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美国的历史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一位极有个性、最具精英色彩的国防部长，他以智力超群而见著，以强调理性管理与危机控制而见长，正是戴维·哈尔伯斯坦在那本极有影响的名著《出类拔萃之辈》中所指的那一帮精英的典型代表。麦克纳马拉的名字跟美国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人物上来说如约翰·肯尼迪总统、林登·约翰逊总统，从事件上来说如越南战争，当然还有麦克纳马拉的国防改革、他的核战略思想也都颇具历史性意义。

麦克纳马拉是一个时代的化身，他在数据和逻辑方面的特殊才能使他与时代前进的方向相吻合，他的理性管理方式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对效率、变革和效益的追求。从国内政策层面上来说，麦克纳马拉的理性管理方式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拖沓和浪费之风，他严格控制成本，强调唯才是用，反对奢侈浪费，反对论资排辈，这些都给美国国内政治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从对外政策上来讲，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遭遇的老挝危机、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中，麦克纳马拉临危不乱，帮助肯尼迪总统实现了危机的控制，帮助避免了美苏之间的核交换、核战争——直到今天，国际社会还在为避免那些灾难而庆幸，以至于后来肯尼迪总统无保留地赞美麦克纳马拉是最关键的人物。同样，随后继任的约翰逊总统也视麦克纳马拉为具有首要地位的内阁重臣之一。

当然，麦克纳马拉无论怎样智力超群、精于管理和危机控制，他一旦开始执掌这个超级大国国防事务的中枢机构五角大楼，他也逃脱不了自身被控制的命运，他脱离不了这个超级大国正在转动的庞大的国内政治机器的控制，他也无法摆脱当时正在转动的另一台更为庞大的、由冷战驱动的国际政治机器的控制。当然就他个人来说，他还始终处于他自己追求的理性方式的控制之下。在这诸多机器轮带的转动中，麦克纳马拉的理性管理和危机控制实际上发生了异化。

越南战争就是异化麦克纳马拉能力的战场。随着肯尼迪政府的上台，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力度也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对越南的干涉当然不是因为印度支那半岛自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美国把它放到了大国对抗的地缘战略框架下，放到了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战场之上。在印度支那半岛阻止住共产主义的扩张，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无保留地嘱托给60年代美国政府的“使命”。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决心要在南越实现这一“使命”。麦克纳马拉作为国防部长，当然地成了这一“使命”的主要执行者之一，而且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执行者。以理性管理见长的麦克纳马拉在这里充分发挥了他的理性决策的特长，他不断地提出并试图执行一系列理性的政策选项，希望通过有控制的武力升级来达到对越南问题的解决而不至于使美国卷入一场更大的亚洲战争或世界危机之中。然而，要完成这一战争任务，麦克纳马拉仅以理性方式来管理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政治大局观和战略上始终一贯的统领把握能力，而这一点他显然有着根本的缺陷，在战争后期他还显然缺乏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因为美国在战场上面对的，不仅仅是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还有在背后全力支持越南的中国与苏联——实际上是竞相向越南提供援助的中国和苏联。不考虑这一更为复杂的国际背景，单靠在南越的地面战争和对北越的轰炸，单靠这种军事手段去解决问题，实际上战争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结局。

当然，仅从麦克纳马拉一个人来评论美国当时的战略存在着固有的不足和缺陷。毕竟，麦克纳马拉身处一个时代之中，身处一个“出类拔萃”的决策群体之中。不对当时的整个决策群体和决策过程进行细致周到的研究，也难以对其中一个人做出最准确的评价。从这一点来说，本书的研究尚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本书是在本人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沈志华教授、戴超武教授，中心作为国内乃至亚洲首屈一指的冷战史研究基地令作者在那里的博士后研究收获匪浅。本书的写作中，还得到了很多老师、朋友的帮助，他们的帮助令我非常感动。舒一同学为我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以及第六章的初稿，为本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南京大学的石斌教授策划了整套书的方案，联系出版单位，督促撰写工作，因此本书得以最后完成，很大的功劳要归于石教授。北大出版社的耿协峰老师，为了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多次从北京飞到南京给予指导帮助，其情其景，令作者深为感激。感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李而炳研究员，他在百忙之余抽时间阅读了本书的初稿，给予令人耳目一新的点评。本书的写作还要感谢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周桂银教授，他自始至终也是该项目的策划人之一。感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李杰主任及诸位同仁，本人在那里进行的学术访问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最大的学术动力。感谢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丁诗传教授、宋德星教授、杨光海教授、崔建树副教授及诸位同事、师友，他们的帮助令作者在学术生活中如沐春风。本书取得的成绩当然应该归功于他们，但本书的谬误之处则在于本人自身学识的拙浅，并恳请得到学界同行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