们常通电话。
父亲走过来说：抓紧时间走吧。
由石镇出发，行至八公里后有两条路可以通水市。我现在走的是往南去的一条石子公路，不用说我想在梅岭脚下停一会。这些年我回来上不了这条路，每每都是从当年的公社边上一擦而过。1988年我从省委机关回来探亲，一位副县长曾陪我重返梅岭。那次县里派了一辆伏尔加车，副县长还带了秘书，显得有几分派头，却让我紧张。我没有走进牌楼村，只到公路边上的一个菜棚坐了会儿。公路边上横七竖八堆放着不少石碑，这大概是农民们的副业，但村子的面貌几乎没怎么改变。当年我住的那个披屋还在，窗户上还是钉着化肥袋，显然一直没有人住。我后来问卖茶的年轻媳妇，可记得有一个知青曾在此插队。媳妇一口就说知道，并说这人现在是省里的干部，可她想不到这人此刻在喝她的茶。那一会，我好像情绪有些波动，细想离开此地已有十余年。现在呢，又是十年过去了。以前读过一些朋友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总觉得过多的壮怀激烈，又过多的悲怆苦难，让我隔膜。或许那时我太幼稚，抑或这儿与塞北南疆显著不同，我对这段生活和这块土地都没有太多的留恋。
我把车停在梅岭上。刚才路过村子时，我试图停下，又很快改变了主意。说实话，我不想亲近那些岁月。我不是革命家，没有规定圣地的欲望。我也不是企业家，能掏出大把的钱资助这儿旧貌换新颜。我是个作家，但多年以来我寻找不到恰当的方式做一次完美的表达。我宁愿把这儿当作一道风景，看一眼就够了。
——1997年10月18日
那个后半夜他听见了狼嗥。起先，他以为是哪家婴儿的啼哭，但副官惊慌失措的样子让他明白了。狼的叫声十分悲惨。他仔细听着这悠扬的悲声渐渐远去，他想这匹狼一定是潜入了山里。过了些日子，狼又回来了，并在一个星光惨淡的夜晚与他相遇。当时，他们相距不过二十米。
那天晚上他去公社广播站吹口琴，吹的是《打虎上山》。他对着麦克风吹奏，有线喇叭传出的效果倒很像是手风琴。但这个节目还是出了点问题，临近结束，蹲在旁边的小狗副官兴奋地叫了起来。公社武装部部长后来责问道：你这是打虎还是打狗？这让广播站的负责人很紧张，据说第二天还写了一份检讨。他却感到很开心，一出公社大门就点上香烟，然后撒尿。副官站在一旁对着墙角的一只蛤蟆做出攻击的姿态，喉咙里发出拉锯般的声响。他踢了踢副官的屁股，说你他妈的害我犯政治错误。副官就老实了，在他后面一声不响。天开始暖了，田里的稻生长得很好。他的腰又觉得酸了。插秧那一阵，每天黎明即起，一直忙到天黑，有时候还得带饭去田埂上吃。难得有这么一个夜晚，也难得有这份外快——去公社广播站吹半小时口琴队里可记半个工，折人民币三毛四分钱。他想去河边看看，或许能摸两条黄鳝。这个季节的黄鳝很肥。于是他就插上了一条小路。零散的几点蛙声使夜更加宁静，月亮渐渐亮起来，路上像落了一层霜。
忽然副官的喉咙里又在拉锯。他抬头往前看，小石桥的正中央蹲着一只狗。但仔细一看，这分明不是狗，副官是不会对它的同类挑衅的。狼！他一下觉得腿软了，接着向后退了两步，他看清了狼的粗尾巴横在一边。他弄不清是副官贴着他还是自己挨着狗，总之那一刻他们像长在了一起。他又向后退了一步，他想，如果狼很快扑上来自己的第一个反应该是什么，是躲闪还是迎击？他的手伸到裤袋，紧紧握住了那把口琴。但是，狼掉头走开了，走得不紧不慢。他便退着跑到了公路，吓出了一身冷汗。很多年后，那时他在海南岛，他向一个女人叙述这一幕时，做出了另样的思考。他认为那匹狼实际上已从心理上消灭了他。眼前浮动着那狼持重的行姿令他肃然起敬。
那以后他很少夜间出门。即使出门，也需要带上一件武器。最初他选择了菜刀，后来他又请当地的铁匠打了一条链鞭，他把它系到了腰间。他也感谢副官的忠勇，当狼来临的时刻同他“长在了一起”。副官成长得很快，到了这年夏天，它已变成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这条有洁癖之嫌的狗居然像水牛一样喜欢待在水里，它的毛发总是那么一尘不染，在阳光下呈现出乌亮。
不久，“双抢”到了。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每日起早贪黑。他忍受不了任何一件农事，想告假去水市。可是他又羞于启齿，队里正缺劳力，连外地干散活的瓦匠都召回了，学生们也整天扑在田里。他没有理由退却。那些日子他把自己看成了副官的同类，他累惨了，食欲减退，一有空就躺到树荫下。副官在边上巡逻，替主人驱赶着苍蝇。
一天夜里，他被安排在稻场上看稻。睡在竹床上，望着天上的月亮，他很沮丧地想道，这种日子何时能有个尽头？现在他才意识到户口的分量，他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不是以前的下乡学农。他和村里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而招工的指标历年都很少。这个公社有一百多名知青，来自上海、西安、犁城、水市以及石镇。从以往的情况看，越是大城市下来的就越容易先上调，那么他就是底层。即使轮到石镇，也还必须优先满足那些有来头的人家的子女，就是说，他是底层的底层。他不能不沮丧。
副官不知从哪里蹿来了，对着它的主人直摇尾巴。他想这畜生饿得真快。这时他听见村里的孩子在喊：下放学生，有人找你来了！他欠起身，看见月光下一个姑娘正被几个孩子簇拥着向这边走来。他看不清她的脸，迟疑着穿上背心。那人近了，并叫了他的名字。天，竟是雨浓！
雨浓是参加地区医疗队到石镇进行巡回医疗的。她工作的区域不在梅岭，而是清埠，靠近琴河边上的一个公社，距梅岭大约二十公里。明天她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今晚让公社的车送她来了这儿。雨浓给他带了一篮子鸡蛋和一瓶麦乳精，她说鸡蛋是清埠的那些病人家属送的，留给他当菜。他突然有些伤心，他不明白怎么会这样。煤油灯下，雨浓穿着一件紫色的的确良衬衫，上面印着白色的藤蔓。她刚洗过的头发束着一方手帕，像一只大蝴蝶。雨浓看着他，说：你瘦了，也黑了。他笑了笑，把一盘蚊香移到雨浓边上。雨浓又问：还在画吗？他说还在，就把画夹打开。雨浓一张张看着，评价着。他在旁边替她打着扇子。现在他觉得心情好起来了。雨浓指着一张肖像素描说：这有点像我。他没吱声。雨浓又问：是我吗？他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凭记忆瞎画的。雨浓说我没你画的好看，我的眼睛没这么有神。他把茶杯递给雨浓，说：下次去水市我对着你写生吧。雨浓侧过脸问：什么时候去？他说“双抢”结束。雨浓点点头，又问：画小丹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小丹的特征不明显。这句话显得毫无底气。雨浓就不再问了，把一个盒子从包里取出，那里面装着红药水、紫药水和常备的药品，还有胶布棉签之类。雨浓说，身体要注意，梅岭这一带有血吸虫病史，要保持定期检查。然后她说：我得走了。
他抬起头，问：就走？
雨浓说：车还在公路上等着呢。
他没有再说什么。副官从外面跑进来，安静地蹲在了他边上。
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没有印证那个晚上雨浓的心情而懊恼。事实上，那天晚上她一离开，我就感到后悔。我不满十八岁，没有勇气去拥抱一个女人，我后悔的就是这个。我不在意雨浓的拒绝或接受，只需要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一切就这么过去了，构成了一个永远的悬念。那个晚上我辗转反侧，一宿未眠。黎明时天下起了大雨，我把副官锁在屋里，动身往清埠赶了。
雨越下越大，雷电交加，公路上见不到一个人和一辆车。没有多久，我浑身已淋透了，伞无济于事。那些雷电！似乎就劈在我的附近，现在想起来还很害怕。我想雨浓他们一定是乘船回水市，那班船我以前坐过，早班开航在九点，我应该是能够赶到的。那时大约是清晨七点，我已经走了一半的路，觉得很有把握，而且雨也渐渐小了。但是我的脚已被凉鞋的金属纽扣磨破了。鲜血淋漓，雨水浸到创口火辣辣地痛。于是我停到路边一座废弃的茶棚里，拔了几棵草来隔开纽扣，同时把上衣脱下来拧了一把，这时，一辆摩托车在我边上停住了。骑车人撩开雨衣帽子，对我叫道：这么早去哪呀？我认出这是石镇邮局的老王，他负责跑这一线的邮路。我有点喜出望外，没想到这么早会碰见他。我说去清埠。他头一歪，说快上来吧。然而我没有想到事情给弄糟了。
老王是去一个叫刘家桥的地方报丧的，邮局的一名职工昨夜得脑溢血突然死了。刘家桥虽然离清埠只有三公里，但那名职工的家却在山之北。而且我们一到，死者的家属就像天塌了似的对老王跪下，哭得死去活来。我看老王一时动不了，只好重新上路，这时的脚便更加疼痛，几乎每走一步都不容易。结果等我赶到清埠码头，去水市的早班轮船刚刚开走。我甚至看见了它的影子在烟雨之中。
那个早晨我沮丧而痛苦。我呆呆地站在那个小码头上，很想找到一件活干，因为我身无分文，口袋里只有三斤粮票。我想挣出一张船票去水市，把昨夜没有敢说出的话，对雨浓说出来。可是码头上不存在散活，我只好返回梅岭。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回来的。这一天里，我饿着肚子走了近五十公里的路。回到自己屋子，副官一下子就将我扑倒了。这畜生也饿了一天，把该吃的全舔光了。我不禁流下眼泪，开始生火烧水做饭。那会儿，我感到冷得不行，牙齿格格地碰到一起。我打了八个鸡蛋，吃了三个就不想吃了，余下的都喂了副官。当夜，我便发起烧来。我躺在床上，脚上涂了红药水、缠了纱布，又吃了几片治感冒的药，不久便沉沉睡去。我又一次梦见了雨浓，依旧是那么的不清晰。我能看见的看清的还是她的手。所不同的这回是一双手，半张开着，像是在迎接着什么，更像是在使劲抓住什么。那时我没想到这梦中的手势竟是一个可怕的隐喻。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无法摆脱这梦中的手势。我总是在假设，假设那一天我赶到了清埠码头，对雨浓说出“我喜欢你”“我爱你”，以后的事或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甚至我们两人的命运都将因此改变。然而这一切已不可能。现在，我驾驶着车已临近了水市，路边的风景不断从眼前掠过。城市在变化着。我奇怪地发现，这个城市好像每年都在修路，其中有些路是挖了修修了挖，没完没了。这个城市给了我太多的回忆，可每一次接近她，我都显得笨拙不堪，我似乎总是一个匆匆过客。
——1997年10月18日
病中的齐叔是安详的。他已从医院回到家中，放弃了治疗。他的情绪很稳定，比我想象的要乐观。这种病想通了也就那么回事，他说，我每天坚持锻炼、吃药，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于阿姨难以承受这个打击，一见到我就止不住地哭了。她说你齐叔这辈子可真没过什么好日子啊，老天怎么能让他得这种病呢？
齐叔在我心中的位置不亚于我父亲。那些年我来水市，就住在齐叔家。我和齐叔睡一张床，每晚都聊得很迟。他是个稳健从容的男人，从他永远微笑的脸上你看不出他此生遭过了多少罪。我母亲一直视齐叔为他们那一代人的楷模。齐叔虽然没有留下一个剧本或者一首曲子，但他留下了自己的身影，无论他活着还是死去，这身影都存在。这是一个捆着钢丝背心的身影。
中午，齐叔让我看他近期写的大字。他临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临得一丝不苟。他说王羲之的字让他联想到舞台上的青衣，静中见动，平中出奇，韵味是慢慢咀嚼出来的。这样就谈到了我的外祖父由之先生。齐叔回忆起1956年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编辑来石镇录制外祖父的唱腔，说老人的唱腔有一种特殊的“沙味”，自成一派。但我母亲没有走这条路，她的青衣是从花旦中演变来的，苦中仍不乏甜味。这很像她本人，齐叔说，你母亲一生坎坷，但内心是从不脆弱的。正说着，小丹回来了。她接到家里的电话，下班直接到了这儿，还捎了一些菜。
小丹问我，这次可把孩子带回来了。我说没有，女儿正上学。她又问我能在水市住几天。我说随便，不受时间限制。她说在报纸上见到我在做导演拍电视剧，问什么时候能放出来。我说不清楚，我只管拍。见我情绪不高，她也就不想再问什么，进厨房帮着准备午饭去了。
实际上我和小丹就是这样的状态。每天在一起与隔十年见一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1984年秋，当我彻底离开水市时，我曾对她谈到这种感受，我说：我们之间不知道是缺了点什么还是多了点什么。她沉默了一会才说：这样也好。我早就把你看作是一家人了，未必要天天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年，我们各自都结婚了。她丈夫在市政机关工作，据说现在已是一名科长。那是个面目清秀斯文有余的男人，每天刷三遍牙。奇怪的是小丹每回去商场购物，摸奖摸到的也差不多都是牙膏。有一次小丹对我说：你能认为我同他没缘分吗？这话把我俩都逗笑了。
午饭吃得很迟，小丹也就请了假，不上班了。齐叔需要休息，我和小丹便坐到晾台上交谈。对父亲的病，她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她只祈祷父亲能在明年走，看见她儿子上中学，而且走得舒服一些，不要痛苦。虽这么说，但她还是流泪了，把手伸给我。她说：到时候你要回来！我说：我会的，我会把齐叔送上山。我握着小丹的手，她使劲地用拇指掐着我，掐出一道很深的痕迹。过了会儿，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抬起头。她说：回头去看看雨浓吧。
我的心陡然重了。
——199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