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认识论哲学到语言论哲学
阿佩尔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论阶段的发展过程。注37古代哲学关注的是本体论，哲学家们试图找出现实存在的来源、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者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因而哲学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存在”或“什么是实在的基本存在形式”。自笛卡尔之后的近代哲学认为离开认识来讨论本体是无法取得成效的，因而哲学家们开始关注认识论问题：认识究竟来自于经验还是来自于理性，人的认识能力是否存在界限，人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认识世界，从而引发了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哲学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高扬了人的理性能力，认为主体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力，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并且实现改造世界的任务。这种哲学立足于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主体基于其理性认识征服客体，在这种认识和征服中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近代哲学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怀疑达到确定的、可靠的知识，在笛卡尔看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为知识找到一个确定可靠的基础或基点，他自信通过“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找到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和基点，这就是“我”，即具有理性的主体。但是，笛卡尔对主体、对理性的高扬却造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由于主体和客体属于不同的范畴，它们之间没有内在关联，我们能具有的只是感觉印象或心理联想，这既不能肯定外物的存在，也不能得到必然的知识，这样，主体关于客体的知识并不能由于知识起点的可靠而得到保证，起点的可靠不能保证结果的可靠。
康德试图通过其批判哲学将西方哲学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因此他将世界分为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前者是事物本身或物自体，为我们所不能知，因此至少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可以对它存而不论。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现象，我们具有的知识只是现象界的知识，现象之外的事物我们只能加以思考，而不能认识。现象的知识虽然离不开外物的作用，但它不是客观的摹本，而是主观的构造，就是说，主体性因素是它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这就是所谓人为自然立法，或知性将它的规律给予自然。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不是由于事物的客观存在，而是由于人普遍的认识能力，即理性。根据康德批判哲学，世界的秩序出于理性，主体是认知者，也是立法者，理性给了主体认知的条件和能力，理性本身的普遍性保证了主体认知知识的可靠性。
但康德“物自体”的概念自相矛盾，因为它既然是感觉的外部原因，就仍然属于认识的范畴，而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的“物自体”，但康德却断言“物自体”的客观存在；而且康德的批判哲学还使得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隔绝更加尖锐和突出了。他只是在现象范围内解决了主客对立的问题，但真正的本体、绝对的本质、世界本身，仍然在主体之外，康德哲学不能说明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的关系。
康德之后的西方哲学致力于打通现象和本体、主体和客体，试图将二者最终统一起来，黑格尔成为主体性哲学的集大成者。在黑格尔那里，主体和客体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既是绝对精神的工具，又是它的体现。精神对人而言是主体，又是他的目标和完成。客观世界或客体本身也不是绝对的客体，劳动将它们变成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中介。当对象由劳动产生和形成后，它们就成了主体的一部分，主体从它们那里看到了自己的需要和欲望。主体和客体统一于自在自为的历史过程，统一于绝对精神。从根本上说，知识不是一个与客体相对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绝对精神在历史过程中展开的自我认识。这样，黑格尔就彻底取消了近代西方哲学关于知识如何可能和是否可靠的问题。但这只是就知识本身的存在论性质而言的，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则必须克服和超越知性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事物的真理或知识的普遍性。黑格尔哲学对理性的普遍性地位的强化，不但没有使近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思维与存在的悬隔——得到解决，反而将这种内在矛盾极端化了。
至此，“以理性和主体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哲学已经穷尽了它的一切可能性，等着它的批判者来逐步对其进行清算了。”注38
“当精神性主体在人的内在冲动中被抬高到如日中天之际，一种返回到物质自然和现实生活的反向运动开始了：人们愈来愈倾向于否认超越感性之外的绝对主体，人不能作为主宰一切的主体而君临于客体之上。”注39人不能凌驾于世界之上而必须回到人间，应该实现人与世界的融合。人们认识到，这一融合的关键在于语言：“语言使人与世界相通相融，语言开启了世界，建构了世界，世界由于语言而敞开、而有意义。离开语言，便没有世界，事物也就没有了意义。”注40
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得益于语言学的发展和数理逻辑的诞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系统提出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空前深入地研究了语言的本质和特征，规定了语言学的任务，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的区分，提出了符号学理论，从而为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领域，注41被喻为语言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注42此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哲学家们开始关注语言问题。人们认识到，只有用符号表达的语言才是人类所特有的，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能够拥有和使用语言，人类凭借这种特有的语言来完成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传承，语言建立起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联系，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
几乎在索绪尔创立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同时，在弗雷格、罗素等人的努力下，作为一种人工语言的数理逻辑正式诞生，他们通过对逻辑性质的探究，开拓出了新的哲学领域，即语言的意义。逻辑是语言的体现，语言的意义是与逻辑规则相辅相成的对应领域。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事实、思想和语言之间，既不属于物理世界，也不属于个人的心理世界。通过语言的意义来界定逻辑的基础、性质和作用，必然会通向一个超越物理世界和心理经验的新领域。
在此基础上，哲学家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将语言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并通过语言分析进入传统哲学的各个领域：世界、客体、思想、自我、真理、规律、经验、善恶、美丑等，从而诞生了分析哲学。注43分析哲学以以下三个信条为基础：哲学的目标是分析思想；对于思想的研究明显地区别于关于思维的心理过程的研究；分析思想的正确方法就是分析语言。注44在分析哲学看来，对于思想的哲学理解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对语言的说明来进行；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能够获得知识，而是如何使我们获得知识的条件与工具——语言与逻辑更加精确和可靠。因此，他们特别关心达到语言意义的明确性的方法及其特点，关心作出正确有效论证的条件到底是什么。
这样，哲学的对象从对主体、对理性的关注转向对主体与客体的中间环节——语言——的关注，从而实现了西方哲学在认识论哲学之后的第二次转向：语言论转向。注45
语言论转向分两个时期，一是发生在20世纪前半期的语言学转向，其标志是语义学的发展；一是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的语用学转向，其标志是语用学的诞生。
在20世纪初实现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能够表达世界，知识和思维离不开语言，但同时很多认识问题和哲学问题都是由于误用了语言所致，因此，通过对哲学语言的分析，可以解决很多用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哲学问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所有事实都可以化约为基本事实——就逻辑结构而言最简单的事实，它们不能再分解；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可以化约为基本命题，它们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因此，语言和世界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事实对应于命题，基本事实对应于基本命题，对象对应于名。那么，语言为什么能描写世界呢？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图式论，他认为，语言是世界的图式——一些符号按照一定的比例排列起来描述现实事实的同构形式，每一个命题都是描述一个事实的图式，语言是一个由无数小图式按照逻辑结构组合而成的大图式。图式的本质特征是逻辑特征，事实的空间关系在图式中可以用逻辑符号来表示，所有的图式都是逻辑的图式。
学者认为，《逻辑哲学论》在6个方面完成了哲学的语言论转向：（1）通过限定语言来限定思想：通过划清有意义的语句和无意义的语句之间的界限，将语言的形式和结构置于哲学研究的中心；（2）未来哲学的实证工作，就是对语句做逻辑—语言的分析。从逻辑上阐明思想，就是对命题（具有含义的语句）的分析；（3）未来哲学的否证工作，就是通过分析，指出当我们试图说出语言所展示的东西时，已经超越了意义的边界，由此证明形而上学断言的不合法。（4）《逻辑哲学论》试图通过说明一般的命题形式，分析命题符号的本性。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给出任何记号语言的命题描述：每一个可能的含义都能够用满足该描述的符号来表达，并且每一个满足该描述的符号都能够表达一个含义，假如名称的意义被正确选择的话。”（5）对现象的逻辑研究，揭示其逻辑形式，依赖于对现象的语言描述进行逻辑分析，这项工作起源于维特根斯坦1929年的论文“对逻辑形式的评论”。语言的逻辑句法与世界的逻辑——形而上学形式应该是同构的。（6）《逻辑哲学论》一书的最伟大的成就，是阐明了逻辑必然性的性质，这显然是与符号主义的研究有关。我们能够仅仅从符号来认识逻辑命题的真值，这种符号分析的方法构成了整个逻辑哲学的体系。注46
在《逻辑哲学论》影响之下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认为，世界本身是由一些边界清晰的事物组成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清楚定义的，语言由一些反映这些事物及其关系的符号组成，符号和意义相连，意义是一种现成的东西，意义的结合就像拼图的拼版一样。注47自然语言中充满了含混性、不确定性，因此应当创制一种清晰的、能够普遍适用的人工语言、理想语言，要创制该种语言，不能不依赖于语义学。在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看来，语义学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出发点，通过在语词和它们的指称对象之间构筑不变的功能关系就可以达到确定性和清晰性——在那里，一端是语言的语词世界，另一端是对象的实在世界，认识成功的标志是真理的符合论，具体表现为追求指称的唯一确定性和绝对所指。注48
维特根斯坦“独好修以为常”，当他数年以后重新回归哲学时，通过《哲学研究》一书亲手埋葬了自己建立起来的分析哲学，打碎了基于本质主义的语义神话，推动并实现了分析哲学向语言哲学、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向。通过《哲学研究》，哲学彻底抛弃了建立理想语言的梦想，回归到自然语言。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和游戏的对比，揭示了语言用法的多样性、伸缩性、变动性和实践性。他认为基本语义是不存在的，“一个词并没有由一种独立于我们的力量所赋予它的意义，从而可以对一个词真正意指的东西进行一种科学的研究。一个词只有某人已经赋予它的意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注49所以，世界并非“本来”就是按照某一特定方式组织而成，然后再把它的结构用语言正确或错误地描述出来，而是有多少种描述世界的方法，就有多少种把世界分解为不同事态的方法，概念只有在一定语境中才有意义。日常语言是不可动摇和替换的，它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存在的基本条件，是我们一切语言活动的基本条件。至于语言的精确与否，那要看它在实际使用中所起的作用而定，精确的东西取决于产生精确问题的环境和社会关系。我们不能离开使用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考虑精确性问题，不存在绝对的精确性。所以，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于其使用，语言游戏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句子、语词没有独立、自足的“真正的”意义，它们的意义要视它们被用在什么语言游戏中而定。社会形式不同，决定了语言游戏的不同，任何语言游戏都只能在它所在的那个生活形式中去理解，不懂一种生活形式，就不懂它所决定的那种语言游戏。注50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启动了日常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牛津大学教授赖尔、奥斯汀，以及奥斯汀的学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塞尔等。在日常语言学派看来，日常生活中蕴涵着真理，自然语言中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和经验，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其中虽然存在着歧义和含混，但这应该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而不应该通过人工语言的方式予以克服。自然语言中词语、概念的多义性是一种丰富性而不是一种含混性，通过对日常语言中语汇、概念的丰富层次的分析，既能避免和揭露传统哲学中的错误，也是对日常生活、对常识和大多数人意志的尊重。日常语言是人类的公共交往形式，语言的功能在于实践，对语言而言，使用才是最重要的，必须把语言理解、解释经验和语言使用结合起来，实现语言分析和语言使用的融合和渗透。
这些理论在催生了语言哲学的同时终结了分析哲学，并且在语义学之外直接启动了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
语义学以分析哲学为根基，信奉早期维特根斯坦；语用学以语言哲学为根基，奉后期维特根斯坦为圭臬。学者认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分野体现在三个方面：注51（1）在语言基础上，语言哲学抛弃了分析哲学建立理想语言的企图，回归日常语言。（2）在研究方法上，分析哲学崇尚真值方法，认为话语对现实的反映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提出了意义的可证实原则，认为真理符合事实，能够为事实所证实，所以证实是真理的标准，可证实是意义的标准，石里克提出，“陈述一个句子的意义，等于陈述证实或者证伪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注52语言哲学则转向意义方法，奥斯汀发现了一类既非真、亦非假的命题，即以言行事的行为——“通过说事来做事”的命题，从而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使各种语言使用要素如说者、听者、时间、地点、上下文等进入了哲学和语言的视野，使这些因素都参与了语言意义的形成。（3）在学科和研究框架上，分析哲学主要在逻辑句法和真假二值的意义框架内对哲学的范畴和命题进行分析；语言哲学不仅从语形和语义上，而且更多地从语用上全面展开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形成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大分支领域和研究框架。
语义学认为词语、概念本身存在着客观意义，语义领域是自洽的；语言的意义指命题在逻辑上的真假条件——是否“反映”了现实，它是一种静态的意义，不受语境的影响，语言的使用者对语言意义的形成无关紧要。语用学则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这是一种动态的意义；语言是对现实的“反应”而不是“反映”，只有在使用中语言才有意义，相同词语在不同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不同意义。因而语用学十分重视语言的使用，重视语言使用的环境和语言的使用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成为语用学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可以说，经过语用学转向之后，“现今的哲学无不带有语用”，“走向语用学，是分析哲学经历半个世纪曲折历程后的最终归宿”，注53而且“语用哲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借助于语用哲学的基本思想对哲学问题的洞察来解决哲学问题成为一种风尚”，语用分析方法“逐渐渗透和扩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日益鲜明地呈现出自身所独具的特征和意义。”注54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不仅发生在具有分析哲学传统的英美哲学领域，而且也发生在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欧陆哲学中。现当代西方哲学“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一心关注自然、关注外部的物理世界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而是专心致志于语言问题、符号意义问题和交往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更是这样。语言问题不只是英美分析哲学的重点，欧洲大陆哲学也从另外的角度关心语言问题，海德格尔就是如此。”注55
海德格尔说，“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注56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只有这些看护者通过他们的道说把存在之敞开状态带向语言并且保持在语言中，则他们的看护就是对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完成。”注57“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物）意味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一切东西。……唯当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物才是物。唯有这样的物才存在。”注58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的存在表现在语言之中，由于有了语言，才使对世界、对世界的客观存在的理解成为可能。语言是存在本身，因此哲学应当把语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理解的本质在于揭示存在的可能性，理解行为总是在人力求冲入存在的愿望和存在对人的影响这个范围内实现的。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在于把语言引入存在的真理之中，即让这种真理渗透到语言之中，弥漫于语言之中。这一点之所以至关重要，正是因为语言构成了人的历史的此在的基础，语言就是人的世界，语言是存在的寓所，而人正是生活在这个寓所之中，人总是在语言这个寓所中看护着存在的真理。“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根据海德格尔，语言并非仅仅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而正是语言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之中。注59
诠释学哲学对语言更为重视。伽达默尔说，“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合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世界就是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对于其他生物而存在的世界，尽管它们也存在于世界之中。但世界对于人的这个此在却是通过语言而表述的。……语言相对于它所表述的世界并没有它独立的此在。不仅世界之所以只是世界，是因为它要用语言表达出来——语言具有其根本此在也只是在于，世界在语言中得到表述。”注60“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它超越了一切存在状态的相对性，因为它包容了一切自在存在，而不管自在存在在何种关系（相对性）中出现。我们世界经验的语言性相对于被作为存在物所认识和看待的一切都是先行的。因此，语言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并不意味着世界变成了语言的对象。一切认识和陈述的对象都总是已被语言的世界视域所包围。这样一种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并不意指世界的对象化。”注61“语言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活动模式，也是包罗万象的世界构造形式。”注62“在语言中，而且只有在语言中，我们才能遇到我们在世界中从未‘遇到’的东西，以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些东西（而不仅仅是我们所意指的或我们对自己所知的东西）。……我们在语言中所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对我们自身和一切存在的‘反映’；它是生活，由于生活而与我们相关——不仅仅在劳动和政治的具体的关系中，而且在构成我们世界的所有其他关系和依赖性中。”“语言自身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解释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没有人超越于其他人之上或处于其他人之前；每个人都处于游戏的中心，是在游戏中的‘它’。因此，总是自己在进行解释。”注63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才说，“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在本世纪的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注64利科也才认为，“任何存在者的或存在论的理解首先并且总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注65
和英美哲学家不同的是，欧陆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注与他们的哲学立场密切相关；他们的哲学立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自觉地意识到了语言问题在他们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对语言的理解更多地是融入他们的思想之中，把语言看作是他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观察的研究对象。所以，当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存在的居所时，他想到的语言当然不是我们通常使用的日常语言，更不是被逻辑学家构造出来的形式语言，而是存在自身的表现方式。同样，伽达默尔对语言解释的分析更多地是哲学本体论上的，而不是方法论上的，他的方法概念完全是为追求真理服务的。注66
海德格尔哲学被认为是黑格尔之后最深刻的哲学。由于海德格尔等杰出思想家对语言问题的重视，认为在人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的生活世界中，语言是世界的意义所存在的寓所，它既不属于主体，也不属于客体，而是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桥梁；人在认识世界之前早已通过语言而融身于世界之中，沉浸在世界之中，生活于、实践于世界万物之中。所以学者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到现当代哲学的转折点就是语言论转向。从这以后，哲学便由主客关系的观点转向人与万物融合的观点，哲学所讨论的重点问题大体上由主客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注67
在20世纪前期，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很少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但二战之后两大哲学传统基于对语言、意义、理解等问题的共同关注而产生了互相引证、互相发明的情况。伽达默尔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维特根斯坦的名字；英国哲学家达米特对胡塞尔哲学下过很深的功夫，注68美国哲学家罗蒂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十分赞赏，并认为哲学应该从认识论转向诠释学。注69由于两大哲学传统因语言论转向而出现了合流趋势，以致赖特认为，“谁应视为‘分析家’，谁应视为‘诠释学家’，这一点并不总是清楚的。”注70可以认为，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同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伟大的人物，他们所分别开启的诠释学哲学和语用哲学共同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立场，他们所建立的哲学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融合，完成了认识论哲学向语言论哲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