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史前彩陶纹“右旋律”及其演衍

在以圆或圆周为艺术设计或审美观照“单元格”的器物造型中，“右旋律”（或“顺时针律”）广泛地存在着；其使用的频率大大地高于“左旋”。作为中国史前文化遗产的仰韶、龙山等文化谱系中的彩陶器，由于多于瓶、罐、壶、盘、钵的沿口、底部、腹肩部施绘，故右旋的倾向尤为明显。这就使得中国艺术在它的起源阶段就将“右旋”的方式慢慢沉积为一种“规则”或“模态”，并在秦汉以后的造型艺术（乃至璇玑图回文诗）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这里仅对这一现象的表征、构成要素及特点做以浅要的描述与分析。

（一）右旋中的涡纹、鱼纹及龙蛇

右旋律的形式之一是水的涡旋纹。水涡的特点是从周边向涡心旋动，愈是到涡底，愈有“深扭转入”的感觉。水涡纹在由周边向涡心旋搅时，自然呈右旋。马家窑出土过人头壶，人面由双目一嘴显出。壶的腹部乃一涡旋纹，涡心突出，旋向为顺时针，极度夸张（图1-8）。

水涡纹的右旋常配合以“鱼”。甘谷王家坪出土一个彩陶瓶，口部已残，其瓶腹为涡旋状，水流顺时针卷向涡心，涡心处似有一条鱼而被水势卷入，可见涡流激急（图1-9）。临洮马家窑出土一个彩陶盆，盆中绘一个同心圆迭压在三个同心圆之上。下三个同心圆的边缘绘出三根半边形态的椭圆线条，该线条尾部分叉为三根，半椭圆的尖部有一黑点。蒋书庆称此为“三叉形回旋纹”，未指明为何具象（图1-10）。卢晓辉以为即蛙腹与蛙腹的变形[51]。林少雄则将整个图案定为“水蚤类动物的变形”[52]。

其实细心识别，半椭圆线纹乃是由水波中伸出的鱼头，椭圆尖部的黑点为鱼眼睛，线条的分叉表现鱼背部竖立的“脊刺”；这也是借“顺时针”的鱼游状态渲染水之右旋。

植物叶瓣亦衬托右旋涡纹，如甘肃榆中县马家坬出土的彩陶盆，底部中间由四个花叶组成一个“十”字形的圆心，四周有三股旋流向中心斡旋，也为顺向卷动（图1-11）。

有学者或以为右旋的水涡纹表达了那个时代人们之于“水的记忆与颖悟”,[53]这思考有道理，但其间可能还有更内在的东西渗透着。如兰州红山大坪出土的一个彩陶钵，钵底绘右旋涡纹，涡旋从钵边向钵心（即由外向边线渐转入中）。在涡流线边，有上下左右四个呈“丫”形发式的人头。这图形明显含有值得探究的巫术魇制用意（图1-12）。

形成之二，鱼之右旋。偃师二里头出土一平底盆，盆侧壁上有两条鱼作右向逐游状（图1-13）。又有一种阴阳鱼右旋图纹，主要出现在屈家岭文化纺轮上（图1-14）。这种旋纹，陆思贤先生指为“太极图式旋涡纹”，以为“旋转着的鱼……黑白相间，可视为最原始的太极图”[54]。

史前的右旋鱼纹亦流传下来了。东周暗纹陶（又名砑花陶）上，有三条鱼首尾相续、呈环形右旋的图案（图1-15）。秦代漆盂上，一只鹭鸟追赶两条鱼，右向旋转着。蒋书庆以为，这种旋转似为“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象征”[55]。鱼之右旋在楚汉漆器中表现得极漂亮。郑军所编《中国鱼纹图案集》中收有一幅汉代漆耳杯图，杯的椭圆空间中，三条形态各异的鱼口中吐着“气泡”，正作右向回游[56]。旅大营城子出土汉代陶洗中，则绘制六鱼环游；鱼数六条，取“六六顺余”之意[57]。若为双鱼右向而游，则必一雌一雄，含阴阳夫妇和谐之意也。唐代佛教艺术流行后，双鱼右旋图式中的鱼演换为“摩竭”。“摩竭”是佛教传说中的体巨凶怪之鱼。释辨机《大唐西域记》卷八载：诸商侣“泛舟南海，遭风失路，波涛飘浪……俄见大山，崇崖峻岭，两日联晖，重明照朗。时诸商侣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于中止，得自安乐。’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鱼耳。崇崖峻岭，鬐鬛也；两日联晖，眼光也。'”[58]《一切经音义》四十一“摩竭”条：“摩竭者，梵语也，海中大鱼，吞陷一切。”[59]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过唐代肃宗或宪宗时期“双摩竭”银盘，盘心为佛家宝珠纹，两条粗壮的摩竭鱼围之右旋戏弄，意欲吞之[60]。

古人以为龙蛇口中均有珠，故龙蛇及神鱼特喜戏玩于珠。南朝梁任昉《述异志》卷上云：“凡珠，有龙珠，龙所吐者也；蛇珠，蛇所吐者。南海俗谚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言蛇珠贱也。玫瑰亦是美珠也。越人谚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61]《太平御览》卷八○三卷珍宝部引张说《梁四公记》载：“帝命杰公记蛇、鹤二珠，斗馀杂珠散于殿前，取大黄蛇、玄鹤各十数，处布珠中间。于是鹤衔其珠，鸣舞徘徊；蛇衔其珠，盘屈宛转。群公观者，莫不叹服。帝复出如意、龙、虫等珠，校光之远近，七九之数，皆如杰公之言。”[62]明代陈仁锡《潜确类书》云：“龙珠在颔，鲛珠在皮，蛇珠在口，鳖珠在足，鱼珠在眼，蚌珠在腹。”[63]李时珍《本草纲目》鳞部第四十三卷“诸蛇”条论及蛇时云：“其珠在口（陆佃云：龙珠在颔，蛇珠在口。怀珠之蛇，多喜投暗。见人张口，吐气如烬）。”[64]上述双摩竭银盘中心那颗闪烁的珠所表达正是这种传统主题。

形成之三，是龙蛇的右向盘旋。徐建融认为，彩陶中的涡漩纹应为盘旋的蛇纹，即旋虫或句龙。[65]其实“右向律”的“旋虫或句龙”，商周文物上尤多，未必和涡漩纹牵扯在一起。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彩陶底部，绘一顺时针的蟠龙，龙体有双条斑纹，吻中衔草穗状物。商代铜盘中常作一蟠龙，四周或有鱼、夔龙、鸟围绕它右向旋动，而蟠龙盘曲的方式则是由头到尾顺时针地卷过来（见图1-16、图1-17）。马承源曾把这种旋动的蟠龙命名为“卷体龙纹”，以为其特点是“龙头居中，体躯作环形盘转成圆形”，而“大多施于盘的中心……盛行于商末周初”[66]。蛇首居中而尾巴按顺时针走势甩上去，东巴尔干文明中也有遗迹。朱狄书中引用过一幅出土于罗马尼亚坦戈（Tangiru）的陶盘图片，盘中为不规则的“四角星”形，“星”之中乃一黑蛇，躯尾右旋。朱先生评之云：“它是一种促使动植物和人类周期性生长的表意符号，是一种保证生命继续的符号，生命就存在于线条的流动和循环之中……”[67]这只是一种猜测；原本之义究竟为何，诚难泥定。

除此之外，其他器物也存在右旋龙纹。流于海外的殷代龙纹匕，匕上有一个“六角形”的枣核状图案，“核”中是一条侧身的蟠龙，其吻大张，下啖食物，颈身及尾则右向卷翘而起。上海博物馆藏有蟠龙纹钟，钟的“鼓”部（即下部）铸一头居中而躯尾右旋的蟠龙[68]。

殷周玉器中有种“衔尾龙”[69]，很特别。从造型看，吻尾相“接”（或连或不连），尾巴顺时针地勾卷，看上去呈环形。此类旋龙，或即《说文》中的“珑”字。它的“旋动势”，应当与祈雨有关[70]（图1-18）。美洲印加文化、古埃及、希腊以及中世纪欧洲民间，均有这种衔尾蛇图案（图1-19）。德国艺术家汉斯·比德曼说：“咬着（或吞食）自己尾巴的蛇，在很多文化传统里都可以找到。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它是由一个动物构成的一个圆，代表‘永恒的轮回’，暗示在一个无止境的循环里……象征死亡与再生。”[71]

秦汉以后，龙蛇盘旋纹饰有推衍，单体右旋的龙蛇过渡到多条龙蛇互逐右旋。此多出现在以圆为单元格的器物上。吴山先生《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二册收有秦铜镜一面，镜以云纹作底，上铸三条虺蛇顺时针绕镜一周[72]，最为典型；形式与我们见到的秘鲁彩陶瓶绘双龙右旋图近似[73]。

龙蛇盘旋或右旋，有它的原始宗教或巫术意义。笔者见到一块台湾民间流行的图腾板，板为方形，中刻一锐首蝮蛇，正顺时针旋动，将一个人面缠裹于蛇身中。这显然是为魇制诅咒他人而作（图1-20）[74]。

在艺术形式上，龙蛇右旋图案涉及国外原始艺术史家们指出的一种“旋转透视”（Pers Pective tordue）现象。它的特点是：所刻绘的动物（例如牛）的“身体是侧面的，而巨大的弯曲的牛角则是正面的”[75]。在旧石器时代的佩里戈尔文化以及西班牙黎凡特岩画中均有此种体现。殷周铜器中右旋龙蛇纹的设计，也有用到“旋转透视”法的（图1-21）。

（二）右旋中的鸟纹及其他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彩陶右旋纹则是：鸟之盘旋或飞逐。兰州西坡洼出土的彩钵，绘四只长尾鸟，两两比翼，在钵底右向飞转，展示着流畅、悠扬的动感。甘肃省文物商店藏有辛店文化时期的陶壶，壶之颈部排列一队“鸟”（鸟形不一，共10只），鸟首均朝一个方向，呈“走动态”，正好顺时针地绕壶颈转了一圈。陕西华县柳子镇泉护村出土的庙底沟型彩陶器上出现太阳鸟形象，鸟张两翅，背负太阳，按覆盆式抛物线（苍穹）由东而西（也即从左向右）飞行[76]。马家窑类型陶钵中又常见一种对鸟右旋的图案（图1-22），含有雌雄互逐嬉戏的意味，使我们很容易想到《诗经》中的“燕燕于飞”。

这种“旋飞的鸟”纹，陆思贤以为与神话中“玄鸟生商”的“玄鸟”有关。陆说：“《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即旋鸟……鸟之能翻转，即旋飞上下于天，故能作为天帝的使者，‘降而生商’。”[77]此论予人启发颇多。

旋鸟图式在后来的文物图像中延续不绝。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商代铜盘，盘壁有三只鸟摆成“品”字形右向飞逐。对鸟盘旋纹，到湖南战国墓出土的漆盘上，演变为双凤，双凤首居盘中、尾贴盘沿，作右旋飞行（图1-23）。长沙唐墓出土过铜质梳。梳背较宽大，上有右旋双鸟。左为雄，右为雌，皆长尾，寓夫妇恩爱意。还有宋代人烧制的瓷碗内壁，多绘三只凤鸟右旋。凤翅开张，呈飞翔状，唯凤首似鸡。这大概与碗之为餐具有关。

以鸟纹作右旋，国外彩陶中也用到此法。陈兆复收集到一幅藏于德黑兰考古博物馆、出土于依斯麦拉巴多、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鸟纹彩陶钵图片。钵中绘21只长腿细脖的水鸟，鸟的头喙前伸，依次列队，右旋于钵周[78]。朱狄先生也收集到一些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旋鸟陶纹，以为与欧洲人的月亮盈亏观念有涉。朱狄说：“（这）此陶器的纹饰也被认为是再现月亮盈亏的。它们的纹饰带有一种自循环的旋转性，是表现‘转生’（metempsychosis）的。这些纹饰往往画在陶器的内壁上……它们都属于库库特尼晚期文化，制作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些纹饰都被认为是表现‘一轮弯月转向了它的对立面’。”[79]

彩陶右旋纹在抽象发展中又表现为一种左折右旋的“卍”字纹。藏于青海文物考古队的双肩耳罐及马厂型彩陶壶、彩陶盘上，有此类型（图1-24）。1977年青海民和加仁庄出土一只单耳彩陶瓶，在波折纹的上下缀饰有右旋的“卍”字纹。1959年临洮寺洼山出土的齐家文化型陶壶上，则在“×”交叉纹中插入右旋“卍”字纹。1974年甘肃永登蒋家坪出土的彩陶盘（藏甘肃省博物馆），盘绘五角星，星中有同心圆，圆内是左折右旋的“卍”字。1977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南沟村石棚山新石器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陶罐，罐腹的“卍”字纹均为右旋[80]。另外，西藏恰克桑一号岩画中也有此类“卍”字右旋符号。

国外陶器亦见右旋“卍”字纹。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藏公元前八世纪放骨灰用的陶罐，上绘死者卧在那里，其头部有三个右旋“卍”字纹，这无疑具有宗教寓意。又如意大利阿尔巴诺湖附近出土过“骨殖瓮”，瓮腹刻有一圈“卍”字纹，这可能与导魂或护灵有关。

彩陶纹“右旋”律又以花叶的形式体现，主要见于马家窑文化。其特点是：“围绕圆点纹用弧线勾画翻转式花瓣，便得旋转式的花形效果。”（图1-25）花叶纹右旋，后世文物图案中仍多见。云冈石窟所刻缠枝纹，即枝叶上卷，呈顺时针方向。唐代银盒上有种不断头的缠枝，也是顺时针环形结构。宋代磁州窑瓷瓶上好以缠枝卷带一种花朵（最多的是牡丹），作右旋状。

另外，由人物的朝向也可构成“右旋”。1957年酒泉市东南甘干骨崖四坝文化墓地M59出土的双耳彩陶罐，肩腹部绘一排跪拜的女子，均侧身，一个接一个地“右旋”一周（图1-26）。又如广西西村出土的280号铜鼓[81]，饰有河上祈游图，从船上划船人的朝向（再联系船头所向、鹭鸟、鱼游的情状）看，也是围绕鼓腰右旋的。

（三）右旋律的内在意蕴

右旋的主导倾向与战国前中国人的宇宙意识有关。上古人信“盖天说”，以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天离地八万里”[82]。日月沿天穹之弧盖运行，天晚时下到地盘之下的水中，次日又从地盘东侧水中冒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髀算经》所谓“天圆如张盖……日月右行……天牵之以西没”。宋代黄伦《尚书精义》卷二：“日月星辰则自东而西，所谓右旋。”[83]王与之《周礼订义》卷四四亦云：“日月星辰右旋。”[84]清代毛奇龄《尚书广听录》卷一：“天得常度，日右旋。”[85]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九二：“恒星循黄道右旋。”卷一九七：“每昼夜日右旋一度。度也者。行而过之之名。”[86]又如古人金木水火土排列为右旋，宋代朱元升《三易备遗》卷六说：“金火木水土之序……也即日月星辰右旋之理也。”[87]华夏先民居住于北半球，以坐北朝南为正向，日月由东而西，自左达右，经行于天地间；长此以往，就自然内化为一种“顺时针”的周行习惯了。[88]邱振声先生曾对他所见到的“冷水冲式”及“北流式”铜鼓上立蛙的朝向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他发现鼓面立蛙“顺时针”旋向的极多，“是有含义的。”“立蛙的顺时针向，可以看作是月亮跟着太阳走。”[89]他也意识到了“顺时针向”与日月经行的关系。

彩陶纹的右旋形式与上古原始宗教巫性思维分不开。从殷周时代文物符号遗留看，上古巫觋祭祷祈求时往往作“右旋”化模拟；特别是在祭于“丘”、祭于“社树社丛”、祷于祭坛或祭台时。在甲骨文中，“正”字作一个“方框”和一个“脚印”形。“方框”代表祭台，而足印则是巫者旋其四周之义。在商代且己爵上，正字则作一个“方框”周边四个“脚印”形，脚印循方坛四边顺时针摆列，那是巫师或祭者之足绕于祭台四周以祈求祖灵神禳灾佑福的形象化反映（图1-27）。所以甲骨学学者赵诚先生曾讲，“正”字是一个“祭”名。卜辞中“正于父乙”（遗·八五四），即在圣坛下周旋步踏、求“父乙”神灵解除殃祸。[90]在广西左江岩画第八画区第九组（总第一○五组），我们也可以看到环形顺向的祭祷阵容。左一人腰挂长刀、 “巫步”立于兽身，似巫酋之尊者，由他指挥祭典。祈求目的不太明晰，从祭者举击两面铜鼓看，似与晴雨有关。参祭人上排两手向右，下排两手向左，大致形成“顺时针”环状格局（图1-28）。

最著名的青海大通孙家寨彩陶盆上那祭舞场面：舞人三组，每组五人，头后垂一发辫状物，衣拖尾饰。从其头面及衣之尾饰的动势看，这群舞人应该是在“右旋”。右旋巫舞在云南沧源崖画第七地点第九区也有表现，舞者五人，围圆而舞，是为男子的狩猎祭祷舞。正上一舞人扬左手，右腿向左迈进；右一人亦扬左手，似右腿于左腿后向左虚进一步，然后再撤左腿；右下那一舞者也是右腿于左腿后向左虚进一步，不同的是他扬挥着右臂……这就已经透显出舞队在整体上正作顺时针旋转（图1-29）。

这些巫祈、巫步或巫舞多作右旋的事实，正与后世学者所记述的“筮者右旋”的行为模式相吻合，司马光《书仪》卷七云：“卜筮者许诺，右旋，就席北面坐，述命。”[91]清代徐乾学《读礼通考》卷四十六云：“卜师筮师俱曰：‘诺’，遂述命。讫，右旋，就席北面坐。”[92]这就告诉我们，右旋或顺时针旋动曾广泛地渗透于上古文明的原始宗教生活与巫术仪节，并迁移到后来，“内化”（或潜移默化）成了一种行为习惯。在这个意义上，彩陶纹右旋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或纯然的艺术细节，而是上古人寰宇空间意识在文化活动方式与巫术艺术中留下的沉积与折光。我们理解彩陶纹右旋律，当由此入手。彩陶纹右旋和那个时代其他文化形式右旋在土壤上可以说是共同的，都是上古中国人生成“日月右行”空间观念时连带的东西，而当这种“连带”有绵厚深广的原始宗教作背景时，它就显得更加表层化与鲜明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