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上海小刀会起义真相

20世纪60年代初舞剧《小刀会》被搬上银幕后，上海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周秀英、潘起祥等人被歌颂为反帝反封建的英雄。可是，如果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理性地思考，我们在肯定小刀会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专制统治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小刀会作为一个原始形式的帮会组织，自身也存在诸多弊病。比如刘丽川本人不仅是个吸毒者，还出于封建的乡土意识，不顾大局，默许被俘的上海道台吴健彰逃入美国领事馆，给起义造成损失；另一重要首领李少卿，更是毒品贩卖者，他在起义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叛变降敌。这次起义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上海海关和租界行政、司法管辖权的丧失。

咸丰三年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的鼓舞下发动起义。小刀会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当时，上海的帮会众多，势力最大的是以广东移民为主的三合会；其次是以福建人为主的小刀会、清巾会、乌党；还有江西移民的边钱会；上海本地人的罗汉党、塘桥邦、彭王庙邦、百隆党；以及按照地域组成的福建帮、宁波帮、南京帮、江北帮等。这些帮会在起义前夕联合成统一的小刀会。由于广东移民势力最大，所以三合会的刘丽川被推为首领。

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前，附近的青浦已发生了周立春领导的抗粮斗争与嘉定人反抗官府的斗争。

咸丰二年（1852）夏，青浦一带先是久旱不雨，无法播种。后虽连降大雨，但已过农时，注定将发生灾荒。本来江苏省就赋额繁重，地方官又“严刑虐取”，百姓不堪忍受。加之署理知县余龙光不仅下令照征当年的钱粮，而且还要追征道光三十年以前已经豁免的钱粮。该县黄渡的地保周立春（1814—1853）便与邻村地保庄月舟、李章等商议聚众抗粮。他们于五月十九日，聚集了青浦白鹤江一带农民两三百人，以“报荒”为名，前往县衙请求缓征。知县余龙光不仅不允，反而喝令手下捉拿为首的周立春等人。致使群情激愤，冲进衙署，将余龙光从堂上拉下，咬伤其耳，方才散去。松江府知府何士祈得知后，一面把余龙光撤职，一面下令捉拿周立春。周立春遂联络塘湾、黄渡一带20多名农民，奋起自卫。同年六月，广东会馆首领、三合会重要骨干李少卿派人由上海运鸦片烟土前往苏州，途经嘉定县黄渡时泊于千秋桥下，被当地监生金仁保等以周立春的名义劫夺。李少卿经人介绍亲自前往拜见周立春，求其帮忙解决。周立春即转告金仁保等，令将烟土全部归还。李少卿深感其德，便邀周立春同赴上海，与刘丽川结识，并加入三合会。

咸丰三年二月，嘉定人民掀起反抗官府的斗争。嘉定南翔镇有个大德寺，住持僧贯之一向结交官府，搜刮民财，作恶多端，为当地群众所憎恨。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罗汉党首领徐耀约会孙渭等20余人，前往抢劫僧贯之的财产以泄愤。僧贯之遂向官府报案，并通过道台吴健彰行文到嘉定县。知县冯翰饬令差役将徐耀等6人捕获，囚于木笼之内，置于衙前示众。罗汉党通过贿赂狱吏，将徐耀等仅于日间囚于笼内，夜晚放出，使他们得以数日未死。七月十二日，罗汉党的张昌寅等聚集200余人，拥入嘉定县城，救出徐耀等人，并捣毁县署，知县冯翰越墙逃走。

徐耀出狱后立即来到嘉定的黄渡，约周立春举行起义。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周立春与宁波人王国初、广东人李少卿、宝山人杜文藻、福建人王小山等纠约闽广籍人数千，在南翔庙内宰猪杀羊，同饮“齐心酒”，以三合会为名，歃血为盟，约定于八月初三举行起义。当天夜晚，起义者夺门入城，署知县郑扬旌等逃逸。周立春自任“提督本标全部大元帅统领军机”，以王国初为元帅，杜文藻为军师。于城门上竖立黑边绿心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安邦定国”及“反清复明”等天地会的传统口号。下令“米价不许抬，店铺不许关闭，居民不许迁移”，并以“义兴公司”名义发布告示安民。提出起义军“志在扫除贪官污吏”，要求居民“各安本业”。

周立春、徐耀等在嘉定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刘丽川等加紧了对起义的筹划与准备。一方面派人加入团练，以掩护起义的力量；另一方面派人“制旗帜、造刀械”。

八月初五是孔子诞辰，官员们循例要前往文庙举行祭祀典礼。当时局势紧张，人心惶惶，官员们日夜在城上防守。清晨，官员们正准备回家更衣前往文庙完成大礼时，刘丽川已率领小刀会会众600余人，潜至小东门附近。上海道台吴健彰新招的700名驻扎在小东门内的广勇中，多为小刀会成员，他们打开城门，让城外的起义队伍蜂拥入城。刘丽川带领起义队伍来到县署时，署中40名广勇立即从腰间取出小刀会的标志红巾，帕在头上，参加起义。起义者在杀死知县袁祖德后，来到道台衙门。道台吴健彰坐于堂上，令勇丁向起义军开炮，而勇丁却纷纷从腰间拿出红巾，互相帕首，将吴健彰活捉，吴健彰被迫说出了官府40万两白银的藏匿之所。刘丽川因以前曾与吴健彰共过事，二人又是同乡，遂饶他不死，仅将他囚禁起来。后来，在刘丽川的默许下，吴健彰又逃到了美国领事馆。在如何处理吴健彰和30万两白银问题上，广东的三合会同福建的小刀会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两帮之间一度剑拔弩张，反映出了帮会的狭隘性和小团体主义的弱点。

小刀会占领上海后，刘丽川自任“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为了讨好太平天国，几天后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称“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总理军务；林阿福为右元帅，兼署上海县事；陈芝伯为护理副元帅。徐渭仁为参谋，总理财政。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徐耀为常胜将军，蔡永良为扫北将军，张汉宾为征东将军，朱月峰为征南将军，周秀为正印将军，刘海等为将军，李绍熙掌一切军机，此外还有“参赞大臣”、“随营参”、“参谋”、“先锋”等官职。

刘丽川为了取得太平天国的帮助，曾以“未受职臣”的名义上书天王洪秀全，恳求天王“早命差官莅任，及颁赐誊黄，以顺天心，以慰民望”。并且把基督教奉为“正宗”，将佛、道两教斥为“邪教”，告诫佛道信徒，“自谕之后，凡尔等惑于邪教，各宜及早觉悟，幸勿迟延，放弃邪教，端正风俗，勿再崇拜偶像，再进庙堂焚香烧纸”。刘丽川的宗教政策，不仅让一般民众无法接受，而且在小刀会内部造成混乱，因为小刀会是属于天地会系统的帮会，天地会既崇奉佛教，也崇奉道教。

小刀会在上海起义的次日，周立春便率领4000名起义者，从嘉定来到上海县城，加强了小刀会的实力，并以上海和嘉定为中心，向附近地区扩展。先后占据上海附近的宝山、南汇、川沙、青浦三厅一县。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并向太平军靠拢，起义军曾两次进军太仓，以期进而夺取苏州，但未能成功。

起义军两次攻打太仓，使清朝官员感到形势严重，全力进行反扑。吴县知县丁国恩于八月十八日进兵嘉定，起义军被迫撤回城内，致使嘉定四面被围。当地团练武装也来帮助攻城，城内的豪绅又充当内应。八月二十日清军与团练终于将城攻破，徐耀与周立春之女周秀英杀出包围圈，撤往南翔。周立春力竭被俘，在押往苏州后遇害，王国初不知所终。丁国恩攻破嘉定后，又带领兵勇前往南翔，追击徐耀一支队伍。徐耀、周秀英只得退回上海。嘉定被清军攻占后，躲在宝山城外的典史曹锡寿与南汇都司景又春等，纠集溃散的清军和乡勇多人，攻占了宝山。同一天，在乡的刑部主事刘存厚带领兵勇将青浦攻破。

小刀会起义军在嘉定、宝山、南翔、青浦等地接连受挫，只得全部撤回上海县城，清军开始对上海县城的全面围攻。清军方面，除江苏巡抚许乃钊外，清廷还令署理按察使吉尔杭阿、总兵虎嵩林、参将秦如虎等一同前往。吴健彰跑到苏州、镇江去求救兵，并令他预先在广东雇募的30艘拖船及水勇，经香港前来上海。清军将县城包围了整整一年，交战双方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外国侵略者采取了“中立”的立场，既不帮助清军镇压小刀会，也不帮助小刀会打击清军。那么，外国侵略者为何最初采取这一立场呢？

原来他们是为了从清朝当局那里攫取到更多的特权。外国侵略者知道，上海乃是清朝当局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无论如何不会放弃上海这块宝地。而小刀会无论实力还是武器装备，都不是清朝当局的对手，不可能永久占据上海。但是，小刀会起义会给清朝当局造成巨大的困难，却是向清朝当局攫取更多特权的极好机会。小刀会起义的结果，也正好证实了这一点，清朝当局被迫把海关管理权和租界的行政权及司法权拱手让给外国侵略者。当他们得到这些特权之后，便转过来帮助清朝当局，共同消灭小刀会。

起义军在内无粮食、外无救援的情况下，已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了。从咸丰四年十二月下旬开始，起义军不断从城墙上缒下，向敌军冲杀。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义军2000余人扮作难民，从大小东门冲出，攻打清军炮台，未能成功。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晨，又有数百人从城墙上缒下，进攻新筑的城垣，经过激战，首领林阿明被俘。咸丰五年正月初一，小刀会领导人聚会商议突围出城的问题，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清军则大举进攻，很快攻入城内，小刀会首领李仙云、军师吴燮堂及周立春之女周秀英等被擒获。最后，刘丽川与陈阿林决定分别带领队伍突围，约定突围成功后在西门外会合，以便前往镇江，参加太平军。当天夜晚，刘丽川与陈阿林各自带领一支队伍，打开西门突围而出。刘丽川一支队伍约200余人，由于有清军中的小刀会成员作为向导引路，顺利通过敌人营地，来到城郊西面的小闸桥地方，假称松江兵呼渡，守军因黑夜难辨真伪，拒绝往渡。起义军情急之下，即向守渡者开火，乡民闻听枪声，即行鸣锣聚众，刘丽川只得率众逃避。天明时，在虹桥与清总兵虎嵩林所率兵勇相遇，经过一场殊死搏斗，起义军终因长期饥饿，体力不支而溃败，刘丽川在战斗中被杀，潘起亮带领一部分人成功地突破重围，参加了太平军。陈阿林带领的一支队伍，由于黑夜迷路，未能到达预定地点，只得进入租界，被一位美国军官收容，允许他们剃发异服，使清军不易识别，但大部分仍被清军查获斩首。有300名小刀会起义者在无奈之下被迫向法国海军提督拉戈投降，却被拉戈解交给清朝官员，全被处死。陈阿林藏匿在一位乡民家中，后逃离上海，前往香港，又辗转到了新加坡。城破时，徐耀带领一部分人扮成乡民，从小东门出逃，旋为清军捕杀。

上海小刀会起义乃是太平天国时期东南民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打击了国内外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发扬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上海小刀会乃是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小刀会与其他秘密会党的联合体，它标志着秘密会党从分散走向联合；上海小刀会起义，又使会党从秘密走向公开。在起义军控制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期间，小刀会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大大加强了秘密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小刀会在与国内外统治阶级历时18个月的斗争中，增长了才干，扩大了眼界，使秘密会党分散、保守、落后的弱点，有了某些克服。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从这次起义中，更清楚地看到，帮会作为一种原始形式的落后组织，尽管在斗争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英雄气概，但不可能把斗争引向成功，下层群众也不可能从他们那里找到出路。

起义也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首先，导致中国海关权力的丧失。

小刀会起义期间，江海关遭英国商人的抢劫。1853年9月9日英、美等国领事以“海关行政即陷于停顿”为借口，拒绝向中国政府纳税，而由领事馆代为征收。次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又强迫上海道台吴健彰签订《海关征税规则》，规定由三国领事指派威妥玛、卡尔、史密斯三人为税务司，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使江海关管理权就此落入英、美、法之手。这一制度又被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后来清廷正式委任英人李泰国（H．N．Lay）为海关总税务司，导致中国的海关完全操纵在西方列强手中。

其次，造成中国在租界的行政权、司法权的丧失。上海城北一带的租界本来是租借给外国商人的经商和居住之处，归上海道台管理。小刀会起义期间，由于双方交战，大批民房被毁，殷实商户遭抢，或被勒索摊派。清军进入上海县城后，又大肆放火抢劫，为了躲避战火，绅民纷纷逃入租界，一时租界内人满为患。英、美、法侵略者借口保护租界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持租界的秩序，要求扩大租界的权力。清廷被迫允许外国人在租界内拥有行政管理权、警察和司法权。此后英租界和法租界先后设立了类似政府机构的工部局和公董局，造成上海地方政府在租界内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丧失。

再次，造成上海地方商业陷于停顿，中外贸易下降，上海的进口贸易完全解体。受影响的不仅是西方列强，同时也对中国对外进出口带来巨大的损失。

最后，小刀会在占领上海县城后，强征男子入伍，于是逃亡者日多。全城居民原来约有27万（一说30万），其后日渐减少，以致仅存四五万。上海县城被包围期间，居民的粮食、蔬菜无法输入，给上海普通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

20世纪60年代初舞剧《小刀会》被搬上银幕后，上海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周秀英、潘起祥等人被歌颂为反帝反封建的英雄。可是，如果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理性地思考，我们在肯定小刀会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专制统治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小刀会作为一个原始形式的落后组织，自身也存在诸多弊病。比如刘丽川本人不仅是个吸毒者，还出于封建的乡土意识，不顾大局，默许被俘的上海道台吴健彰逃入美国领事馆，给起义造成损失；另一重要首领李少卿，更是毒品贩卖者，他在起义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叛变降敌。这次起义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上海海关和租界行政、司法管辖权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