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走向中古英语

由于文本的短缺，要给古英语的地域变体一个确凿的结论往往非常困难。比较而言，中古英语时期则堪称文本的金矿，不仅文献的数量有了大幅增加，正如下文将会看到的；而且很多文献的出处都有可能给出较为肯定的地域方位，因此，真正的方言变体也就可以获得更好的认识，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文本所无法做到的。中古英语素有“方言时代”的称谓，但这并不意味着较之于以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或以后的其他时期，中古英语方言的使用频率更高，或是其地位更加重要。这仅仅表明：我们可以把方言看得空前清楚。的确，在整个语言史上，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能够拨开云雾，排除干扰，去关注方言本身，而无须考虑所谓标准变体的问题。因为在中古英语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英语变体这种东西。

中古英语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如同“中古时期是什么时候”一样难以回答。有人依据历史事件来界定，通常选1066年的诺曼人的征服为起点，选都铎王朝的开始，即1485年亨利七世的登基为终点。也有人综合文学、语言、文化等特征，认为它开始于那些在12世纪末出现的、明显有别于古英语的最早的文本，结束于卡克斯顿将印刷术传入的15世纪末期（1476年）。还有人将1100年视为起点，将1200年作为终点。但是，这种以起止点为界定的划分方式，谁也不会真正感到满意。正如“中古”这一术语所示，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介乎古英语和现代英语两个时代之间，而且两个时代都有更加明确的界定。在这之前，我们所接触到的语言是以古日耳曼语为主要特征的，发音、拼写、语法、词汇等都是如此。在这之后，我们的语言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构（参见第117页），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很多都受法语的影响，是从法语派生而来的。从现代英语的角度，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中古英语时期留给我们的印象：它使英语变得“熟悉了”。这种熟悉感是异常惊人的。现存的最早的中古英语文本与最晚的古英语文本，虽然相距只有一个世纪左右，但中古英语文本给人的感觉，无疑更接近于现代英语。到14世纪的乔叟时代，我们会发现，除拼写有所不同之外，很多词句都与拟古派的现代英语颇为近似，比如《管家的故事》（第163页）中的下列诗行：

How fares thy daughter and thy wife？

And John also, how now, what do ye here？

你的妻子和女儿可好？

还有约翰，怎么啦，你们来这儿干嘛？

古英语则与此相反，如前几章所述，其绝大多数文献给人的感觉都如同来自全然不同的语言，即便将古字母替换成现代字母也是如此（第96－97页）：

Tha wande he ongean to tham cynge

God gesceop us twa Eagan and twa earan.

于是他转身回到国王的身边

上帝给了我们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

但是，熟悉感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更是一种文学现象。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之间，就其文学内容的延续程度而言，是其前一个时代所不曾有过的。今天的英文读者依然能够识别中古英语时期的文学主题，并断定他们与古英语没有关系。作为“英诗之父”，乔叟至少部分地把《坎特伯雷故事集》放在了每代孩子的眼前，自15世纪以来便是如此。现今的某些圣诞颂歌，都是源自中世纪的。更有以各种版本或各种唱片形式流传下来的民歌、摇篮曲、抒情诗等 （见嵌板5.1）。1时至今日，孩子们依旧在借助韵律来学习月份的天数，而这一有助记忆的童谣，其源头却是15世纪的一个文集，只是表现形式略有不同：

Thirty dayes hath November， 十一月，三十天，

April, June, and September； 四六九月同样算；

Of xxviii is but oon [one]， 二月只有二十八，

And all the remenaunt xxx and i. 三十又一归其他。

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自1485年卡克斯顿将托马斯·马洛里的 《亚瑟王之死》刊印出来之后，人们就一直在相互转述，不曾有过间断。而贝奥武甫的故事则完全相反，几乎无人能够复述。

这种文学上的延续性，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之间有，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之间也有，只是后者隐藏于前者的阴影之中而已。的确，人们常常讨论中古英语和古英语之间的所谓“断裂”，但事实上，从来也不曾有过任何的断裂。从语言学角度，断裂也是绝无可能的。一种口头语言的发展是不可能朝发夕至的，必然包含数以千计的所谓“工作基”（working parts），如英语的近40个元音和辅音、大约三四千个句子结构以及成千上万的日常词汇；而这些东西也都在变，也都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否则，两代人之间便无法相互沟通。所以，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到中世纪早期，语言的变化尽管看似极快，也依然是渐进的，而且我们也将会看到，其间的某些文本纯然就是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混合物，而另外一些则介乎二者之间。11世纪和12世纪都有属于自己的过渡性特征，不妨称为过渡中的过渡。

这种过渡性，主要见于宗教、政治、管理三类文本之中，迄今尚存的仍有数千种。保存至今的英语材料，以宗教性质的为数最多，其中约三分之一属布道文，特别是埃尔弗里克和乌尔弗斯坦主教的布道文。另有法律书2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抄本2个、古英语《福音书》抄本2个、《圣诗集》注释本2个，还有阿尔弗烈德的著作、各式各样的圣徒传记、僧侣修道指南、谚语集、会话录、医药文献等。尤其是埃尔弗里克的著作，在整个11和12世纪，都有新的抄本在持续不断地出现。他们与12世纪的布道文一样，明显地具有早期中古英语的形式。要确定其间的一致性并非难事。《福音书》的一份古英语抄本，即《博德利手稿》（Bodleian MS Hatton 38），大约在12世纪90年代成书于坎特伯雷的基督堂，一直享有“最后的古英语文本”的美誉，而它却大大晚于《圣母玛利亚节布道文》（Sermo in festis Sancti Marie uirginis）的抄本。这个号称“最早的中古英语文本”的抄本，是拉丁语的英译本，译者拉尔夫·德斯库里斯（Ralph d’Escures）在1114－1122年间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个译本也是《肯特布道文集》（Kentish Homilies）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肯特布道文集》中的绝大部分又都直接抄自埃尔弗里克的《天主文集》（Catholic Homilies）。大约30年后，我们发现又出了一个《兰姆布道文集》（Lambeth Homilies），其中的几篇（MXI组）使用了更早的材料，但所用的古英语却转成了更为当代的拼写形式。《布道文之二》包含了乌尔弗斯坦的《神的警告》（Be godcundre warnunge）的大部分内容，对此下文将做进一步讨论；《布道文之九》和《布道文之十》都是埃尔弗里克的两篇布道文的抄本；《布道文之十一》也包含埃尔弗里克布道文的一个段落。它们在当时想必都是极为流行的作品。有五篇布道文还同时出现在《三一文集》（Trinity Homilies）之中，而《三一文集》则是13世纪的一个文集。2

它们都是抄本，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有丝毫降低。在一个属于手稿本的时代，抄本的重要性堪比原本，因为它所承载的影响传递着众多的全新因素、反映着抄写者的工作情况。对这些抄本加以研究，可以获得某些极富语言学价值的信息，比如古英语究竟是如何过渡到中古英语的？抄写员又是如何回应社会语言环境的需求的？环境问题与古英语相关，属于同一类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此我们已经做过讨论（第41页）。不同的是，对于12世纪，我们拥有更多的现存材料作为抄写实践的有力证据，也有更加可靠的数据证明这些抄本的具体出处。12世纪的绝大多数手稿，都是为数很少的抄录员誊写的，尤其是那些在彼得伯勒、罗彻斯特、坎特伯雷的基督堂、伍斯特等地工作的抄录员。图书馆的藏书目录通常会得以保留－不至于遭受盎格鲁-撒克逊时代那种大规模遗失的厄运（第34页）－因此，有关这些抄本的源头，也就常有可能做出理性而准确的判断，而对于书写时尚、誊写惯例、方言背景等，也更有信心给出合乎情理的结论。

誊写室的首要任务是抄写拉丁文本。用在英文手稿上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委派承担这项工作的誊写员也为数极少。然而，当时确实抄写本国手稿这一事实却是发人深省的。既然拉丁文的优势那么突出，僧侣们干吗要不啻辛劳，竟要处理用英语写成的东西呢？原因之一，可能是出于对文物的兴趣，想要把过去的保存下来。在诺曼人征服以后，至少有部分盎格鲁-撒克逊僧人，面对诺曼语言文化的侵蚀，逐渐萌发了一种对本土遗产的传承意识，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也是不难想象的。但这不可能是唯一的动机，甚至也不大可能是主要的动机。这种保护主义似的努力，必然更关注传承的精准性；而任何一个抄写员，但凡以此为自己的目标的，3在从事抄写时也都理当竭尽全力，尽量准确地保留原文的语言特征。可这种一丝不苟的抄写，在12世纪却反而并非惯例。我们曾一再发现：在那些经过抄写的文本中，抄写员的工作更像是编者的，而非抄者的。

很多手稿本都是例证。它们都是新编的旧材料，里面的古英语，无论全本还是部分，都经过了挑选，成了新版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用意也旨在展示某个特别的主题，或满足某种当下的需求。埃尔弗里克的《天主文集》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反复使用的。他的布道文，有时是完整地出现在一个文集中，与其他作者的文本收录在一起；有时仅是摘录；有时又以片段的形式出现在包含各种材料的某部杂集之中。4大量的创造性编辑不时会有出现，而那些原文文本，不仅其使用的语言有了更新，而且还有了删节或简化，甚至因增加了新的内容而有了新的重点。

这种抄写兼改写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兰姆布道文集》中的一篇布道文，它是用下列方式对埃尔弗里克的《天主文集》的材料进行处理的。5原文中有这样一个句子（不管标点）：

Dæt geoffrode lamb getacnode cristes se slege se þe unscæðði wæa his fæder geoffrod for ure alysednysse

 

那献上的羔羊象征基督的死他清白于他父亲献祭使我们得救

抄本则成了这样（依然不管标点）：

Þet i-offred lomb þet þe engel offrian bitacneð cristes deðþe þet wes milde and wiðutan gulte his feder i-offrad for ure alesendnesse

那献上的羔羊是天使命令献祭的象征基督的死他温柔无罪于他父亲献祭使我们得救

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改变。有的来自语言变化，比如se þe 被þet所取代，或古英语中用以表示过去时间的前缀ge-成了i-（后者通常拼作y-，然后才逐渐淡出了语言）。但另有一些则更多地连语义都变了，反映着新的内容理应是什么意义，如上例中的两个划线部分所示。第一个是添加的，它给整个叙述新增了有关天使的全新内容。第二个则是对一个不常见的词的注释。尽管unscæðði（意为“清白的，无害的”）在古英语中是极为普通的，甚至还曾出现于早期中古英语文本中（《欧拉姆书》，第2889行），但现在已经消失了，而此处用一个言简意赅的短语来取代，则显示着它确实已经不再为人熟知。无论从这里还是别处，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抄写员志在“把事讲清”（spell things out），这或许是因为，与早期在修道院的听众不同，他的读者已经不善于理解宗教著作了。

也或许是因为，由于时过境迁，他的读者已是今非昔比。比如乌尔弗斯坦主教于11世纪初所写的《神的警告》（Be godcundre warnunge）。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当时的军事情况。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之后（见第65页），丹麦统治已经成了现实，而乌尔弗斯坦则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因此而遭受的苦难，看作是他们罪孽深重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应得的惩罚。文章很多地方都提到受制于外敌的困扰。6

and ic eow awerige wið hearma gehwylcne þœt eow bite ne slite, here ne hunger, ne feonda mœgen ahwar ne geswenceþ

我将保护你们，使你们不受任何伤害，也没有刺痛或伤痛，没有蹂躏或饥饿，没有强敌的加害。

到12世纪时，由于诺曼人征服早已过去，无论谁在“抄写”，一定是感到这里的语气要么毫无干系，要么模糊不清，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新的文本短了很多：

and ic eou wulle werien wið elene hearm. Ne þœt eou ne scal derien nouðer here ne hunger

我将保护你们，使你们不受任何伤害，也没有蹂躏、饥饿等苦难

有关外敌的描述消失殆尽了。在乌尔弗斯坦时代，或者即便在征服者威廉的时代，每个人都曾遭受的那些困扰，到12世纪后期或许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新版强调的概念具有更加恒久的特征。一同被删除的还有乌尔弗斯坦那特有的（大概截至当时）老式修辞。

那些原本就颇具声望的文本，何以要做这样的改变呢？这可能是出于布道的考虑，因为有人日益感到有责任向普通民众布道，而这是需要适当的材料的。但原有的那些文本是难以在大庭广众中直接使用的，就如同教室里的学生课本那样。现存的很多手稿都与这样的企图完全相反，这是一看便知的：它们都几乎没有破损，也都缺乏用指头翻阅的迹象。7更大的可能是，它们是为图书馆抄写的，使用者既可能是牧师们自己，也可能是能够利用附近的修道院的那些在俗教士（secular clergy）。编辑经典的属灵材料，可以为布道文提供卓越的一手材料，还能为虔诚的读者提供实实在在的原始读本，其功能近似于当代文集或语录。但也鲜有迹象表明这些文本曾在供教堂朗读的“本子”中使用过。教堂读本的典型“标记”是批注，比如下划线、音符调号等有关如何朗读的记号，但在这些手稿中也都踪迹难觅。

将原本和抄本加以比较，则可明显看出，确有抄录员非常重视字面的准确，将文本再现得有如原本一般。但这大概已经是很难实现的了，因为古英语已渐行渐远，而抄录上的差错则在本质上显示了抄写员处理语言变化的方式。任何时候，一个老式的字母形态，如正字发允许的简化、原稿中的常规拼写、表示语法结构的后缀、甚至单词本身，都有可能无法识别，从而出现抄写失误。另一种可能是，抄写员刻意要将其现代化——其实，这已是阐释而非转录了。很多都取决于抄录对象的类型属性：比如法律文本，其对准确性的要求可能远远高于文学文本，因为文学中的个体差异，人们不仅乐于接受，而且满怀期待。此外，也取决于抄写员究竟受过多少训练，是那种语言的训练（拉丁语、法语还是英语），因为，我们透过现代英语已经知道，当一种语言的字母已不再反映其当下的读音时，要使拼写准确无误，绝非小事一桩。

这种非音变现象（unphonetic situation），在12世纪就已存在。古英语的拼写，在古英语晚期（第56页）就已基本实现了标准化，而到此时则已落后当时的发音达一个世纪之久。在某些方面，比如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的拼写，已经很少有什么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抄写员之间也好，同一抄写员的同一部作品也罢，出现大量的拼写矛盾并不奇怪，而对那些各种矛盾类型加以差错分析，却能使我们豁然开朗，如嵌板5.2所示。比如，随着英语语法的巨大变化（第101页），对旧式词尾（通常带e）的忽略或重新拼写，以及对词序的重新调整，都可能是一种普遍趋势。On þyssum geare ［这一年］是《彼得伯勒编年史》（Peterborough Chronicle）用于记载1123年的开篇之语（第117页）；On þys gear［这一年］则是其记载1140年的开篇。不难看出，抄写员因为其工作时代的关系，更注重的是自己的文本。为让当下读者更容易理解而省去了早期文本的屈折变化，并对句法形式做了补偿，所得的结果更像原文的一个新版，而非一份摹写。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做着同样的事：为让现代读者更易于接受，一部现代版的莎剧作品都有很多改变——如替换伊丽莎白时代的字样、拼写、发音等，这些改变都是编者默默无闻的付出，只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并未有所留意罢了。

12世纪时期，抄写员的抄录实践还表明，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的口头传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好几个文本中，我们都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事例：在涉及某一主题时，会使用特定的套语、警句和修辞，而这些在与此相关的已知书面材料中是不曾有过的。当这样的独特表达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不同文本中都有出现时，结论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所看得的是一个口语传统。这些素材之所以融入“抄写”之中，只有一种可能，即抄写员已对它们耳熟能详，并认为它们能恰当地表达所录文本的含义。以《天国之民和地狱之民》（Be heofonwarum and beohewarum）为例，这篇以最后审判日为主题的布道文，旨在劝诫信众要生活圣洁，勤于施舍，从而赢得天国，免入地狱。为了增添文采，布道文作者使用了一些俗套话，8借以对地狱的种种折磨加以栩栩如生的描述。比如在描述地狱魔王的特征时就使用了“一百”的字样：

He hœfæað hundteontig heafda, 7 he hafað on alcum heafde hund eagena

他有一百个头，每个头上都有一百只眼睛

描述地狱折磨时，也常常用成对的俗套话：

On helle...þær bið hunger 7 þurst. þœr biþ ungement cyles 7 hœtan

地狱里……充满饥饿和干渴，还有极冷和极寒

 

同样的措辞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文本中。而现存古英语材料中却没有类似套语的任何蛛丝马迹。它们想必都是集体记忆的一个部分。

宗教题材具有重要的社会语言学意义。如果埃尔弗里克的作品在1200年还依旧为人誊抄或引用，那么，这本身就足以表明，当时的语言与古英语的距离并非那么遥远，以至令人完全不知所云。抄写是需要巨大付出的，如果没人能够理解，却仍旧有人愿意从事，这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从当时的某些决定看，我们有时又感觉到语言正变得越来越难，比如伍斯特的修士们曾要求马尔默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将乌尔弗斯坦的传记从古英语翻译成拉丁语——据说他们认为拉丁语更简单。9有时会有翻译失败的直接证据。我们发现，1300年左右，在一个古英语文本的页边空白处，有人做了这样的注解：non appreciation propter ydioma incognita［语言未知，无从理解］。10

或许，当时的整体情形颇为类似一个现代牧师，一边朗读布道文，一边也朗读其中引用的取自1611年的《钦定本圣经》中的摘录——总体都能理解，但也带上了一点古旧色彩，偶尔甚至会有难以理解或不可思议的词句与段落。但有一点是不应忽视的，也是更具社会语言学的普遍意义的：在12世纪，英语已经成了抄录本国材料的媒介，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