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推进世界平衡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
中国古人常说，“不谋百年者不足以谋一时”。观诸过往，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变革与发展，其意义与性质，身居其间者皆有不易明察之处，唯有置身于一个更开阔的历史平台上，登高望远，追本溯源，方可窥其全貌，把握本质。对当代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合作的缘起、背景及其功过得失的议论与评价，对当代中国如何承担及承担什么样的国际社会责任问题的思考与理解，也需有如此眼光与境界。
一 从亚非文明复兴大背景下来理解中国的国际责任
中国有自己的对于对外援助及履行国际责任的理解与期待，而这种理解与期待，其实是与中国对于自我、对于时代、对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核心问题的基本判断直接相关联的。
新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现代援助关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亚非拉落后国家为追求各自的国家复兴与民族自强而在外交领域所做努力的一部分。[38]以中非关系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自近代以来，中国国运沉沦衰败，任由外人欺凌鱼肉，已无自主外交空间可言，而非洲大陆情形，亦与中国相仿而尤甚。但新中国的建立与非洲大陆的解放，使双方改变这一状态的梦想成为可能。当时，中非双方在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发现了对方。[39]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40]这两个自近代以来就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压迫的世界，在初步接触之后便发现，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平等待我之民族，有真诚助我之国家。[41]这正是当代中非相互援助与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最初的基础与动力所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已开始关注亚非人民的解放事业，开始向周边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随后中国的援助逐渐拓展到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42]1955年4月中国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为中非直接外交接触提供了机会。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宴请了埃及总理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并与加纳、利比亚、苏丹、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代表进行了沟通对话。这一努力很快产生了成效，一年后的1956年5月30日，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和授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中非现代外交关系由此开启。1959年10月，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第一个与中国建交和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二十年，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获得快速发展。仅在非洲大陆，从1956年至1979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就已达44个。这期间，来自40多个非洲国家的12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2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到中国访问达300多次。中国也有多位国家领导人、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访问了40多个非洲国家。同期，中非双方派出大批的经贸、文化、体育、教育、军事代表团互访，非洲来华留学生、进修生近1000人次，中方有数十支援助医疗队活跃在非洲广袤大地上，坦赞铁路建设时期，先后有5万多名中国施工技术人员奋战在热带丛林，此外，还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到非洲学习斯瓦希里语、豪萨语。一时间，中非这两个遥远世界友好往来的局面，于中国对外关系史而言，亦有盛唐气象。
从当代人类交往史角度看，当代中国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相互援助与合作关系之独特，在于这一关系创建伊始就是作为中国与亚非双方追求现代复兴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43]对于这一关系的性质、意义与作用，中国和亚非领导人都曾做过自己独特的思考。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K.Nyerere）曾这样说：当代非洲小国林立，国弱民穷，无一国为西方所重，非洲唯有结为一体，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但非洲仅有内部团结尚不够，非洲还需与中国这样的平等待我之国家建立互助关系，才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44]他曾动情地说：“无论是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45]正如时任非盟轮执主席国、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在2006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及峰会开幕式上所说：“中国奉行国家间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使非洲有机会与之建立以互信为基础的伙伴关系。50年前，我们在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争取充分行使主权的斗争中，开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50年后，我们再次重申中非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他还说：“非洲人民对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抱有很高期望，我们的人民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从中深受启发。”[46]
同样地，在中国领导人看来，通过支持与援助亚非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以增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将可以迅速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外交封锁，改善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因而援助亚非国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事实上，中非关系建立之初，“对外援助”这一概念已成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核心内容。不过，对于对非援助的性质与意义，中国始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访问非洲10国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向世人宣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47]。这些原则的提出及实施，表明中国政府一开始就试图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基于自身文明特性与现实战略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这一原则，在中非关系建立之初便成为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在非洲大陆，埃及是第一个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已经达到20多个，中国对非援助也达到一定规模，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影响力。70年代前半期，中国援外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5.88％，1973年为最高年份，达到6.92％。[48]到1978年，中国共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相当于中国对非共产党集团国家外援总额的50％和中国对50多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援助总额的70％。[49]这期间，中国在非洲援助项目达200多个，涉及农业、气象、卫生、体育、教育等众多领域，其中以坦赞铁路建设项目最为重要。
援建坦赞铁路是当代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历史性举措。当时，中国已经意识到修建坦赞铁路对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为此中国排除万难，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时代责任感与非洲国家合作建设了这条铁路。为建设这条全长1860公里、穿过热带密林峡谷，由东非沿海抵达赞比亚铜矿产地的铁路，中国政府投入的资金达4.55亿美元，可谓举全国之力为之。[50]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曾指出：“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51]坦赞铁路的兴建鼓舞了非洲人民的斗志，促进了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而铁路建成后，中国没有利用坦赞铁路运回一吨非洲的铜矿，[52]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于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无私援助与国际主义责任。这一被非洲朋友称为“自由与友谊之路”的铁路，为中非关系奠定了一个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石，而它所具有的“史诗般象征意义”，预示着在现代世界国际关系史上，一条非西方世界间的南南合作之路已开始启动了。[53]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已经将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视为自己对人类应尽的国际责任，是应该担当的国际责任，它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与政治抱负。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明确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核心思想，并分析了三个世界的关系及前途。他认为亚非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问题必须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联系起来解决。他曾对卡翁达总统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54]
在当时特殊时代条件下，中国这种真诚平等援助，对于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而处于屈辱状态的非洲国家来说，是有特别吸引力的。仅70年代10年间，就有24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动荡时期，与这样一大批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于当时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善实有莫大的意义。
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理念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形成并始终与当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与发展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对亚非国家提供援助时，中国本身还是一个十分贫穷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的身份与面临的问题，使得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有着十分不同的基础与出发点。总体上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是一种富国对穷国的、高高在上者对落后者的单向度的捐赠与施舍，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则是一种穷人帮穷人的平等的双向度的相互援助与支持，旨在推进自身和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事业。
西方曾将对不发达国家的不情愿的援助视为一种“白人的负担”，继而又以为通过援助可以彰显西方国家的制度优势与道德高地，同时还可以附加上种种条件，要受援国追随西方的制度与文化。但这种支配性的援助，即便出自良好愿望，也可能背离不发达国家的国情民状而未必能在推进援受国的发展问题方面达致理想的目标。
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与所有亚非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与中国推进自身和世界发展问题的解决的亲身实践相关联的。中国本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如何推进发展，中国有切身的丰富经验，有许多成功的实践，也有许多惨痛的教训，因而往往能将心比心，以一个平等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野来看待亚非国家的发展问题及其路径选择，并制定自己的对非援助政策及重点领域。中国文化主张因地制宜，入乡随俗，更主张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无论是6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还是80年代初提出的“四项原则”，乃至进入21世纪后历届中非合作论坛上形成的中非合作的新理念与新举措，其实都来自当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与中非合作实践的总结，而贯穿其中的核心主线始终是以务实有效的合作来推进援受双方的发展进程，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民生改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发展问题解决的角度说，当代中国要承担的最大国际责任，是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不要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负担，成为世界动荡的源头。所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中国本身必须首先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治理好了自己的社会，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就相当于解决了全球四分之一人类的发展问题，就是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因此而承担或完成了一份巨大的国际责任。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中国通过改革和建设，成功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消除了两亿多人口的贫困问题。中国的发展与稳定是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大贡献。”[55]同时，在实现自身发展、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己的丰富实践及所累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可以给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会，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是中国过去30年对于世界所承担的一份特殊的责任。在与他国他族交往的关系结构上，如果说“独善其身”是中国人的基本人格底线，那么“兼济天下”则是中国人的高远理想目标。
总体上说，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发展，是当今时代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也是国际责任的出发点与归宿。1949年12月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指出：每一个国家都负有不侵犯别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义务；都应该忠诚履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义务；在国际交往中彼此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56]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希望借此为推进中国自身及受援助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和创造实现发展的多样性资源与内外力量。在全球日益相互依存的现代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必须努力为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必要的独特的贡献，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问题才能真正最后得到解决，没有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国的独善其身的发展。这既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机会。
今天，中国正努力与外部世界形成一种互为机遇、互为动力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在这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具有特殊的时代引领意义。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发表演讲时指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国致力于把自身发展同非洲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非洲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发展机遇同非洲发展机遇紧密融合起来”。他还指出，“13亿多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亿多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57]。习近平关于“中非命运共同体”及将“中国梦”与“非洲梦”结合起来的演讲准确描述了中非关系的基本态势与未来走向，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评价与热烈响应。[58]长远来看，这样一种跨越大洋的以共同发展为核心使命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结合，这样一种把“中国机遇”与“非洲机遇”乃至“世界机遇”融通起来的开阔心胸与包容战略，将必然发展出一种更高层次更具战略意义的结构性平衡发展联系，以从根本上迎接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全球的平衡发展”。
二 推动亚非世界共同发展是中国援外的战略目标
通过实现自我发展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通过对外援助来推进中国自身与亚非世界的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出发点与战略目标，也是当代中国“兼济天下”履行现代国际责任的基本路径与基本方式。
长远来看，满足和支持非洲大陆的发展需要给了中国一个塑造自己现代性国家身份的特殊机会。在中非两大文明体的创造性聚合中相互建构起全球最大的有机发展时空组合，在平等互利、相互支持、合作共赢的原则下，以共同持久的努力，实现两大区域两大文明的共同发展，实现两大文明的现代复兴，具有特殊的全球与时代意义。“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的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一个给未来世界特别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与希望的建设性力量，是中国最终能否在世界上成长为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关键所在。”[59]当代中非关系之所以能在数十年里在不断变革与调整过程中向前发展，在于这一关系本身在其建立伊始就是作为亚非世界追求民族复兴与国家自强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其中深刻地包含着20世纪以来非西方世界的人民寻求现代发展的持久的努力与希望。[60]
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国的逐渐复兴与发展，南南合作的逐渐形成与推进，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直接而紧密的合作关系的逐渐形成，都是20世纪时代转换与世界体系变革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些重大的变化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许多时候甚至是令人不觉的。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为足够强大的世界霸主，其对世界的看法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既沉浸于“民主与冷战的胜利喜悦”，自认世界历史进程已“终结于”西方国家当下最完美形态，断定亚非国家已然失去历史创造的可能，因而普遍地忽略非洲与中国，全然不去认真研究与思考亚非国家未来可能具有的自主发展潜力与创新空间，西方世界对亚非世界的知识盲点正是在此背景下积累起来的。整个90年代，西方国家觉得非洲战略价值已经下降，对非洲的关注与援助明显减少，而将西方经验与语境下形成的新自由主义视为普世主义的理念与政策依据，要求非洲国家按西方意志厉行西方式的改革，建立类似西方式的多党竞争制度、投票选举制度。1991年7月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专门就非洲民主化问题通过一项决议，明确规定今后任何一个非洲国家要想获得发展援助和减免债务，都必须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改革。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也照此要求非洲国家。在外力推动下，非洲国家虽然情有不愿，心有不甘，但因大多国穷民困，仰赖外援，被迫在内政与外交方面做出让步，接受西方国家和金融机构提供的私有化改革方案，并按西方的价值观实施多党制，许多非洲国家出现纷乱的政权更迭。西方开出的诸多方案虽然用意可嘉，前景描绘也颇美好，但似乎并非医治良方。90年代以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部族冲突、宗教冲突、边界冲突与内战尤甚于前。因为这种外部植入的西式民主制度并没有给非洲国家带来所需要的稳定秩序与治理能力，虽然许多非洲国家似乎有了一个西方式的政治外壳，但国家治理却每况愈下，民主化外壳下的非洲国家政府失序、无治甚至恶治普遍发生。为防止国家的进一步衰退和政府治理的瓦解，西方国家又开始在“民主”的概念外向非洲国家兜售所谓“良治”的概念与要求，但基本理念与思路依然没有摆脱西方的思维框架与政策范围。长期以来，“民主带来发展”和“民主带来良治”是西方奉行的极为简单化的带有意识形态思维倾向的价值理念与政策支柱（而民主则又被简单地归结为选举），它们以为在非洲大陆只要施行民主（或选举）就能带来经济发展，就能带来良好的国家治理，但是，在非洲大陆却事与愿违。20世纪9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衰败与经济停滞相互恶化，发展之路深陷迷茫之中，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在西方眼里，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非洲大陆“失去的十年”。漠视加悲观，构成90年代以来直至21世纪初西方世界面对非洲时的基本倾向与看法。
然而，正是国际局势的这些变化，给中非关系的提升带来了另一种战略性契机。由于有着不同的战略诉求和情感纽带，更基于不同的文明背景与历史观差异，当时的中国对于非洲的期待却似乎与西方多有不同，对非洲未来发展前景的认知也更具“一种历史的眼光与信心”。当非洲大陆在90年代被国际社会漠视而日趋边缘化的时候，中国却对非洲给予了高度重视。从1990年起，中国外交部长每年度的外交出访，第一站无一例外都是非洲。当西方国家以悲观眼光看待非洲前景、纷纷减少在非投资的时候，中国却因与非洲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诉求而在保持与非洲国家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和长远的眼光看待非洲的发展。在1983年提出的“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援非“新四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援非政策与方式而拓展起中非合作的新天地。到90年代中后期，中非经贸关系逐年加温，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已悄然上升。
新的过程虽是悄然开始，步伐却是有力的。按照“务实互利”的精神，中国加大了援非改革力度，充实丰富援助内容，并开始将援助与投资贸易适当地结合起来，在非洲建立投资贸易服务中心，推动中非企业扩大合作，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对非援助关系。90年代，中非经贸合作取得重大进步，双边贸易额由1988年的10.22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39.2亿美元，1997年增长到56.7亿美元。随后几年，中非贸易开始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1999年已突破100亿美元，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部分。到1999年，已经有800多家中国企业和公司在非洲40多个国家从事工程承包、贸易和投资活动，直接在非洲开办的贸易投资公司也达到近400家。1997年中国与苏丹政府达成协议，由两国企业合作承建由苏丹首都喀土穆到苏丹港的石油管道工程，项目的金额达2.15亿美元。这一工程为以后中国与苏丹政府开展石油开发与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同年，中国与埃及政府签订了一项金额达1.45亿美元、年产130万吨和60万吨水泥的成套设备合同。同时，中国土木建筑工程集团在国际招标中获得尼日利亚铁路修复改造项目，项目金额达5.29亿美元。
应该说，中国企业走进非洲首先是从20世纪90年代这种较低层次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及援助方式的转型开始的，然而这一过程对未来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和公司较早熟悉了非洲国家的经济与投资环境，先于西方国家占据了非洲基础设施与工程项目的很大份额，并在非洲赢得了市场和声誉。事实上，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轻视非洲，企业和资金纷纷抽离非洲，而中国企业却从非洲大陆开始了它们进入国际市场的历史进程。对于许多后来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中国跨国公司，非洲往往是它们通往世界的第一站，是它们最终得以适应国际经济激烈竞争环境的第一步。[61]
2000年以后，这一结果开始显现出来，中非贸易开始大幅度增长，几乎每年新增100亿美元，2006年中非贸易超过700亿美元，2010年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所有欧洲国家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非贸易额已经接近2000亿美元，成为非洲第一贸易伙伴，估计到2015年，中非贸易额将达到3000亿美元。同时，中国对非投资也在快速增长，到2012年，中国在非洲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已经达400亿美元，投资领域遍布非洲40多个国家的各行各业，并且继续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今天，无论是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还是资源贫瘠的非洲国家，中国都有投资合作的项目，来自中国的投资与贸易，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的援助与合作，已经成为拉动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观念上将非洲视为机遇还是负担，会导致行动上采取十分不同的对非政策。2006年11月4日英国《独立报》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成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一直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视为只能接受援助的贫困对象，我们自己决定给它什么东西。”文章还说：“在过去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当欧洲和美国普遍忽视非洲时，中国却在非洲寻找到了自己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中国商人提供了即使是边远地区的贫穷非洲人也买得起的商品，并为许多非洲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基础设施和基金，这使得中国和非洲双方都从中获益。”[62]
经过上述十多年的努力，中国逐渐形成了新型的对非援助与合作关系，中非关系也成为当代中国外交最为成熟的领域之一。2006年1月，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中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首次正式颁布的外交政策文件。这份文件公开表明了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目标、政策与措施，中国发展对非关系的利益追求与行动方式。2011年4月，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正式公布对非政策文件和对非援助白皮书这些举措本身，对于中国外交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外交日趋走向公开、透明、成熟，体现出中国外交的自信和理性。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非合作，及中国对非援助，都已经跨越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宣言而迈向切实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的诉求，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务实、理性的性质，正是这一转变拓展了当代中非合作的广阔前景。当西方一些媒体还在偏执的意识形态世界里谈论种种空洞的原则，以旧有眼光随意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时，中国与非洲国家已按新的共同理想和愿景行动起来。不偏执于陈旧的意识形态教义，面向未来，多干少说，正是当代中非关系及对非经济技术的援助与合作充满活力并得以不断推进的重要原因。[63]
当代世界结构的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原有世界体系中的各种力量和利益结构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适应这种转变。在过去几十年中，“中非关系往往是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变化的一个战略支点，是中国走向外部世界的一个回旋平台”[64]。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拓展和在非洲影响的扩大与作用的提升，从不同层面多次促使轻视非洲、轻视中国的西方国家回过头来重新思考中国和非洲对于西方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许多个世纪以来，非洲都是欧洲的后院，欧洲的后花园，是欧洲富有者度假狩猎的地方，也是欧洲显示优越感的地方，他们也从未认真想象过非洲可能具有的发展空间与潜力并在未来与欧洲形成平等的竞争关系，也不能接受其他国际力量挑战他们在非洲的支配性地位。一些欧洲人心里其实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欧洲版门罗主义”情结，他们将非洲视为“欧洲人的非洲”，“由欧洲托管的非洲”。作为欧洲旧时的殖民地，非洲一直受着欧洲的支配和影响，这种状况在非洲独立后虽有变化，但在许多领域依然如故。许多年里，西方人也已习惯于在这种早已安排好的欧非结构下来处理对非关系，既漠视非洲，也悲观地看待非洲，正如他们漠视中国、误读中国一样。
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对亚非或东方世界的历史与当代变革进程的漠视，造成西方累积起许多认知的“盲点”甚至“盲区”，一些西方精英和政客对过去几十年里亚非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所知不多，傲慢与偏见亦使他们对悄然上升的中非关系和亚非文明复兴进程缺乏敏感性。因而当中非关系在经过了长期积累与发展过程并终于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获得快速发展与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自然呈现时，西方国家一时不知如何面对。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及中非关系快速提升后，一些西方媒体开始普遍地用“中国突然出现在非洲”、“中国对非洲石油与资源突然产生兴趣”甚至“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这样一些基于他们的旧有经验与知识结构得出的“结论性标签”来给中非关系定性，或表达他们对于中非关系的看法。然而真正让西方担心的，是中非关系快速发展可能使非洲“偏离”了西方预设的框架与结构，对欧洲在非洲的传统地位造成冲击。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启新的贸易和投资渠道，对于老牌强国来说是个令人沮丧的景象”[65]。因为这种困惑与焦虑，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中非关系始终有一种明显的偏见与傲慢。在这方面，西方的是非标准常常是双重的、情绪化的、习惯使然的：过去西方企业在非洲投资贸易，是传播自由市场与平等观念，而今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贸易，就被描绘成掠夺资源、榨取非洲，破坏环境。[66]他们以狭窄的思维来面对变化中的世界，凭固有的知识与自己的经验来推断和指责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67]以冷战式思维预言中非合作“将滋生与非洲特权阶层合谋榨取利益的结构”，更断言中国对非援助“培植了非洲国家的政治腐败，巩固了某些专制体制国家的政权等等”[68]。这些将正常国际贸易作政治化曲解的奇异观点，表明西方知识精英普遍存在对亚非世界现代发展进程的认知盲区，也表明他们更习惯性地动用意识形态主导的“认知剃刀”，有意无意地将于己不利的现实与真理剪除掉，并通过对话语权的操持而控制世界的舆论。对此，世人不难看出西方知识界在历史认知上某种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与傲慢传统。
但历史本身依然会冲破迷雾向前发展。长远来看，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及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合作关系的推进，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必然要突破和超出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关系体制的范畴，其中必有一种新的世界观念和国际交往关系随之形成。这一点首先反映在中非关系的基本精神与原则立场上。例如，寻求平等对话与真诚合作，不向非洲受援国提出干涉其内政的附加条件，实事求是地来观察非洲发展现状并采取务实有效的对非援助与合作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和偏执信念来左右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不强迫非洲国家按照某种自己宣称的普世主义原则来变革自己的政治制度，而是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在对非合作中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性而不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所有这一切，都是当今中国处理对非政策和推进中非关系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是中非关系得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南非总统胞弟莫莱茨·姆贝基曾对《纽约时报》说：“中国并非第一个抵达非洲的外来强权，但是他们可能是第一个不自以为是地自命为赞助人、导师或征服者的强权。在这个意义上，（中非）双方产生了共鸣。”[69]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中国在非洲有无殖民主义问题时，论坛下届主办国埃及外长盖特有力地回答：“在非洲完全没有中国的殖民主义，在这50年中，甚至在未来的500年中，我们都会保持这种和平、友好的关系，而绝不是殖民主义的关系。”[70]
三 中国的援助与合作日益成为推进非洲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非合作日益成为非洲变革的动力与活力，成为推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是对中国在非洲角色与作用的一个基本评价与判断，也是谈论中国在非洲的责任问题时必须有的基本共识。过去十多年，通过中非之间日益拓展的实质性发展合作，来自中国的援助、贸易、投资合作，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源培训，对非洲国家保持十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在过去十年非洲大陆年均5％-6％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的贡献率占到了约1/3，即在21世纪头十年中，非洲经济增长的1/3是由来自中国的援助、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培训合作等“中国因素”促进的。[71]即使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过去10多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也将是长远的，因为中国“仅用了10年的时间，在努力达到自己目标的同时也为非洲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未来。事实上，它把一个偏移正轨的大陆又拉了回来，它让一个在全球化进程中被遗忘的大陆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于是中国便完成了一项主要任务，那就是非洲无论在本地人还是在外人眼中都变得真正有价值”。[72]
通过创新互利双赢的战略合作推进非洲大陆的复兴与发展，进而推进全球范围的平衡发展，正是今日中国对于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一份特殊的重大责任，所做出的一份最有意义的巨大贡献。虽然今日的中非关系远非尽善尽美，中国在非洲的角色与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的事实来谈论中非关系的某些细节与局部现象。事实上，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旧有的知识与观念常常无法正确理解和把握。总体上看，西方与非洲的关系已经有几个世纪，其时间及现代起点远早于当代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然而数世纪以来，前一种关系似乎并没有给非洲带来多少现代意义上的发展，这在客观上自然会促使非洲重新考虑另外的发展空间与可能。[73]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及它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策，给了非洲国家许多启发与联想，非洲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思考中国经验对于非洲可能具有的意义。[74]近年来，面对中国和非洲的变革，西方也开始回过头来重新思考自己与非洲的传统关系，反思自己也需要采取的调整与变革措施。
当代中国对亚非国家的援助与发展合作的世界意义在于它对亚非国家发展进程的有力推进。作为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在战胜贫困、实现发展方面的任何进步本身，都是对世界的贡献，都是中国承担的对于世界的责任。而如果中国能在互利基础上给非洲带来机会，能带动亚非国家的经济振兴，那将是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21世纪自我复兴的过程中，对世界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履行的另一份重大的国际责任。南非标准银行经济学家杰里米·斯蒂文斯（Jeremy Stevens）认为，“中国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尤其在建造业方面。”目前非洲大陆每年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资金短缺就达1000多亿美元，而从2007年开始，中国为非洲2/3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已成为非洲关键的合作伙伴。斯蒂文斯还指出：“中国在非洲的成功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非洲。然而，非洲的改变才刚刚起步，而中国和非洲的商业纽带也一样，以后还有大的发展空间。”[75]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姆苏利·恩库贝指出：“尽管中国也面临着发展和转型挑战，但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中国让超过3亿人摆脱了贫困，并保持了高水平的增长。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得以实现。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发展机遇，中国的发展更为非洲提供了宝贵经验。”[76]正如有些西方媒体认为的那样，“如果说有一个大陆可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下翻天覆地，那将是非洲”[77]。事实上，亚非国家间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是可以相互借鉴和分享的。近年来，一些非洲政治精英已经感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在许多方面挑战了西方在消除贫困、实行善治方面的主流观点”[78]。非洲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对于非洲的意义，他们不会照搬中国的经验，但希望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获得有益的东西。比如，今日的非洲需要一个致力于发展并且有能力推行这种发展政策的政府，这是中国模式对于非洲更具吸引力的地方。同时，对于非洲国家来说，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真诚对话与平等合作，对曾饱经屈辱而今日确实也还十分贫穷弱小的非洲国家来说，更有着另一种精神情感方面的特殊吸引力。“中国的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但它已经丰富了整个世界在消除贫困这个问题上的政治探索和智慧，它给世界各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与政策。而只要美国模式不能产生它所希望的结果，那么中国模式对世界穷国的吸引力只会进一步增加。”[79]
长期以来，一些非洲国家能力缺失与政府行政绩效低下，一直是一个制约非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也是非洲国家关注且期望从中国有所借鉴的领域，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中非在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方面展开交流，在国家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合作，是中非合作实践务实与创新原则的具体表现。此外，在处理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民族关系、宗教关系、边疆地方发展问题方面，中国与非洲国家也可以开展交流借鉴。[80]而中国自身也从与非洲经济贸易合作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进入世界市场和提升自己国际适应能力的机会。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而带动中非双方的互利发展，显示中非合作的特殊意义。[81]
中非合作关系对于非洲战略提升与国际环境改善的战略意义也已经体现出来。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快速发展，非洲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化状态已经有所改变，世界已经看到非洲不是无足轻重的只接受援助的对象，非洲可以给世界带来财富、带来机会。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大国力量重返非洲的现象，美、英、法、德、日、印等国相继与非洲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论坛，召开首脑峰会，日益重视非洲的发展问题、安全问题与环境问题。
推进世界的和谐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现代人类面临的普遍责任，也是人类共同的“普世要求”。近代以来西欧一隅之地的率先兴起并进入现代发展进程，虽然开创了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却并不是世界发展问题的最终解决。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只占世界人口20％的西方解决了富裕与现代化问题，而占世界人口80％的非西方世界依然贫穷落后。
这正是中非合作和中非发展对于世界的意义。最近十多年，发展中经济体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2008年4月11日世界银行公布的《2008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显示，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崛起，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由2000年的36％上升至2008年的41％。过去30年（1978-2007年），中非年贸易额由7亿多美元增长到730多亿美元，增长了100倍；2000-2007年，非洲对亚洲的出口占其出口比重由14％上升到28％，非洲与亚洲间的经济关系正迅速加强和提升。同时，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和亚太、南亚、拉美、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新兴国家，在能源、矿产、农业、金融、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对非合作日益扩大，对非洲的资源、市场、劳动力、土地的需求日渐扩大，这明显提升了非洲资源的国际竞争平台，延长了非洲发展要素的价值链，这是非洲经济的“新曙光”[82]。
今天，在亚非世界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南南合作关系，来自亚洲新兴国家的资源需求和投资贸易正日益成为非洲大陆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联合国非洲经济理事会发布的《2011年非洲经济展望》认为，与新兴国家的经贸合作将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替代西方传统国家而成为非洲发展的新动力。[83]对此，非洲国家领导人看得十分清楚，即便是那些出于政治目的批评中国的人也清楚。2012年3月14日，新上台的赞比亚总统迈克尔·萨塔对到访的中国企业家称，中国对赞比亚的投资惠及赞中两国，希望中国企业家扩大在赞投资，在矿业、农业和纺织业等行业有更大作为。[84]
这一切让非洲大陆在进入21世纪后获得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少见的持续十多年之久的经济相对稳定增长时期。在过去十多年的大部分年份，非洲大陆GDP都保持了5％左右的快速增长，总体水平高于全球，相当一批非洲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85]在过去10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一直有六七个集中在非洲大陆。2012年，在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困难重重的背景下，已经大体维持了10年相对快速增长势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成长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这一年，非洲大陆经济增长率总体上达到5.5％，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尤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在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25国中，有14个国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这14国当年GDP增长速度都超过6.5％。[86]值得关注的是，在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40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或经合组织成员国。[87]这一年，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经济增长都不到1％，美国也只勉强超过1％。虽然非洲大陆经济增长较快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其原有的起点很低，是低层次上的恢复性增长或早期增长，但这种持续的相对快速而稳定的增长，确实让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这一块大陆的未来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期待与想象。
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0年6月发布的报告，到2030年OECD以外国家GDP所占总量将超过世界上经济总量的57％，而2000年这一比例才占40％。[88]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亚洲经济体未来五年成长率将达到50％，按照这样的增长规模，到2030年亚洲经济规模总量将达到或超过西方七国集团。[89]
今天，中国已成为亚洲经济或全球新兴经济体的核心部分，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对世界发展与和平贡献着力量，履行着责任，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长。近年来，“东方复兴”或“亚非复兴”已经开始成为人们认真议论的话题，出现了一些用以表述不同程度上正在兴起的新兴国家的新概念，诸如“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远景国家”（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阿根廷）、“新钻国家”（埃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墨西哥、越南、土耳其、巴基斯坦、韩国、孟加拉、尼日利亚、伊朗）。[90]事实上在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整体上已经开始了一个虽然缓慢但是长期向上提升的过程，只不过这一趋势在近年明显加快了。即使是非洲大陆，近年也已经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局面。2007年1月，世界银行非洲地区经济顾问哈里·布罗德曼（Harry G.Broadman）在他的新著《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边疆》（Africa'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中提出，一个世界史上的“经济新边疆”正出现在将非洲、印度、中国联结的地方。他认为，中印两国的中产阶级在不断增长，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强，对非洲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这条新的丝绸之路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加快国际一体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绝佳机遇，也是迄今为止很难得的机遇”。
这个“经济新边疆”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和投资，它还有更为复杂的引起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力量成长。各种数据表明，“中国、印度与非洲的商业活动正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打开一条道路，非洲已经成为初级商品的加工者，成为向中国、印度供应劳动力密集型货物及服务的有竞争力的提供者。与非洲和欧洲之间长期不变的经济关系相比，这是非洲的一大飞跃”[91]。美国科尔尼管理顾问有限公司（A.T.Kearney）的一份报告也认为，近年来，投资和贸易的增长正在创造一个横跨印度洋、遍及多个大陆的市场。这份报告把这个市场叫做“Chimea”，它由三部分构成：中国和印度的技术、资金及它们对资源的需求（“Chi”），加上中东的资金和石油（“me”），还有非洲的原材料和机遇（“a”）。[9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这样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分化出来并在快速成长，而它们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加强而不是依赖于发达国家”，他认为“这种状况正好为非洲与中国等东方新兴国家的合作关系不断加强与提升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93]。也为全面理解中国对非援助及履行自己独特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