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巴蜀作家与戏剧的现代化进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际，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化，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戏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戏剧艺术的嬗变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一样，在西方文化洗礼之下，经过痛苦的蜕变，从传统走向现代。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巴蜀作家群体涉猎较早并发挥积极作用的是戏剧领域。

中国戏剧历史悠久，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戏剧的诞生有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上古时期，歌舞盛行是与巫联系在一起的。但那时的歌舞并非戏曲。据王国维考证，“巫觋之兴，虽在上皇之世，然俳优则远在其后。”“由是观之，则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1]在今天，“优伶”指演戏之人，而在上古时期并不是这样的含义。根据徐慕云考证，“优”最早见于春秋，是专门逗人玩乐之人，并不歌舞表演。这类人多是侏儒。而“伶”则在黄帝时代便已经出现。“伶”最早指调丝弄竹的乐工。经过历史的慢慢演变，“优伶”才具有今天的意义。在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戏剧成为国人休闲娱乐的主要艺术形式。中国戏剧是载歌载舞的视听艺术，以娱乐消闲为主。几千年的延续积淀，使得戏剧形式已经达到美轮美奂的境界。“美”是中国戏剧追求的核心。中国戏剧讲究写意的美。观众通过演员的肢体语言，想象其传递的内容、情感。为达到美妙传神的效果，中国戏剧对歌舞有严格的要求。唱念必须有韵调，演员的身段、台步、做派、打武必须有节奏，这样才能悦耳娱目。剧本内容在元杂剧时期，文字简洁流畅；到明清传奇之时，文采斐然，多绯丽典正。戏剧因其形式的精致华美，加之宽慰人的大团圆结局，使看戏的人在美的享受中得到情感的慰藉，不自觉间入迷成癖。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市井百姓，对戏剧的热爱在历朝历代都有史可证。唐朝的李隆基以皇帝之尊亲自教授梨园子弟。歌舞之声在大唐皇宫的上空萦绕不绝。清朝的乾隆、慈禧也是戏迷，其中尤以慈禧最甚。甚至，慈禧有时自己也会穿着戏衣，和李莲英一起载歌载舞，体验演出的快乐。所谓上行下效，皇宫大臣、市井百姓共同陶醉在戏乐之中。同种花养鸟一样，这种“入迷成癖”很消磨人的斗志激情，在民族存亡之际，势必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批判。

中国戏剧与小说诗歌一样，由传统走向现代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诗歌在先秦时代，语言晓畅自然，质文并茂。到晚清民初之时，对形式的追求，导致诗歌过于形式化——辞藻的繁复，格律对仗的严整；对形式的过度追求，导致诗歌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内容苍白，不是追求风花雪月就是“掉书袋”的展示。“诗界革命”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戏剧变革也有相同之处。中国现代话剧源于西方，是传统戏剧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变。“20世纪中国戏剧的最大变化，是文化性质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宋元南戏与北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与京剧，到现代中国话剧，构成了中国戏剧从古典到现代的一个完整的‘链条’。”[2]自戏剧诞生之日到晚清以来，其主题主要以宣扬忠、孝、节、义为主，内容并没有因为时代变革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戏剧演员分类严明，对生旦净末丑有严格的区分，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化妆衣着，表演动作等都有严格区分。这样导致技艺在延续中精湛极顶，但也形成格式化，使之凝滞不前，没有与时代同步的生命力。这种“美”的艺术，虽然能够供视听之娱、耳目之美，但对改造社会、开通民智非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有阻碍之嫌。

因此，戏剧改良被提上日程。中国戏剧的现代是伴随着思想启蒙开始。思想启蒙呼吁自由、民主，反对专制。如果说小说、诗歌的启蒙受教育程度的限制，那么戏剧完全可以突破这堵围墙，走向大众。戏剧能反映众生百相，可以让观众在娱乐享受中接受其教化作用。戏曲老少皆宜，一字不识者也能了解戏曲宣扬的主题。因此，近现代的有识之士充分利用戏剧这个特点进行思想启蒙，通过改造个人进而改造社会。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但若要说出一个绝对精确的开端时间却不容易，正如皮亚杰认为：“相反，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所以，坚持需要一个发生学的探讨，并不意味着我们给予这个或那个被认为是绝对起点的阶段以一种特权地位：这倒不如说是注意到存在一个未经清楚界定的建构，并强调我们要了解这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就必须了解它的所有的或至少是尽可能多的阶段。”[3]中国文坛中“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学革命”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中一个阶段而已，发展演变成为现代白话小说、现代白话诗歌有一个酝酿萌芽发展的过程。戏剧艺术同样如此，它也有一个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在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虽然不能有一个精确的开端时间，但是也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本书在探析此过程中，尽可能多方位、全角度地剖析戏曲转型途中的点滴改变。在戏剧迈向现代的过程中，论文的重点是探索川人在这转换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被动接受戏剧的改变？还是主动引领戏剧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