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高人 士中翘楚——记天民楼葛士翘

八十年代，摄影家杨绍明访港，不知谁带他参加敏求精舍（香港收藏家团体）雅集，遇一老人家，交谈之下互知是四川老乡。老人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并能详言杨家四川祖屋的情况，你家门口怎样，屋里怎样。杨大为惊讶，这位老先生怎会这么熟悉杨家四川老屋？老人对杨说：回去问问你父亲（杨尚昆）吧！这位老人家，就是以收明清官窑瓷器闻名的大藏家天民楼老主人葛士翘。此后杨绍明再见到葛士翘的公子师科，说起他父亲还记得葛人高（即葛士翘本名）这名字。事缘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尚述）是四川共产党领导，当时的热血青年常到杨家开会，葛士翘即其一，所以熟知杨家情况。杨尚昆长葛士翘好几岁，没有直接接触，但葛当时在成都已颇有名气，所以虽隔几十年，而杨仍有印象。

葛士翘原名人高（一九一一—一九九二），后将人高二字合而为“乔”字，改称葛乔。三四十年代著述均用此名。四川成都人。约一九二三年，葛人高就读于成都盐道街四川省立第一师范，系公费生。葛深受左翼教师张秀熟（萧楚女老友）、省一师教务主任袁诗荛（罗瑞卿启蒙老师，中共川西特委）影响，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参加了张子玉（恽代英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和省一师同学周尚明等组织的“少年俱乐部”（借成都通俗教育馆地方成立的），同校参加的还有石邦榘等，在那里接受革命思想。少年俱乐部还有部歌，由刚从苏联回来的蒋光赤（慈）作词，卜超人作曲。这组织的同学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葛人高即其一。一九二五年，葛与周尚明、陈美生、周道钧等，在校内建立共青团支部，葛任宣传部部长。一九二六年葛人高与石邦榘、周尚明、陈平三等组织赤锋社。社员较多是省一师中的左派国民党南十三区分部成员，该社经常上街张贴标语，宣传革命。周尚明又邀班上同学办《砧声》壁报，葛人高把自己曾在《砧声》登载的长诗加以整理，投稿到《四川日报》副刊编辑部，李劼人为之加编者按语刊登，该事对一众省一师学生极具鼓舞。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省一师校庆时，葛人高、周尚明等演舞台剧，把蒋光慈《少年漂泊者》搬到校庆舞台上演出，葛饰主角汪中，周扮演张铁匠，陈平三演玉梅。校庆活动十分成功，吸引了不少学生参加赤锋社，赤锋社发展很快，成员占省一师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强，系当年成都有名的八大赤色社团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四川军阀易帜之后，刘文辉派亲信向育仁赴南昌面谒蒋公表示效忠，二月蒋委任向育仁为“整理四川党务特派员”赶回成都，分别向刘湘、刘文辉传达清党密令。不旋踵，“三·三一惨案”出，数百人蒙难，共产党省委书记杨闇公被剜目挖心惨死。四月十一日蒋发出“已克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遂有“四·一二”清党大屠杀之举。在四川则延至月底“厉行廓清”，而这回四川共产党早有准备，损失不大。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成都学校掀起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为了举行总罢课，成立成都学生联合会，葛人高以省一师学生会主席身份参加，负责宣传工作。后来葛另有任务，宣传工作由省一师共青团支部书记石邦榘接替。

同年冬，当局派杨廷铨任省一中校长，镇压学运。杨是成都大学校监，又是刘文辉二十四军军士教导队教官和军部秘书，并刚当选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候补执委。省一中学生力拒杨到任，以“石犀社”为核心，组织“拒杨同盟”，还发行刊物《拒杨洪声》。杨领兵数十入校，殴辱学生，强行接管校印，并迫学生签名拥护他，凡不签名者即开除学籍，遂有学生代表程进思等十余人被开除。这十余人即组成“离校团”配合留校学生驱杨，并于一月三十日在《国民公报》刊登启事作揭露。二月五日成都大、中学校数百学生在支矶石公园集会，声援省一中学生。二月十四日上午，杨只身来校办理招生事宜，约十点钟，以“石犀社”程进思等为首的百余学生到校长室找杨理论，责问杨为何武装劫校，殴打学生，并要求杨收回成命，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杨态度蛮横，坚拒学生要求，而学生群情汹涌，群起殴杨致死，众学生把尸首抛入附近水井中，一哄而散。是为“杨案”。

事情闹大了，中共川西特委严厉批评此过火行为，担心国民党必借机大举捕杀，当即决定，历次运动中抛头露面的师生都要撤退隐蔽。一众左翼头面人物即作闪避，据说葛人高坐花轿逃走。十六日凌晨，国民党为此事发难，成都“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向育仁派出大批军警，包围成都大学、省一中、省一师等多家院校，按老早已拟定的黑名单抓百多人。不经审讯，当天下午就在成都下莲池枪毙了袁诗荛、周尚明、龚堪慎、石邦榘、白贞瑞等十四人，是为“二·一六惨案”。被枪毙的十四人无一人是省一中学生，也无一人是有份打杨者。有一点可以肯定，大部分都是共产党精英、国民党眼中刺。葛人高当时若未能逃离，那么成都外北磨盘山的“二·一六”烈士墓肯定会刻上他的英名，也就不会有后来名满天下的天民楼了。

葛人高能幸免于难，一说他返校途中，在学校附近指挥街有同学告知校内正在抓人，因而未返校。而据葛人高兄弟葛人和忆述则另有内情。当日葛的“二姑母长女出嫁，二姑母无子，要他以舅老倌身份陪嫁送亲，所以他头天晚上就住在状元街青莲巷家中，因此幸免于难”。葛人高送亲回到二姑母家中才获悉“二·一六惨案”，沉默不语，表情愤然。葛人高是当局搜捕十五人的黑名单中唯一漏网的，家中不许他出门，在祖母的床后给他安了一小床，避了约一个月。适值幺姑父刘东塘任嘉陵道道尹兼嘉陵师范校长，遂趁幺姑母探亲之机带葛人高去南充（嘉陵道）。当日葛人高父亲葛履福和叔叔葛履松（人和父亲）黎明时雇用两乘轿子，人高匿轿中与幺姑母一同出北门，行至北门外四五里处驷马桥，葛父要他今后易名为葛驷乔，这就是葛士翘名字的由来（参葛人和《记翘兄早期点滴》）。

葛人高到南充后，得幺姑父刘东塘之助，在嘉陵师范任职。后来转赴北平，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为旁听生。虽然没毕业证书，但后来在上海常发表文章，名气大了，北大竟曾发聘书与葛乔，葛没有去，也不当一回事。但几十年之后，大概一九七九年吧，香港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归国观光团，葛也想参加，但如何证明自己是高知呢？就想起这北大的聘书，遂写信给还在南京的儿子师科（师科一九八二年才来香港）寻找这聘书，但没找到。

葛人高在北平时结婚。夫人张佩霞（一九一三—一九九〇），四川邻水县（现归重庆）人，家境优裕，思想进步，是学运积极分子。尝参加重庆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学生请愿大会，站在会场第三排，当军队向学生开枪扫射时，张佩霞全身倒地，方逃过一劫。还有一回参加暴动，从城墙上摔下来，幸只坏了腰骨。有几回则差点死掉。张就读于嘉陵师范，因而识葛人高，两个革命青年相慕相爱。一九二九年葛去北大时，张毅然离家，只身入京，下嫁葛氏。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北平生儿子，取名师科。葛夫人许多事迹都不愿说，知之不多。

葛人高后来去上海，与杨伯恺、任白戈、杨子青、沙汀等人办辛垦书店，地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杨子青认股最多，被推为董事长。“店名‘辛垦’由葛乔提出，取thinking（英语‘思想’）一词的译音，兼有中文‘辛勤开垦’的意义。”（《沙汀传》）沙汀的回忆录提到辛垦书店说，最勤快的就是葛人高，“他作经理，总揽一切”，后来不知谁请来叶青（任卓宣）加入，大家不喜欢叶，后来“杨伯恺以葛乔应专事译述为名，将叶青的同窗，南充一中的教员张慕韩弄来当经理，这引起书店内部的轩然大波”（《沙汀传》）。有些人退出，葛也退出，慢慢就散伙了。

葛人高通英、日语，著译不少，皆用葛乔名字发表文章，编有《当代国际名人传》，一九三六年八月由三江书店发行，大公报总经销，生活书店特约经销。书为三十二开本，五百多页，收录介绍二十五国九十二位政坛名人。在这之前的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九岁的葛乔已译有《世界经济及经济政策》［伐尔加（E. Varga）著］，葛乔不谙俄文，此书通过日文译本再译中文，由辛垦书店出版。书中时不时引用托洛茨基言论。抗战军兴，葛与沙汀、周文创立成都战旗旬刊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创办《战旗》旬刊，翻翻十六开本厚达二百四十一页的创刊号，可以见当时作者阵容之盛，计有葛乔、金仲华、刘披云、马宗融、李劼人、宋庆龄、胡绳、沙汀、周文等等，皆一时之彦。葛乔复撰有《战局的重心在江浙》、《北京会议与国际形势》、《民族统一战线与托洛茨基派》等文。葛也常在《世界知识》发表文章，如一九三五年第二卷第六期就有他撰述的《帝国主义在近东的斗争》一文。从一九三四年起，葛在《新生周刊》、《新认识》、《文化月刊》、《读书生活》、《通俗文化》、《现世界》、《人间十日》、《自修大学》、《文摘》、《时事类编》、《抗建》等刊物，以葛乔这名字发表了大量关于时局、国际形势的文章。至于还有不少用别的笔名发表的或以社论形式发表的，就有待专家们发掘和研究了。

葛乔抗战时在重庆，任《新蜀报》总编辑。《新蜀报》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创刊，是李大钊老友四川人陈愚生（合创“少年中国学会”）在四川军阀支持下创办的，陈毅、萧楚女二十年代曾任该报主笔。葛任职时的社长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秘密党员周钦岳（一九三五年重回报社）。《新蜀报》还有一位主笔兼战地记者石宝瑚，与葛同年，是北大经济系出身，与千家驹是死对头。后来千去了美国，见到石又成老友了。一九三二年底《新蜀报》来了位副刊编辑金满成，是周社长的同学。一九三六年金夫人陈凤兮自上海来重庆，也担任《新蜀报》新增加的“社会服务版”编辑。金氏夫妇就住在葛家隔邻，当年许多年轻人都是通过金满成陈凤兮家去延安的。金后来创办“香国寺消费合作社”，为居民卖平价生活用品和稀饭等，时常拿回一大堆破票子，叫葛师科帮忙拼。陈凤兮后来转到瓷器店工作。金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再扯远一点，金当年与陈毅一起留法，但没有参加革命，而是只搞文化。金在上海写性史之类文章，在张竞生办的刊物上发表，被人视为流氓文人。“文革”时候造反派批陈毅，金被捕，逼金揭发陈毅，金不干。金被抄家时抄出一张陈毅、金满成、杨持正三人（被留法同学称为“刘关张”）一九一九年在巴黎的合照，这张作为罪证之一的照片原件，后来到了军事博物馆，陈列在陈毅元帅那部分。摄影集《陈毅》第一张图就是这张照片。陈毅早年教金下围棋，抗战期间金在重庆与许多国手下棋，棋艺精湛，建国后，陈又多次与金下棋，但下不过金了。陈凤兮，潮州人，复旦新闻系毕业，曾做过何香凝秘书。“文革”前在《北京日报》编文艺版。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葛师科正巧到陈寓所探访，听她大谈“四人帮”事、天安门事件诸事。那时陈教中央乐团某人下棋，那人教她古筝，二人文化交流。

再说回《新蜀报》，抗战胜利前，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八日国民党逼周钦岳辞职，由国民党特务接手，迄重庆解放，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新蜀报》被重庆市军事管理委员会查封。

四十年代初，葛人高发现国民党查他的档案，共产党也查他的档案。前者疑他是共产党，后者疑他是托派（缘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尝到土耳其见托洛茨基，交谈后认为托正确，遂成托派。其子刘威立把一些内部材料让葛师科看，材料上列明葛人高为托派宣传部部长）。葛心灰意冷，不弄了，也不问政治了，从此远离文化界，一九四一年下海从商，转到重庆复兴面粉公司任经理，该公司董事长鲜英，总经理鲜伯良。鲜英可不是一般商人，他是民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旧日《新蜀报》社长，在四川名望极高，抗战年间，其重庆寓所特园，是共产党统战据点，董必武、冯玉祥称之为“民主之家”，食客不少，毛公誉之为当代孟尝君。鲜英六十大寿在重庆的宴席，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座上宾客。

葛乔要远离政治，但旧日一众老友没有忘记他，还在极力争取他重投党的怀抱。有人回忆罗瑞卿时常提及葛人高。抗战期间罗瑞卿陪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也要找葛，托人捎信相约。师科还记得曾见过罗这封信，提及：我们多年老朋友，不管有什么误会，谈他三天三夜，总能解决。你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不用顾虑太多。葛不为所动，还是拒见。任白戈也找葛，葛也不见，决心远离政治。后来他的藏品楼名“天民楼”，义取陶潜《五柳先生传》:“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葛天氏是古氏族，葛乔也姓葛，以作楼名巧用，示脱离政治，乐为天民，还我本来自由的决心。一九八七年香港艺术馆出版葛氏藏瓷，亦以《天民楼藏瓷》为名。

葛虽然远离政治，但仍念旧，仍照顾老友，而且有始有终，很讲信义。有一老友刘弄潮（砻潮），四川老乡，是当年省一师高年级第七班的老同学，闻名全校的活跃分子，一九二三年北大旁听生，一九二五年由共青团员转共产党员，曾当吴玉章秘书，一九二七年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八年由上海奔延安，留下两大根金条，每条十两重，拜托葛代为保管。两人后来失去联络，“文革”伊始，红卫兵抄家，葛在上海的家人怕金条被抄走，急往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现钞，当时九十六元一两，得一千九百二十元左右。嗣后葛到处打听刘的下落，写信与师科嘱查找，师科通过刘仁静儿子刘威立打听到，清华大学有一扫地的老人，可能就是刘。葛士翘托师科的大妹子找到刘，约是一九七九年吧，已落实政策，刘的境遇稍好些。刘说他早把这事忘了，人家躲也来不及，你们还找上门，真是比布尔什维克还布尔什维克。刘请葛把钱先存在香港的银行，每年把利息寄去，当时这利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刘家很解决问题。一九九〇年葛氏父子到京，去清华要找刘，才知刘已离世几年。刘本在清华马列主义教研室，刘公子也在清华教书，葛留下地址，请刘公子联络他。不久刘公子带着全家，包括妈妈、弟弟、弟媳到王府饭店找到葛士翘，葛说我已这把年纪，刘老遗下这笔款要一次了断，请问交给谁，大家推妈妈负责。返港后葛汇钱去北京，了却此事。葛师科对刘的印象颇深，还记得刘写钢笔字像拿毛笔一样。一九四八年刘尝劝葛师科看苏联小说，八十年代曾寄回忆录与葛，说的都是与第一代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交往的事。

一九四四年葛人高任复兴面粉公司经理时，与外交部秘书刘达仁（后来任台湾北美协调处旧金山处长）一起到印度加尔各答买面粉机磨辊，带回两盒劳力士手表，赚了第一桶金，触发经商之兴趣。抗战胜利，葛人高离开重庆，到上海自立门户，创办联兴贸易公司，经营四川土特产猪鬃等出口，进口车胎，生意做得不错。一九四八年全家迁台湾，但葛人高在台北只停一阵就到香港，主持香港公司业务，子女则一直在台湾住了一年多。葛师科念台北建国小学，毕业典礼是陈诚主持，毕业后只念初中一个学期，到香港住一个月，再回上海。当时在香港住北角英皇道海角公寓，据说马连良也住该大厦，在春秧街前，那时是海边，现还剩一面墙。在寓所阳台，可以看到月园游乐场。葛师科还记得一九五〇年大年初一全家回上海，火车票好买。葛师科从台湾来香港入境时没有交钱，行李被翻得一塌糊涂，但从港入罗湖桥，港方一群流氓拿着长铁棍，若不付钱，就会将行李捅破，只好乖乖付钱。一过了桥，华界那边穿棉服的解放军很有礼貌，打开所有行李，严密检查，但帮你收拾得妥妥当当。葛为此还写了篇文章，很得老师赞赏，当众宣读。葛毕业后参军，当时中学毕业已不错，不会让你真的上战场，所以从未打过仗，在空军坐机关，搞搞资料。那时有句顺口溜：“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拿枪，稀里糊涂混个纪念章。”那时候时兴慰问志愿军，葛当时也别个胸章。

葛举家回上海几个月，葛人高自己折返香港，经营生意。上海的公司不久就被“公私合营”，只拿少许合营的定息（后来更不了了之）。当时股息供老祖母用，师科后来参军有补贴费，也供老祖母用。葛家财产历经战乱，什么都没有了，一九四九年重庆仓库大火，剩下的一大批货物也化为乌有，上海的公司也“合”掉了，所以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葛人高在港从头再来，再白手兴家。

葛在香港做过许多种生意，纺纱、成衣、藤器……到六十年代末做家电，才赚到大钱。事缘有一犹太人去欧洲旅行，理发时看到理发店的吹风筒，灵机一动，心想若能引进家庭，一定不愁销路。后来通过一美国人做中间人，找到葛，三人合资成立康大电业有限公司，葛负责生产，在九龙新蒲岗设工厂生产电吹风，犹太人负责销售。生意好得不得了，生产多少卖多少，很快占领美国电吹风市场。牌子叫康乃尔，到现在还有（但跟葛已没关系）。电吹风高温，用航天员头盔的塑料做，讲得神乎其神，卖得贵，卖得好，每年翻一番，供不应求，遂赚大钱。后来越卖越便宜，变成儿童玩具，当年可是高级家电。

赚到钱之后，葛开始收东西，在集古斋、博雅、翟健民的师傅黄英豪处，买了不少。当时买的工艺品居多，后来才买些稍有文物价值的。到现在还保留一件彩瓷罐，是一九七〇年一月联斋吴继远父亲吴滔让的，当时当作道光仿乾隆买的。前些年曾交淳浩小高处理，后来发现是当年买入的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也就保留下来了。七十年代苏富比在香港举行拍卖之后，才开始买好东西。特别是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苏富比举办仇炎之藏瓷那场拍卖，买了不少精品。八十年代以后，参加了求知雅集，嗣后更参加了资深收藏家团体敏求精舍。这些团体定期搞展览，葛士翘为了展览有更好的瓷器展示，遂不断花大钱买精品。短短数年间建立起本港首屈一指的陶瓷收藏。一九八七年香港艺术馆为葛氏天民楼举行藏瓷展览，展出葛氏天民楼珍藏的六十五件青花瓷器、五十四件彩瓷、四十四件单色釉器，时代从十三至十八世纪，均为天民楼藏瓷中的精品，其中大部分是景德镇御窑的产品，反映出明清两代景德镇制作陶瓷技术的辉煌成就。展览会限于时间和地域，展览图录显得至为重要。葛氏对图录的设计印制，要求极高，花费也极大，但市政局硬性规定，图录印制费不得超逾三十万元，葛氏遂自掏腰包，赞助二百万元，得以高价礼聘当时最先进的日本名摄影师拍摄图版，并要求采用展开式插图，用旋转方法拍摄瓷器，使立体瓷器流畅的纹饰，如画卷般打开，在平面的纸上展示无遗。这是当年最先进最新颖的技术。而在编写展品资料、文章以至编纂目录的过程中，葛氏父子均付出不少时间和精力。这个展览会和展览图录的编印十分成功，令天民楼这堂号闻知于世。而当年香港艺术馆只以馆方付出的三十万元作成本计价（不计葛氏二百万元赞助），图录只定价六百三十元一套，迅即销售一空，二十多年后拍卖场偶有此图录出现，落槌价都好几万了。嗣后新加坡与中国台湾、上海等地的一流大博物馆，陆续邀请天民楼借出珍藏展览。如一九九二年台北鸿禧博物馆、一九九六年十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均曾举办天民楼藏青花瓷展览，影响深远。

葛士翘收藏瓷器书画等文物，从不考虑什么投资因素，而是真心喜欢，晚岁坐着轮椅，也要让师科推着去新加坡看徐展堂的展览，去上海、台北，看自己天民楼的展览。这可辛苦了师科，去各地都要护着父亲，无法观光。直到一九九二年一月，葛士翘还花八百多万元投得最贵的也是最后的一个碗，分期二、三月付清款项，四月就过世了。可以说，收藏癖好，至死方休。

由葛人高到葛乔、到葛士翘、到天民楼，由乱世到太平盛世，葛氏在人生每个重要阶段，都是成功的。人高是高人，士翘也确是士中翘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初稿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