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江：新文化地理的视角
关于曲江，我知道她的时候是1998年。本科毕业前夕，班上同学们都因为恰逢第一次国家机构改革未能找到心仪的事业单位工作而发愁，但有个同学去了曲江，听说是政府性质的管委会，典型的事业单位。紧接着，毕业没过多久，我们印象中大雁塔北面注1那个大斜坡没了，大斜坡两侧的曲江春晓园和盆景园也消失了，大雁塔村也被“改造”了……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感觉，好像某个人在陕西师范大学东边那片区域没日没夜地垒积木，轻巧的、剧烈的！
“70年代，瓦胡同村那边都是农田，还能看见狼窝，狼还跑进跑出的”，这是我刚进入大学时，男生宿舍楼管理员王师傅说的。因为后来的曲江，也是现在的曲江新区行政界线离陕师大最近的地方，就是学校东墙外的瓦胡同村。那时，我对瓦胡同村充满厌恶和憎恨，学校东门外脏乱差，时不时还能听到女生说，东边三米多高的墙又被从外面挖开一个口子！着实不理解，那些来自那个区域的挖墙人，你们是为了偷东西还是为了看女生？
变化是为恒常！
曲江那个地方也没因为我的厌恶和憎恨而停止变化的脚步，反而是越来越快了。期间，我去法国读书两年，回来时发现，学校东门对面已经建起了一个被陕北煤老板占据而卖空的“曲江6号”。原来印象中的大雁塔北面的大斜坡变成了亚洲最大的喷泉广场，后来又是大唐芙蓉园、曲江遗址公园……拆得越来越快，建得也越来越快！关于曲江的赞扬声和批判声此起彼伏，时常会被听到。但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唯一和我能发生些许关系的是，那个令我极其厌恶和憎恨的瓦胡同村没了。
之后，我有些同事朋友陆续搬到曲江居住，还有些毕业的学生或师弟、师妹去曲江工作，从他们口中，能听到一些关于曲江的、关于他们的故事，“空间”注2变了，“人”也就变了！
曲江其实做了一个特纠结的事情，就是建设了一个以“文化”为主导的新区！关于“文化”，其概念界定可以说无所不包。依我个人看，在曲江主导的“文化”新区，他们关注了物质文化，以开放替代了闭合、以新代替了旧、以灯火辉煌代替了幽静昏暗……，而这一切，都是一种文化层面的空间置换。
空间替换了，人呢？
国外有个很知名的华人学者，叫段义孚（Yi-fu Tuan），他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好像有点姻亲关系。老先生是新文化地理学注3研究的代表人物，也是“地方”研究的大家。
段义孚1930年出生在天津，因战乱和家人迁居重庆，1941年，10岁时在隆隆炮火声中和家人前往菲律宾，后来先后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生活。他博士毕业论文做的是纯理科的自然地貌研究，但在博士毕业后，研究方向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提出并发展了地理学中“地方”的概念，并凭借其著作《恋地情结》（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蜚声国际地理学、心理学及建筑学界。
作为研究者，我个人理解新文化地理学及“地方”的概念，更多体现出研究者深入观察社会后的发现，当“流动”（mobility）成为一种社会生活常态，人们亟须寻找一片“寄居心灵的空间”，并使其成为自我的“地方”，有了“地方”才能出现“根植”，才会产生稳定性。这个过程，空间的作用不可或缺，还有一种隐含的线索，就是生命体验中的各种人际关系。段义孚之所以能如此恰到好处地拿捏和深化“地方”的研究，与其前半生大跨度的“流动性”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他所诠释的“恋地情结”或许在其时隔60余年后返回中国后所著的《回家记》注4中可以发现部分端倪。
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高度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加之现代企业组织的新发展、国家或国际垄断组织的新发展及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转变，“流动”成为美国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和特征。这个时期，段义孚完成了《恋地情结》的写作，并以此深化了“地方”的概念和研究。审视那时的美国，似乎和现在的中国有几分相似。
空间和地方二者的关系在于：空间承载地方，而地方凸显空间。
在某种程度上，空间的物理属性不被破坏，它会恒常不变，即使人去楼空；而地方则不同，当人离开了，地方会瞬间土崩瓦解！空间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而地方迎合人们的精神需要。空间是我们建设的，而地方则是我们建构的。
有的地理学家提出，没有不变的地方，而总有些地方的地方性会得以保留。认真思考，这好像是一个真命题，但似乎也是一个伪命题。视其为真命题的原因在于，上面的论断给出了变化的恒常，即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事物均在变化运动当中；视其为伪命题的原因，是其肯定了有些东西的恒常不变，但这种恒常不变真的存在吗？
地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通过自身经验对其进行了建构。建构必然会是个过程，过程会有明有暗，有些是我们自己意识到的，也有些是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的，如浮华世界中的人生众相，恍惚中，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和这里又会有什么关系？
1978年以来，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确实变化了，但是好像有那么一种感觉，我们挤在一起，却难抵孤独！
还是1978年，我的个人经验从那时开始深刻，好像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那个地方都被打碎了。新的地方又被建构起来了，宽阔的街道、明亮的办公室及温暖的居所，但你却悲哀地发现，你不可能，也不再会拿着凉席在鼓楼门洞里面纳凉。
俗世生活中，大部分人的地方破碎和建构是同步的，但也有例外，有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自己的地方，而有的人或许曾经有过，破碎过后则停止建构。
东方之所以有别于西方，因为在东方，我们关注更多的是群体，而在西方，他们更关注个体。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某些区域中，空间的物理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政府又措施性地引导不同人群在某一空间中大量积聚，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被建设，人的积聚，不同类型人的积聚，使空间承载的地方也被建构。
曲江，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