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 基本概念

（一） 城市物流

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与城市以外区域的相互联系。城市对外经济联系中以有形的物流和人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最直接（周一星，1998）。文献中对城市物流的概念界定，主要来自管理学的视角，如Taniguchi et al.（2001）认为城市物流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内，考虑交通环境、交通拥堵和能源消耗的同时，对城市内私营企业的物流活动进行全优化的过程。有学者将城市物流看作是供应链中每一客户向供应商采购商品的决策结果（Wisetjindawat et al.，2006）。Dablanc（2007）把城市物流定义为促进城市里货物移动的最优化管理的所有服务供应。我国物流学者将城市物流看作是区别于与国际物流、区域物流的一种物流活动。也有从空间的角度把城市物流定义为受到城市交通和城市形态的特殊性影响的货物移动（Sustainable distribution，1999）。Ogunsanya（1982）指出，城市背景下的货物流动有四种基本类型：城市进口流、城市出口流、城市转运流和城市内部流。当然，这里的“进口”和“出口”与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含义不完全相同，“进”跟“出”仅相对于一个城市的边界而言，若把城市转运流看成是城市进口流和出口流的结合，那么城市物流分为三部分：城市进口流、出口流和内部流。

物流就是物品的实体流动，结合经济地理学与物流管理学两大领域特点，笔者认为城市物流就是城市尺度上的物品实体流动，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城市与外界地域所发生的物流活动，包含城市进口流和出口流；另一是城市内部的物流活动，即上述提到的内部流（图1—4）。无论是何种层面的物流活动，都是在城市内部的物流要素基础之上开展的，这些要素主要包括物流基础设施（如物流园区、货运站、交通网络等）、物流企业、物流从业人员等。

图1—4  城市物流的空间表现

（二） 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是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是批发业的重要组织形式。根据我国“批发市场管理办法”（1994），批发市场是指为买卖双方提供经常性的、公开的、规范的进行商品批发交易，并具有信息、结算、运输等配套服务功能的场所。欧开培等（2007）分别从场所论和组织论的角度对批发市场进行了定义，认为批发市场是商品经营者专门从事商品批量交易的场所，其批发的对象主要是企事业机构，而不是最终消费者；批发市场是一种流通中介组织，专门为商品批量交易活动的双方提供服务。

批发市场有多种类型，依据所在地的产业特征和区位优势，可分为产地型、销地型和集散地型；依据所涵盖商品的专业化程度，可分为专业型和综合型；依据所交易的商品对象，可分为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批发市场三种类型；依据发展阶段，可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批发市场或者传统型和现代型批发市场（张春生，1997；欧开培等，2007）。

在中国，批发市场几乎涵盖各种商品，广泛分布在农副产品、服装纺织品、日用工业品、生产资料等众多领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徐印州等，2003）。而在国外，工业品批发市场比较少见，因此国外的批发市场一般指水产品、鲜活产品等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农产品营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一直关注各地的批发市场发展问题（Seidler，2001）。农产品物流模式主要有两种（俞菊生，2003；贾会棉等，2005）：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模式，另一种则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在欧美模式中，农产品在批发市场外部的流通规模较大，如美国果蔬的批发市场流通率只有10%～20%（丁俊发，2002）；而在东亚模式中，农产品经批发市场的流通率高达80%以上。两者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规模、大型超级市场的发展差异造成，欧美地区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大，且经销农产品的大型超级市场的发展十分繁荣，使得农产品经批发市场流通的比重较小；而东亚地区的情况则相反。

国外批发市场经营和管理具有以下四方面特色：健全的法律体系；以政府为主设立批发市场，并具有严格的准入制度；有组织的农民协会或强大的中介参与商品流通过程；现代化的交易方式和手段，如拍卖、协议交易等。

（三） 物流空间

空间结构的要素主要包括点、线（流）和网络。其中，点是活动的结点；流是结点之间的要素流动，如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线一般由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组成，是要素流动的通道和途径；网络就是由点、线及流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陆玉麒，1998）。可以说，点、线、面是商品流通空间模式构成的基本元素，商流、物流、信息流是商品流通空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晏宗新等，1999；代永华，2009）。

因此，物流空间就是由各种物流结点、流（通道）、网络和域面相互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和功能的空间形态。

在本书中，物流结点是指与批发市场的货物流动相关的结点，主要指批发市场，当然还包括货运站、仓储设施及其他相关结点；物流界定为批发市场进行交易所产生的货物流动，包括流向和流量；物流网络则为结点和货流组成的网络。

二、 理论基础

本书主要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视角探讨城市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发市场的物流活动，空间格局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空间结构与空间组织理论是本书重要的基础理论，支撑了本书的研究主线。本书在对批发市场布局、时空演变的分析基础上，分别从供应物流网络与销售物流网络两个方面剖析城市物流的空间格局；考虑到两方面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本书分别采用了社会网络理论和场论对它们进行研究。

（一） 空间结构与空间组织理论

20世纪30～40年代，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空间结构理论。空间结构的最基本含义是人类经济活动作用于一定地域范围所形成的组织形式（陆玉麒，1998），其要素主要包括点、线（流）和网络。其中，点是活动的结点；流是结点之间的要素流动，如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线一般由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组成，是要素流动的通道和途径；网络就是由点、线及流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与区位论着眼于各种单个社会经济事物和现象的最佳区位不同，空间结构理论研究问题的目标及着眼点是各种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 （陆大道，1988）。

因此，可以认为网络中的要素流是结点相互作用的结果。空间相互作用在空间结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乌尔曼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空间相互作用的概念，并认为其基本要素包括可转移性、互补性和中介机会。学者普遍认为，两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作用量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降低，这就是所谓的距离衰减原理。很多地理学者运用该原理来研究零售业、城市体系等，并结合前人提出的引力模型、位势模型、断裂点模型等来估计两点之间的相互作用潜力。在这些研究当中，学者往往使用的是结点的属性数据，如人口、经济活动规模、两点之间的距离等，测算结果难免与两点间相互作用的实际情况（如要素流动规模）有所偏离。当然，要得到两点间实际的要素流动规模需要通过繁重的实地调查工作所得，而且要素的流动有多种类型、多种方式和渠道，相关信息的收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二） 经济基础理论

城市经济基础理论（Economic Base Theory）的思想始于20世纪20年代，Aurousseau（1921）认为城市增长是由于市民的主要职业和次要职业之间的关系。主要职业与城市职能直接相关，次要职业维持从事主要职业的人们的生活（福利）。经济基础理论产生之初就是用于解释城市的增长机制，并具有预测人口和就业规模的作用，因此受到地理学者、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们的青睐。其模型的核心是将城市的总经济活动划分为基本和非基本两部分^注1，并认为基本活动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Andrew，1992）。对城市经济活动进行基本—非基本划分后，可以计算乘数M，得出基本活动部分每增长1个单位，可给城市总经济活动带来M倍的增长。

紧跟着20世纪20年代思想的产生，从30年代开始，出现了对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划分方法。这些方法主要包括估计法、调查法、区位商法、最小需要量法和Mathur—Rosen方法。早期的研究中首先采用估计法，如Sombart、Richard、Hoyt、Roterus等人分别对德国柏林、美国大纽约地区和辛辛那提等地通过估计得出基本/非基本活动的比率（Krumme，1968；Hartshorne，1936；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of New York，1944；City Planning Commission，1946）。由于估计法带有明显的主观判断色彩，部分学者开始使用更客观的方法——调查法。1937年，美国《财富》杂志通过3 000多个家庭的普查和大量企业的访谈、问卷调查，得出艾奥瓦州奥斯卡卢萨的基本/非基本活动比率为100∶65（Alexander，1954）。虽然调查法最为客观，但该方法的工作量大、成本高，加上居民及公司收入等关键数据难以获得，迫使大家探求比较理想的非调查方法。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Weimer和霍伊特（1939）推崇的区位商法受到认同，通过该方法推导出的基本/非基本活动比率可以较好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但区位商法对出口活动（即基本经济活动）的估计实质上是净出口，而不是总出口（Isserrnan，1980），因此往往低估了出口部门的就业数。20世纪60年代，Ullman（1960，1968）提出了最小需要量法，与区位商方法一样，也遭到了学者的批判。该方法的原理意味着同一规模组里大于最小需要量城市的所有城市都有输出，而没有输入，与实际情况不符。20世纪70年代，Mathur and Rosen（1974）提出一种计量方法，学术上称之为Mathur—Rosen 方法，该方法无法将基本就业从它对非基本就业的影响中区分出来，也没有广为接受。学者们经过多种方法的实证研究，发现没有足以替代全面的经济调查方法，因为识别经济基础的非调查方法所提供的信息极为有限（McGovern，1961），这些方法在原理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经济基础理论在20世纪50～80年代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从理论观点来看，单一强调出口活动并不理想。有学者认为构建一个广阔的分析框架，不仅包括出口活动，还包括其他所有影响非基本就业的主要变量，是很有用处的（Park，1965）。Tiebout（蒂伯特，1956）认为城市经济基础理论在研究地区收入变化方面是有用的，但仅限于短期，对于长期而言则没有多大用处，实实在在是一个短期分析的工具。

20世纪90年代至今，城市经济基础研究的文献较少，笔者认为一是因为一直没能找到划分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较为理想的非调查方法；二是因为该理论在原理上及预测经济增长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学者们都转而运用其他的经济增长模型，如偏离份额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等。即便如此，在现有数据资料仍然比较缺乏的情况下，要对一个城市的经济驱动力、经济组分的了解，经济基础理论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给城市决策者、规划师们提供地方经济的发展概览。在方法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采用区位商法或其修正形式，如杨开忠等（1997，1999）、阎小培（1999）、张华（2004）、叶春（2004）等人的研究。其中，阎小培等运用区位商技术研究了广州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变化，得出两者的比例由1985年的1∶1.06下降到1995年的1∶1.25，说明广州为城市内部需要服务的经济活动规模大于为城市外部需要服务的规模。叶春等通过计算广州和深圳1997年、2001年两个年度的区位商，对两市的经济基础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2007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商务部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进行亚利桑那州城镇的经济基础研究，对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组分进行了概要描述。James（2007）利用经济基础理论和偏离份额法分析了美国得克萨斯州海斯县的经济，确定当地市场的结构和组成，并将地区的发展与国家发展相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调查法是划分城市基本—非基本经济活动的最有效方法，但这方面的研究恰恰极为缺乏。批发市场所产生的物流活动属于城市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对其进行基本—非基本的划分，有利于深入揭示物流活动的空间特征，并为同类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因此，在本书第五章中，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对销售物流活动进行了基本/非基本的划分，并分别刻画了基本活动网络和非基本活动网络的空间格局。

（三）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者Simmel提出概念，到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系列连接大型理论和具体的因果模型之间的中层理论（罗家德，2010），随后在社会学、生物学、管理学及政治学等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是从“关系”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刘军，2009）。所谓社会网络就是具有相互关系的行动者的集合（Wasserman et al.，1994），行动者之间的这些关系构成了网络分析的基础。按照行动者的集合类型，可将网络分为1—模网络和2—模网络，前者是由一类行动者集合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构成，后者是由两类行动者集合之间的关系构成（刘军，2009）。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可从多角度对网络进行分析，包括中心性、凝聚子群、结构洞、块模型分析等。其中，中心性分析可以显示出网络结构中行动者所处的位置，在分析中较为常见。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地理流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流领域，如国外学者对旅游目的地体系演化、旅游者流动的研究（Scott et al.，2008；Baggio，2008；Miguéns et al.，2008），国内学者对珠三角、福建省及南京市等地域的旅游网络空间研究（陈秀琼等，2006；杨兴柱等，2007；陈浩等，2011）。目前，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物流活动的文献并不多见。物流活动属于社会现象的一种，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因素、环节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最终使得物流系统得以畅顺运作。

本书的第五章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供应物流络的空间格局，可清晰探究货物的来源、流动及由此形成的物流网络格局特征，从而增进对城市物流空间的认知和了解。

（四）场论

所谓流场，就是结点在相互作用中传递、交换其物质、能量、信息而产生和形成并所凭借的中间载体和空间处所（王成金，2009），具有场核、影响范围等地理特征。在物流场中，物流结点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流入和流出两种作用力，并形成相应的销售场（货物流入所形成的销售地场）和供应场（货物流出所形成的供应地场）。在本书第五章中，对销售物流进行了流场识别，可深入刻画活动网络的空间特征，有利于揭示货物的流动规律。

因子分析法是识别流场的经典方法。本书的第五章基于场论的思想，用因子分析法分析销售物流网络的空间特征。因子分析分为两种类型——R型和Q型，在R型因子分析中，把销售地（目的地）当作变量，供应地（起源地）当作观测量，可甄别出物流网络的主要销售场，以及各场对应的场核（重要供应地）和影响范围（销售地）；在Q型因子分析中，把销售地当作观测量，供应地当作变量，可甄别出物流网络的主要供应场，以及各场对应的场核（重要销售地）和影响范围（供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