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身上衣”

2001年春天，年逾古稀的杨振宁博士，又回到了清华园。那天一早，我们从北大赶往清华，对他进行预期的采访。杨振宁回忆：

“七七”以后一两个礼拜，我父亲跟我母亲讨论怎么办，那时候我母亲怀孕了，他们最后决定，还是回到合肥去。大概那天是7月20日。当年10月或者11月，日本飞机来轰炸合肥，人心惶惶。我们家从合肥搬到乡下三河镇。三河镇在巢湖的西边，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我父亲到长沙去，因为清华、北大、南开大合作搬长沙，在长沙开学，叫做临时大学。

临时大学的意思就是表示当时的国民党的政府猜想，这个战争可能只是暂时的，也许半年又可以搬回北平。

我父亲把我们留在合肥，他一个人在临时大学教书。到12月日本占领了南京，发生了有名的南京大屠杀。南京离合肥很近，我们在三河，我父亲在长沙，都非常着急。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我父亲1937年12月和我母亲通过电报，所以他赶紧从长沙赶回来把我们接走了。经过一个相当困难的旅途：先到汉口，从汉口坐火车到九龙，从九龙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再从海防坐火车到昆明。最后在1938年3月我们到了昆明。那个时候各个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每个人都走了不同的路线，都从平津这个区域跑到了昆明。那时候我一家好多人：我父母，我自己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后来还有一个堂哥、一个堂姐，我叔叔托我父亲也带着他们一块去昆明。

我记得那时候我最大的弟弟七岁，最小的弟弟才几个月，我母亲怕我们走在路上被冲散，所以她弄了些“袁头”，就是大洋，她就把我弟弟、妹妹棉袄拆开，每个里头放几个“袁头”，放一张纸，说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是杨武之的儿子，而杨武之将要是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希望好心人看见了，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昆明去。

古人有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对于杨振宁来说，慈母的针线更有一番国难家愁，毕竟他的弟弟妹妹们，这些离家的“游子”当年也太幼小了。也许是有这段经历，使得身为兄长的杨振宁一生都关爱着他的弟妹。留学美国时，他打工以照顾弟妹。

我们到了汉口后坐火车到九龙，火车上挤得不得了。记得那个火车走得非常之慢，不到长沙，忽然就停了。火车的负责人说赶快疏散，日本人要来轰炸。我们就都从车上下来，就跑到旁边一个丘陵里躲起来。果然日本飞机来了，它没有轰炸，只是扫射了几下。日本飞机走了，我们又坐到了火车上出发。这样的事有好几次。

从越南到昆明，火车挤得简直是一塌糊涂，有很多人坐火车顶上。火车过山洞的时候非常危险。他必须趴在那儿，要不然他就会被撞死。

众多师生和家属们从全国各地奔赴昆明。他们从各地先到广州，再到香港，转越南海防，再到昆明汇聚。

2000年杨振宁应邀来昆明，古稀之年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到当年住过的龙院村去旧地重游。

像杨振宁这样的大成功者，他做起事情来，只会有两种选择：一是不做，一是完全投入地做。

那天拍摄是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1点。杨振宁没有停歇，讲了三个小时。那时杜致礼夫人还在。到12点时，杨博士说：“我打个电话，让太太不要等我吃饭。”面对摄像机，杨振宁深沉的热情已经激发，一场面对历史的倾诉不可遏止。杨振宁生动而漫长的讲述，他对于遥远事件的有序记忆，一气呵成的叙述，可以说贯穿了西南联大的整个历史进程。在我采访中，这样的人物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