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仕途生涯、敢于担当

明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历1584年12月14日），黄尊素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村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庭中。初名则灿，后改名尊素，字真长，号白安。黄尊素门生徐石麒在《黄尊素行状》中说：“公生数著异，故封太仆寺公每奇之，长有大志，丰颔广颡，瞻视若神，峩峩岩岩，如泰山峙而白玉冠也。”徐石麒的描述，虽不免有些夸张成分，但确实反映了黄氏长辈对黄尊素降临所充满的期待。同时，也为黄尊素跌宕坎坷的人生经历埋下了伏笔。历史的发展证明，黄尊素的一生似乎注定是不平坦的。其幼承庭学，自少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喜爱文史，擅长词赋，下笔有神。正因为黄尊素志存高远，又不专为科举之学；所以入仕之路变得较为漫长。

一、不畏强权，刚正不阿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平民阶层的子弟要进入仕途，大多只能走读书科举之路，即所谓“正道”。而立之年，黄尊素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方补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于四十三年（1615），中浙江乡试，时年三十二岁。次年，即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黄尊素通过科举踏上仕途后，先在宁国府任职。任上，他不畏豪强，秉公执法，除恶务尽，一身正气，为政清廉，是历史上竹桥黄氏家族成员出仕者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官员。黄尊素在科举上的成功，是他踏上仕途的前奏曲。这对竹桥黄氏家族来说，是件光宗耀祖的特大喜事。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黄尊素被朝廷任为宁国府推官，其仕途生涯自此启程。同时，也为黄尊素实现年轻时的志向、展示自身的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黄尊素在少年时代就满怀凌云壮志，有《自述》诗为证：“忆昔十四五，胆气豪且阔。志欲搜坟典，穷尽古今碣。读时颇强记，下笔亦自杰。”然而，仕途历来凶险，变幻莫测。黄尊素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初入仕途的他又将如何经受严酷现实环境的考验？自少就熟读史书的黄尊素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此去宁国府上任应是满怀信心的。但是，宁国府的现状如何，潜在的政治风险如何，黄尊素对此并不清楚，上任后他的处境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黄尊素到任后，即遭遇十分强势的免官归里宣党头目汤宾尹的作难，这对初入仕途的黄尊素来说不啻是严峻的挑战。据《黄氏家录·忠端公黄尊素》一文载：“是时，汤祭酒免归乡里，所号为宣党之魁者，其门生满天下……有司唯恐不得其欢，一郡之事，祭酒多先受牒判之……有司理牒，投牒者出祭酒所判，有司判之一如祭酒，相沿成习。”汤宾尹虽为罢官之臣，但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仍与朝中宣党互通信息，遥执朝柄。在宣城，他更是有恃无恐，呼风唤雨，颐气指人，一手遮天，无人违逆。大凡新任知府、推官等为保自身，或寻求靠山，都得先到其府上拜谒。凡有案情，照例由汤宾尹裁定，经办官员唯其马首是瞻，无不照办，其时宁国府权柄实际上受控于汤宾尹。

面对强权，初来乍到的黄尊素当然也深知其中的政治风险，弄不好会丢掉仕途前程，更严重的是会招来横祸，危及家庭。是随大流还是逆风而上？黄尊素毅然选择了后者。以儒家人生理念入世的黄尊素似乎全然不顾可能出现的凶险，他决意打破常例，针锋相对地与横行不法的汤宾尹展开正面交锋。在审判案件中，黄尊素无视汤宾尹的“定制”，严格依法办案，恪守职责。“公视事，有出祭酒之牒者，公怒曰：‘汤祭酒乃欲土司宁国乎？’裂其牒，扑出牒者，郡中震栗。”黄尊素斗胆与汤宾尹较量的大义行为，沉重地打击了汤宾尹及其党羽的嚣张气焰，收到了明显的执法效果。据《东林列传·黄尊素》一文载：“尊素至，宾尹辄自敛饬。”老谋深算、专断独行的汤宾尹慑于黄尊素的凌厉正气，又顾忌朝中政敌借机攻击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终公任，不敢为奸利事。”直到黄尊素离任，汤宾尹再也不敢对地方发号施令了。黄尊素的敢作敢为，震惊了整个宁国府，那些做贼心虚的地方官员无不惊若寒蝉：“泾令初著叨秽，闻之乃曰：‘是不畏汤祭酒者，何难按举吾属哉？'”在没有任何政治靠山的背景下，黄尊素全凭自己的道德良知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不惧强权，与权势对垒，使汤宾尹及其同党“强宗敛手，避其风裁”。“时昆、宣之炎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尝稍假借也。”“昆”“宣”均指晚明朋党。黄尊素在宁国府推官任上勇斗汤宾尹，初战告捷，可称得上一大事功，此举为其日后被选任监察御史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志扫奸鄙，除暴安良

黄尊素敢担道义，秉公执法，充分显示出其为官理念是为民执政。他既不惧宣党势力掌控地方，也对危害地方的豪强同样绝不容忍。在宁国府推官任上，黄尊素不但敢于同宣党权贵较量；而且对横行不法的地方恶霸予以严惩。据《黄忠端公年谱》载：“宁国有刘氏，登戊戌第，从上江道，罢归。蓄僮仆数百人，养陆博酒徒数十辈。田宅之女之美少者，皆拘致之。置私狱受讼，搒掠一如有司。”刘氏，即刘仲斗，万历年间进士，曾为官上江道。此人亦为罢官之臣，居家后，仗着在京城有靠山，仍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敛财蓄奴，私置监狱，称霸宁国，危害乡里，民怨鼎沸。据《黄氏家录·忠端公黄尊素》一文载：“大姓刘氏置私狱杀人，公欲按之，值考选，或曰：‘公已成名宛上，似此盘错，宜俟后人。’公曰：‘吾志扫奸鄙，今当前而避之，羞称执法之吏矣。'‘讼刘氏者数百人，悉为断理，收其僮客论死。刘氏飞章京师。'”面对无恶不作的地方豪强，时又值朝廷考选之际，如何对付刘氏，对黄尊素来说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且事关自己的前程。有好心人委劝黄尊素暂且避刘仲斗之威，以免伤及自己，并提议将此事留给后人处理。嫉恶如仇的黄尊素，胸怀儒家仁政理想，凡事都以社稷民生为重，岂能容忍刘仲斗为非作歹，他义正词严地回绝了“好心人”的提议。正巧，时黄尊素以推官兼摄郡邑事，有了代理行使知府的职权，百姓闻之，前来状告刘仲斗者数百人。黄尊素执法如天，顺从民意，开府受理百姓诉状。为了有理有节地惩治刘仲斗，黄尊素先礼后兵，事前修书一封，告诫刘氏：“足下僮客猥杂，奸利事益多。仆不欲穷竟，损足下名，足下其自爱。”刘氏利令智昏，根本不把黄尊素放在眼里。黄尊素一一查明案情，确证刘府奴仆刘福犯有死罪，是罪恶累累的凶犯。于是黄尊素秉公执法，按律处刘福死刑。在黄尊素强硬的办案攻势下，刘仲斗见招架不住，即刻“飞章京师”，欲求南北同党京官救援，弹劾黄尊素，欲置黄尊素于死地；但黄尊素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黄尊素的正义之举，得到了守正京官的力挺。时，巡按御史江西临川人易白楼正巧巡视宁国，闻之案由，上奏弹劾刘仲斗，提请皇帝谪戍其奴二人及党羽十余人。刘仲斗欲借京官之力负隅顽抗遭到惨败，正气压倒了邪气。黄尊素不计自身得失，伸张正义，为民除暴，郡城震栗，百姓无不称快，自此威名远扬。

黄尊素一身正气，志扫奸鄙，除暴安民的胆略源于何处？对于一个初入仕途、并无政治靠山的小小推官而言，为何能做到不畏豪强，严明执法？综其原因：一是坚守儒家以仁政治国的思想，为民执政，不计较个人得失，方能做到无私无畏，秉公执法。二是深受余姚乡贤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的影响。黄尊素的先祖辈有多人为王阳明的弟子，阳明心学对竹桥黄氏家族成员影响很深。从道德良知出发，恪守为官操守，深得民心，这是黄尊素能秉公执法的地缘原因。三是发扬了竹桥黄氏家族“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道德精神，继承其祖上“不避利害”，敢于碰硬，嫉恶如仇，精敏强执的家风，初显出黄尊素坚忍不拔的性格。四是黄尊素学贯五经，明法善断，扎实的学识赋予他执法的底气。五是黄尊素有贤内助姚氏的大力支持。姚氏出身名门，知书达礼，随夫宁国六年，从不干预公务，不问府事，相夫教子，这有力地支持了黄尊素果断办案。黄尊素在宁国府六年，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为民解难，精敏强执，在宁国府有口皆碑。这不仅确立了黄尊素作为正直官员的形象，而且也为日后黄尊素选调京官奠定了政绩基础。同时，在与汤祭酒、刘仲斗的斗争中，也使黄尊素对朝中的政治斗争有了直观地认识，这也成为其日后靠拢东林派正直官员的思想情感基础。

三、东林志士，勇斗阉党

黄尊素在宁国府的政绩及官德，不仅在地方称誉，而且其名声很快地传到京城，令朝廷重臣对这位刚正不阿的推官刮目相看。自从明泰昌元年“红丸案”、“移宫案”过后不久，首辅方从哲以年老乞休，以儒家理想治世为己任的东林派官员开始执掌实权。东林派叶向高再度出任首辅，赵南星出任左都御史，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高攀龙复起，杨涟回朝。黄尊素的恩师、东林派人士邹维琏此时为吏部郎中，还有左光斗、魏大中等官员都是东林派要人。一时，朝廷众多要害部门大多由正直的东林派人士掌管。黄尊素的政治观点、为官品格与东林派正直官员相通，因受到朝中东林派高官的器重被朝廷考授御史悬缺，告假归乡。邹元标曾高度评价黄尊素：“黄君利刃以齿腐朽，其风裁何减范孟博哉！吾台中不可无此人物。”黄尊素不畏强暴、孤身抗奸的刚正之举，被世人誉为“清厉直吏”。据《黄氏家录·忠端公黄尊素》一文载：“邹元标先生为左都御史，由此知公，擢山东道监察御史。”正因为邹元标等东林派重臣的器重，黄尊素于天启二年（1622），顺利通过察考，授御史，时年三十九岁。待任期间，黄尊素告假回故里余姚黄竹浦省亲。但由于皇帝的更替，政治气候变幻莫测，东林派官员为政好景不长，待明熹宗继位后，东林派人士在朝势力由盛转衰，且屡遭阉党残酷打击。次年七月，黄尊素省亲结束携家眷返京赴任。上任后，黄尊素与朝中正直的东林派同志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为坚守正义，弘扬正气，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一）恪尽职守，謇谔敢言

黄尊素自地官升任京官后，正值明皇朝政治日趋衰落之际。自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后至其晚期，皇帝与朝臣在立太子问题上闹得僵持不下，加之皇帝荒政，使本已式微的朝政愈来愈混乱。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驾崩，光宗登基。然光宗淫溺无度，登基尚未满月，即暴毙。经过“移宫案”的风波，朱由校被拥立即位。改当年八月之后的年号为泰昌，次年为天启。熹宗好木工，即位之后荒政。时阉臣魏忠贤与客氏沆瀣一气，黄宗羲在《黄氏家录·忠端公黄尊素》一文中概述了当时朝廷的现状：“天启初，阉人魏忠贤、帝乳母客氏，干涉外廷。”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并与外廷投机官员结成阉党。阉党采取种种阴谋手段，逐步控制朝政，朝纲日益败坏，残酷镇压朝中东林派正义官员，将衰败的大明王朝进一步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黄宗羲在《忠端黄白安先生尊素》一文中说“神宗以来，朝中分为两党，君子小人递为胜负，无已时。天启初政，小人之势稍绌，会阉人魏忠贤、保姆客氏，相结以制冲主，尽收宫中之权，思得外庭以助己，小人亦欲乘此以一网天下之君子，势相求而未合也。”可见，当时朝政的混乱和政治黑暗到了何等程度。在多事之秋，黄尊素面临阉党专政和仕途不测的凶险，为明王朝的前景深感忧虑。在阉党横行肆虐之际，众多的官员顾及自身利益敢怒而不敢言。黄尊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监察御史任上，为国计民生、社稷安定恪尽职守。他不怕得罪权臣，謇谔敢言，接连上疏，批评时政。

有鉴于阉党排除异己，正直官员屡遭贬官削籍，朝廷乌烟瘴气笼罩，黄尊素于天启三年（1623），上《请用讲学名贤疏》，强烈要求皇帝召还余懋衡、曹于汴、刘宗周、周洪谟、王纪、邹元标、冯从吾等诸臣，表现了黄尊素同情和支持东林派人士的鲜明立场。黄尊素十分痛恨那些处理政务愚昧迟钝的官僚，同时弹劾礼部尚书赵秉忠、刑部侍郎牛应元、通政使丁启睿顽钝。赵秉忠、牛应元二人只得辞职乞归。黄尊素接着上《明职掌疏》，鲜明地提出：“用人理财，官守言责，一切当核其职掌。”充分反映了黄尊素治国之道应权责一致的政治思想。当时，山东爆发了以徐鸿儒为首的白莲教起事。一度平定后，又再起。朝廷派巡抚王惟俭平乱，但遭失败。黄尊素认为这与朝廷用人不公有关，于是上奏申明自己的治乱方略，奏中说：“巡抚本内外兼用，今尽用京卿，不若扬历外服者之练习。”可惜，黄尊素的独到政见未被朝廷采纳。天启四年（1624）二月，黄尊素目睹明熹宗在位数年，从不召见大臣，朝政荒芜，阉党趁机专权，危害社稷的现状。上奏提出要恢复先朝便殿召见群臣议政的旧例。奏中直言：“时帝在位数年，未尝一召见大臣。尊素请复便殿召对故事，面决大政，否则讲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但刚愎自用的熹宗对黄尊素的建言不予采纳。

天启四年八月，阉党头目魏忠贤利用河南官员向皇帝进宫玉玺，借此向皇帝献媚。黄尊素识破其奸，为社稷民生计，他明知已经开罪魏阉，但还是据理上疏：“昔宋哲宗得玺，蔡确等竞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竞。本朝弘治时，陕西献玉玺，止令取进，给赏五金。此祖宗故事，宜从。”黄尊素在奏中引经据典，以本朝先帝不事铺张为由，最终说服皇帝中止此事，由此挫败了魏阉的阴谋。作为监察御史的黄尊素在任上屡犯龙颜，直刺阉党。因此，魏阉对黄尊素怀恨在心，伺机必欲除之。

（二）三疏魏党，风裁著闻

万历晚期，阉党专政，危机四伏。朝中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整顿朝政，改革时弊。万历三十二年（1604），大学者顾宪成等人修复东林书院并聚众讲学，评议朝政。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受到众多学者的积极响应，朝中正直官员遥相呼应，一时声名大显。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登基后，未满月，因服红丸药暴毙。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后，其治国昏庸无能，长期沉溺于木工及斗蟋蟀，把处理朝廷事务的大权交由权欲熏天的太监魏忠贤行使；魏忠贤借机结党营私，勾结客氏，权倾一时，阉党专政加剧，朝政更加黑暗。朝中与东林人士派政见不合的朋党纷纷投靠有权有势的魏党，推波助澜，明王朝国政瞬间被推到崩溃的边缘。

阉党的倒行逆施，巧取豪夺，迫害忠良，与坚持儒家正义立场、要求改革朝政弊端的东林派人士发生了严重政治冲突。在这场事关社稷民生的生死搏斗中，黄尊素挺身而出，与朝中东林派正直官员一起与阉党展开了拼死较量。作为监察御史的黄尊素，面对凶神恶煞，毫无惧色，始终站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置生死于度外，三疏弹劾魏党。

天启四年（1624）二月，天灾骤降京城、三月又遭地震，乾清宫受震严重，明熹宗患病。黄尊素借天灾人祸万民惶惧之机，于十六日上奏，力陈时政十大弊端。《陈时政十失疏》末言：“陛下厌薄言官，人怀忌讳，遂有剽窃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敌国。廷无谋幄，边无折冲，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误国者护耻败之局。不于此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仇，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疏中，黄尊素指论时弊十失，尖锐指出：皇帝因讨厌谏官，阻塞言路，人人自危，不敢直言；于是小人得计，有恃无恐，朝政昏暗。并列举汉唐倾城之色丧权误国的历史典故开导皇帝，又挑明其严重后果：祸起萧墙，内无安国之谋臣，外无御敌之将士；而误国者则粉饰太平，国之危矣。黄尊素大声疾呼：“进贤退不肖”，锋芒直指当朝皇帝忠奸不分，黑白颠倒。然而，在阉党专权的背景下，黄尊素的奏折到不了皇帝手上。黄尊素明知奸臣当道，但忠谏之心不渝，表现出正直东林派人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事态的发展可以预料，阉党头目魏忠贤闻之，大怒，对黄尊素要施行廷杖，幸得大臣韩爌力救，黄尊素才逃过一劫；但还是受到了夺俸一年的处分。黄尊素与阉党展开正面的交锋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朝中东林派官员的斗志，也是对阉党迫害忠良之士的一次有力反击。

当时，东林派官员副左都御史杨涟有鉴于阉党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忍无可忍。为打击阉党的嚣张气焰，杨涟欲上疏揭露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行，意欲扳倒魏阉。黄尊素接魏大中通报后权衡再三，认为“除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之乎？”以此劝说杨涟，要想铲除君王身边的小人，前提是要有内援，只有内外结合，才会成功。反之，不但无损于魏忠贤，而且我辈会遭受其害，切不可贸然行事。遗憾的是杨涟没有听从黄尊素的劝告，决意上奏。杨涟上疏后，结果不出黄尊素预料，“被旨谯让”。作为杨涟的生死同志，在这种情势下黄尊素只能挺身救援而没有其他退路。黄尊素不顾自身的安危，为声援杨涟的正义斗争，再次抗疏，痛斥阉党，疏中说：

天下有政归近幸，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为曲谨可用，不知不小曲谨，不大无忌；必以为惟吾驾驭，不知不可驾驭，则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极以来，公卿台谏累累罢归，致在位者无固志。不于此称孤立，乃以去一近侍为孤立耶？今忠贤不法状，廷臣已发露无余，陛下若不早断，彼形见势穷，复何顾忌。忠贤必不肯收其已纵之缰，而净涤其肠胃；忠贤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犹与士大夫为仇，继将以至尊为注。柴栅既固，毒螫谁何？不惟台谏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难矣。

在疏中，黄尊素将斗争的锋芒直指皇帝，直言皇帝是造成阉党专政的祸首：“政归近幸，威福旁移”。黄尊素认为，皇帝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置朝政于不顾，才被阉党利用；阉党无法无天，日益坐大。阉党得势之时，即是忠臣遭殃之日。为此，黄尊素强烈要求皇帝清除魏忠贤等阉党。在疏中，黄尊素已不再使用委婉的语言，而是剑指皇帝，用一连串反问的句式讽喻熹宗，表达自己的治国政见。疏中指名道姓地抨击魏忠贤欺世盗名，无恶不作的罪行。其目的是要规劝皇帝审时度势，认识阉党的罪恶，清除魏党。黄尊素明知奏折到不了皇帝手上，反而会将自己直接陷入对垒魏党集团的地步；但他必须这样做，他要与杨涟并肩抗争，声援杨涟的正义斗争。黄尊素的再次上疏，其后果可想而知。魏忠贤得疏后愈加嫉恨黄尊素。另外，由于杨涟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未从长计议，拒听黄尊素的忠告，贸然上疏，过早地暴露了东林派官员的政治意图，这也为日后反阉党斗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就在杨涟首疏、黄尊素再疏不久，工部郎中万燝也因上疏弹劾阉党而受到魏忠贤的残酷报复，魏忠贤矫旨将万燝廷杖一百。万燝被打得皮开肉绽，血横肉飞，四日后，毙命。万燝被杖死后，并没有让魏忠贤罢手，为打击朝中东林正直官员，继续大施淫威，凡敢于上疏请命的官员廷杖不误。面对魏忠贤的淫威，黄尊素针锋相对地与之斗争。万燝既廷杖，魏忠贤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诸言官诣阁争之。魏党小太监数百人拥入阁中，攘臂肆骂，诸阁臣俯首不敢语。黄尊素见状厉声斥责：“内阁丝纶地，即司礼非奉诏不敢至，若辈无礼至此！”面对气势汹汹的阉党爪牙，黄尊素毫无畏惧，挺身痛斥，小太监们才悄悄散去。

有鉴于魏阉利用廷杖酷刑迫害敢于直言的忠臣，黄尊素义愤填膺，不顾自身安危，又一次上疏：

律例，非叛逆十恶无死法。今以披肝沥胆之忠臣，竟殒于磨牙砺齿之凶竖。此辈必欣欣相告，吾侪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后世有秉董狐笔，继朱子《纲目》者，书曰：“某月某日，郎中万燝以言事廷杖死”，岂不上累圣德哉！进廷杖之说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刘瑾为之；世祖、神宗之朝，张璁、严嵩、张居正为之。奸人欲有所逞，惮忠臣义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谏之名，己受乘权之实，而仁贤且有抱蔓之形。于是乎为所欲为，莫有顾忌，而祸即移之国家。燝今已矣，辱士杀士，渐不可开。乞复故官，破格赐恤，俾遗孤得扶榇还乡，燝死且不朽。

疏中，黄尊素以廷杖忠臣有失皇帝德性为由，引经据典，揭露了魏忠贤阉党的滔天罪行，并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廷杖制度给予鞭笞，揭露阉党矫旨用廷杖惩罚忠臣是惯用的手段。同时，要求明熹宗恢复万燝的旧职，破格赐恤。疏上，阉党魏忠贤又一次被激怒。杀人眼红的魏忠贤那肯就此罢休，忠臣林汝翥还是遭到廷杖，杖后削职为民。黄尊素针对魏忠贤阉党集团的倒行逆施，相继连上三疏：第一疏在杨涟之先，第二疏继杨涟而上，第三疏在万燝杖后，三疏如利剑直刺魏党，显示了东林派正直士大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然而，由于阉党集团此时已经坐大，掌控朝政，对异己者实施严厉打击，东林派阵营的斗争力量逐步削弱。东林派首辅叶向高面对阉党乱政悲愤之极，又无计可施，无奈坚决要求致仕，得到准许。叶向高去职后，朝中正直的东林派势力已群龙无首，魏忠贤乘机变本加厉地迫害朝中残存的东林派正直官员。

魏党本身是明王朝腐败政治的畸形产物，一旦气候适时，便肆无忌惮地欲将朝中正直的东林派官员一网打尽。阉党用莫须有的手法诬陷东林派人士为“东林党”，并罗织罪名，精准清除。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党羽时任副左都御史的王绍徽还别出心裁地套用《水浒传》故事，对号入座，胡编乱造《东林点将录》一卷进呈魏忠贤，作为清除东林人士的依据。在所谓的“东林党”一百零八将黑名单中，黄尊素被列为《点将录》的第十七位，即“天罡星急先锋山东道御史黄尊素”，还被打成所谓“东林党马军八骠骑八员”之一，成为阉党必欲清除的对象。就黄尊素而言，其虽被阉党目为“东林党”要人，但考察黄尊素与无锡东林书院之间的关系，两者其实并无瓜葛，其从未参加过东林人士组织的任何学术活动。黄尊素之所以站在朝中东林派正直官员一边，主要在于政治主张一致和情感上的认同。黄尊素与东林派人士并肩抗争阉党，也并非因为他曾受到朝中东林派正直官员的提携，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格追求。黄尊素自少年起饱读史书，胸怀儒家的仁政社会理想，“志扫奸鄙”，爱国爱民。他容不得朝中阉党危及社稷民生，在大是大非面前，“良知”决定他的人生立场必为坚守道德正义而献身。在与朝中东林派官员的交往中，他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官员相知甚深，志同道合。正因为如此，黄尊素在与阉党的生死搏斗中，与东林派正直官员并肩战斗，生死与共，毫不退缩，成为同阉党殊死搏斗中冲锋在前的干将，这是其道德和政治立场决定的。为坚守正义，为社稷的安定，为民生的福祉黄尊素甘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黄尊素与其他东林派正直官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在反阉党斗争的策略上黄尊素表现的更为深思熟虑，他不但“謇谔敢言”，而且“深识远虑”。有鉴于天启朝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身处风口浪尖上的黄尊素行事十分谨慎。对朝中东林派某些官员的过激行为及时提醒，倡导有理、有节地与阉党作斗争。

首先，黄尊素认为，同阉党斗争要抓住主要矛盾，以掌控大局。当时，朝中东林派重臣邹元标等人纠缠与“三案”故事，而对阉党的阴谋失却警惕，黄尊素及时指出：“当邹先生长宪时，诸君子日追理‘廷击’‘红丸’‘移宫’所谓三案者，龂龂而争之。或谓公曰：‘今论人者，以三案为鉴。公胡无说于此？’公曰：‘三案已为成事，今日宫府所急，似不在此。'”在黄尊素看来，“三案”已为往事，当务之急是如何有效地与阉党作斗争，以保存自己的实力。黄尊素的判断是正确的，时值魏忠贤的权欲日益膨胀，千方百计排除异己。不久，邹元标、刘宗周等在朝东林派正直官员，被迫去职归里。天启四年正月，黄尊素上《请用讲学名贤疏》，要求重新启用被阉党排斥的正直东林派官员，但无果。

其次，在同阉党斗争中，黄尊素善于团结与东林派官员意见相左的其他官员，争取他们参与到反阉党的斗争中来，防止斗争范围的扩大化，而导致将这部分官员推向魏党。据《明史·黄尊素传》载：

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驳尚书南师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于大中，止之。最后，山西尹同皋、潘云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大中以尚友数问遗朝贵，执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数遗洛中贵要为言，大中卒不可，议用谢应祥，难端遂作。汪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已，知为尊素所解，恨甚。其党亦以尊素多智虑，欲杀之。

在黄尊素看来，同阉党斗争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决不能四面出击，树敌过多，甚至将朋友当敌人。黄尊素还严肃地告诫同志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吾侪其无阋墙以名外侮乎？”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正因为黄尊素在与阉党的斗争中，时时处处从斗争的大局着眼，及时阻止朝中东林派官员的过激做法，化解矛盾，团结了一批官员；所以魏党无法利用人际矛盾扩充势力打击东林派正直官员。因而，魏党对黄尊素更加恨之入骨。

再次，黄尊素在同阉党集团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把握斗争的时机与策略，绝不轻言弹劾魏党官员，反对操之过急，以免谋事不足，败事有余，反被阉党借机陷害。天启四年（1624）六月一日，杨涟弹劾魏阉二十四罪之前，黄尊素获知此事，认为杨涟此举不妥，竭力劝说：“除君侧者，必有内援。”杨涟不从，卒及于祸。工部郎中万燝遇害后，黄尊素深感副左都御史杨涟处境危急，劝他赶快离去，免遭阉党迫害，导致与阉党斗争力量的削弱，杨涟又听不忠告。由于杨涟上奏意已决，黄尊素的劝告无效。疏入后，即被魏阉所获，杨涟被捕，不久为魏阉所害，惨死诏狱；朝中东林派阵营力量严重削弱，斗争形势从此逆转。

第四，对那些思想倾向阉党，并与阉党有密切关系的官员，黄尊素也不把他们与魏党一样看待；而是做好转化工作，使其不至于彻底倒向阉党。东林派官员给事中魏大中抓住具有阉党倾向、与魏忠贤暗中交结时任礼部尚书的魏广微失职行为，欲弹劾之。黄尊素闻之劝说魏大中：“广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则挺而走险矣。”黄尊素认为，魏广微尚处在首尾两端之际，若此时弹劾，就会促其迅速倒向魏党，与斗争十分不利。但魏大中没有深悟黄尊素的远见，还是上奏弹劾魏光微。结果不出黄尊素所料，“广微益合于忠贤，以兴大难”。由于魏广微记恨东林派官员，最后成为魏忠贤的死党，助纣为逆，成为迫害朝中东林派官员的急先锋。天启四年六月，阉党逮捕杨涟、魏大中，并为阉党所害。“公哭之于野，恸。”

第五，对遭受阉党迫害而下狱的正直官员，黄尊素想方设法营救。据《明史·黄尊素传》载：“汪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已，知为尊素所解，恨甚。”歙人汪文言有谋术，仗义，狱吏出身，入京后，买了监生身份。汪文言人际关系广泛，能周游朝中诸党派，与东林派官员交往甚密。魏忠贤获悉后，借机将其打入诏狱，刑讯逼供，欲使其招供朝中东林派官员的所谓“罪行”。黄尊素担忧汪文言在狱中挺不住，危及诸正直官员，就通过关系将其营救出狱，魏党阴谋未能得逞。对此，阉党对黄尊素恨甚。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黄尊素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十分注重斗争的策略。他头脑清醒，善于掌控局势，化解危机，以足智多谋闻名于朝。正因为此，连魏党对其下手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伺机行事。

由于黄尊素坚定地站在朝中正义官员的一边，与阉党作坚决地斗争，阉党视黄尊素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据《明史·黄尊素传》载：“五年春，遣视陕西茶马。甫出都，逆党曹钦程劾其专击善类，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遂削籍。”阉党经过精心策划，先借机将黄尊素调离京城，待黄尊素一出京城，魏忠贤就授意爪牙工部主事曹钦程上疏弹劾黄尊素。罗织罪名，以助东林派人士高攀龙、魏大忠为由将黄尊素削籍。黄尊素被魏忠贤削籍后，即归里，十年宦海到此告终。

黄尊素归里后，在家重操教书旧业。不久，从京城传来消息，当年智审“梃击案”的东林派官员、时任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被诬贪赃入狱，最后竟被逼死于狱中。紧接着，魏忠贤开始策划重翻“三案”，大肆陷害“红丸案”“移宫案”中所谓的祸首，迫害东林派人士，连已故的东林派官员邹元标、李三才等也都受到削夺的处分。汪文言自被黄尊素设计救出之后，又因遭阉党御史梁梦龙弹劾，再度被捕入狱。随着阉党势力愈来愈大，朝中东林派正直官员的势力几乎被魏忠贤阉党清除干净，一场你死我活的反阉党斗争，最后以东林派官员的失败而告终。

从历史趋势看，在明末这场反阉党的斗争中，黄尊素的所作所为是基于对晚明现实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朝政腐败的本质性思考之后的自觉选择，并非是意气用事的简单站队。从思想文化源流上看，是受历史上清官和忠臣意识的驱使，是儒家仁政文化的体现。在动机上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从行为上看，黄尊素并不是那种隔岸观火，只会空谈，见风使舵的政客；而是从为国为民的儒家政治理念出发，不顾身家性命，投身于同阉党的殊死斗争；并非为一己私利而争权与朝、争利于市；而是注重名节、知行合一，视道德人格如生命的士大夫。在朝政危难之际，黄尊素挺身而出，表现出道义重于生命的忠义精神。

在这场反阉党斗争中，黄尊素经受了良知的考验、为官品格的检验，坚守了自己所认定的道德理想，为后世所敬仰，也为竹桥黄氏家族赢得了莫大的声誉。作为朝中东林派的中坚人物，尽管黄尊素作为御史官职并不高，但其胸怀大局、凡事从长计议，处事稳重，既敢于斗争，又注意斗争的策略。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善于驾驭时局，其胆敢批逆鳞，其识能破时局之谜，在诸多方面远非其他东林派官员所及。东林派官员在反阉党斗争中的失败，造成其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复杂的政治原因、社会原因，也有东林派人士自身的原因等。黄尊素与其他东林派官员的反阉党斗争，是明末社会正义与邪恶之间较量的必然要求，是难以回避的。因此，在事关国家何去何从的大是大非面前，黄尊素等东林派官员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舍身救世，视死如归，是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和正面价值。他们的反阉党斗争具有醒世、警世和喻世的社会作用。从历史规律的角度来认识这场反阉党斗争的失败，其最根本的政治原因是明王朝封建专制体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单凭正直的东林人士坚守道德正义、忠心维护朝纲是难以挽救封建专制王朝必然走向灭亡的这一历史趋势。具体到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凭借皇权血腥清洗朝野正直东林派志士的历史事件，是由于魏忠贤阉党集团私欲极度膨胀，结党营私，祸国殃民，其罪恶罄竹难书；因此，其所作所为无任何正面价值可言。魏阉借助明熹宗的荒政，并联合朝野反东林人士的党派势力，合力绞杀东林派官员；加之，朝中东林派官员在斗争策略上一再失误，斗争力量削弱，最后导致了反阉党斗争的失败。尽管反阉党斗争最后归于失败，但黄尊素等东林派志士的正义斗争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是永存的。这场反阉党的殊死斗争反映了东林派志士仿效前贤，以生命坚决捍卫儒家的道德正义，以身许国，表现出东林志士视死如归赴国难，以杀身成仁的悲壮气概，展现了人性、气节的崇高，激发了民众对阉党罪恶的认识和义愤。他们的正义斗争是时代所需要的，也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是以生命作证。其斗争的意义远胜于其在反阉党斗争中的种种失误。正因为如此，东林派志士的壮举、其独特的文化精神为世人所敬仰，也为后世所认同和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