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
“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北部支线，包括中南半岛的河道和河道沿岸接通货物来源地的陆上交通线，在历史上与南海航线相互联通；而中南半岛的重要河道，则通过陆路与中国西南地区联通。如果单从交通线的属性来说，只有水路才可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或者支线，陆路不能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成。但是，若从交通线的功能来说，则最终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联通的中国西南地区的部分陆路，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来源地和输入地。离开了这些陆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构成就会大为逊色。所以，在广义上，中南半岛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联通的河道（包括其沿岸接通货物来源地和输入地的陆上道路），以及中国西南地区最终纳入南海航线的陆上交通线，都可以看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系统地看，陆路也可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某些支线的对接点，这些陆路很难与“海上丝绸之路”截然分开。当然，这是就商品交流的角度而言，实际上，商品交流的背后，必不可少的第一要素的人员的流动，包括游走的商人，为商路服务的移民和由此带动的间接移民。他们中，大部分就是华商和华侨移民。华商以流动为主，分布在各条水路交通线上，也来往于各国的定居华侨间。各国的定居华侨既在居住地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与活跃于各条交通线上的华商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与这些华商进行商品交易。可以说，每一个定居华侨或华商，都是庞大的“海上丝绸之路”系统中的一分子，各自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1] 高伟浓，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六《安南考》，四库全书本。按现在地名，则是：陆路，一由广西凭祥进入谅山，二由云南河口进入越南老街、河内，三由云南金平进入越南莱州；水路，由广西北海、钦州、东兴乘海船可抵越南海防、鸿基以及越南沿岸诸港，最南可抵西贡。
[3] 王清华：《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印文化交流》，《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4] 《华阳国志·南中志》。
[5] 参见王清华《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印文化交流》，《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6] 申旭：《回族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7] 王清华：《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印文化交流》，《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8] 此据申旭《回族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9] 申旭：《回族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10] 申旭：《回族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11] 申旭：《回族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12] 古永继：《清代滇桂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13] 《云南志》（卷二），此据王清华《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印文化交流》，《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4] 申旭：《回族商帮与历史上的云南对外贸易》，《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何平：《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15] 参见王明达、张锡禄《马帮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6页。
[16] 申旭：《回族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17] Crawfurd John，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 of Ava in the Year 1827，London：Henry Colburn，1829，pp.436-438.转引自李新铭《马帮、商铺与移民：贡榜王朝时期缅甸阿摩罗补罗的华商群体》，《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18] Victor Lieberman，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C.800-183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70.转引自李新铭《马帮、商铺与移民：贡榜王朝时期缅甸阿摩罗补罗的华商群体》，《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19] 申旭：《回族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20] 张煜南辑：《海国公余杂著》卷一，载《推广瀛环志略》，光绪富文斋版，第9页。
[21]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四，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78页。
[22]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七四，第22—23页。
[23] 原编者注：加剌吉打总督，即驻加尔各答的英印总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6—177页。
[24] 曹树翘：《滇南杂志》卷一七，申报馆排印本，第14—15页。
[25]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四，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一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12—513页。
[26] 王芝：《海客日谭》卷二，光绪丙子石城刊本，第1—4页。
[27] 黄诚沅：《滇南界务陈牍·刘春霖普洱边界图说》卷中。此据古永继《清代滇桂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28] 参见古永继《清代滇桂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29] [越]张登桂等：《大南实录前编》卷七，庆应义塾大学，1951年。
[30] 例如，乾隆四十年（1776），广东琼州文武禀报，在海上拿获夺船人犯洪阿汉等，并澄海营具访获携带番妇回籍之李阿集等，经解省审究，李阿集等籍隶惠、潮二府，自乾隆二十四年至三十九年，先后附搭商船前往安南归仁地方贸易。及至乾隆三十六年（1772）西山政权立，招募兵勇士众，群相和从。闽、粤两省客民亦各应募投充，各各受职。后李阿集等事败逃回内地，被执杀。参《军机处录副奏折》，引两广总督昭信伯臣李侍尧、广东巡抚臣德保奏。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页。
[31] 徐舸：《越北游勇和广西天地会的重新崛起》，《印度支那》1989年第3期。
[32] 《柬埔寨华侨分志》第24—26页。参见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268页。一说柬埔寨华侨中潮州籍最多，占65%，广肇籍占20%，闽籍占7%，客家籍占13%，海南籍占5%。参见蔡天《寮国华侨概况》，第24—29页。
[33] 《清史稿》卷五二八缅甸，第14661—14662页，此据余定邦、黄重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7页。
[34] 师范：《滇系》，典故，第四册，光绪丁亥重刻本，第43—50页。
[35] 其中在阿瓦的战俘有2500人（据哈威：《缅甸史》）。参见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36] 李新铭：《马帮、商铺与移民：贡榜王朝时期缅甸阿摩罗补罗的华商群体》，《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37] 许芸：《台山侨代会上的缅甸归侨》，资料来源于《新宁杂志》等。此文于2007年9月5日在香港“第四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特刊上刊发，2007年9月24日在澳门《乐报》发表。
[38]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39] 《缅甸华侨志》，第101页。参见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40] 参见王芝《海客日谭》。王芝，云南人，1871年经缅甸经印度到英国。
[41] 参见黄懋材《西蝤日记》，《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十帙，第418页。黄懋材，1879年经缅甸赴印度。
[42] 1949年，凯山·丰威汉在老挝伊沙拉部队的成立大会上宣布把苗族改为佬松族，佧族改为佬听族。老挝民族划分的所谓“三分法”即来源于此。依据老挝独立运动领袖的观念，民族群体形成的主要标准是共同的地理居住条件、相似的经济和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水平等。依据这一标准，老挝的人口被分为三个大的民族。它们是佬龙族，即居住在平坝地区的佬族人；佬听族，即居住在山坡上的佬族人；佬松族，即居住在山顶上的佬族人。在这个“三分法”里，三个民族的前面都加了一个佬（老）字。这表明老挝独立运动领导人想以模糊民族差别的方式实现多民族国家统一并最终实现民族融合的意愿。参见《老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43] 郝跃骏：《老挝华人现状及社团组织》，《东南亚》1992年第1期。
[44] 张文和：《越南、高棉、寮国华侨经济》，台湾海外出版社1956年版，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