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族自治与保甲制度

晚清人说史家码史氏“聚族而处，昌衍蕃盛，不下数千家，为吾鄞望族”。这可能是一个粗略的说法。史天行说得比较精确，“计有七百余户，所业以工农为多，皆能恪守祖训”。民国时代是新旧变化时期，村里的管理方式除了传统的宗族自治外，还增加了保甲制度。

一、宗族自治

宗长。下宅五一房的史善岳（1845—1919），民国七年（1918）为宗长。史善和（1853—1919），民国八年（1919）为宗长。史善法（1856—1931），原名复善，字金兰，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卒，民国十年（1921）为宗长。民国十二年（1923）修家谱时，当时宗长是史善发。民国三十三年（1944）修宗谱时，当时宗长是史致泉（1880—1949？），字安泉。他是史善华的第三子，后过继给史善岳为子。作为史家码村最后一位宗长，史致泉没有儿子，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只能靠摆小摊为生。所以，东乡普遍有穷宗长的说法。

房长。民国十二年（1923）修家谱时，房长是史致铭、史致森、史悠勤。史致铭（1839—1925），字敬盘，号和寿，耆民，属下宅河西诗、礼、乐三房，民国十年（1921）起为下宅房长。史致森（1849—1927），乡耆，中宅百千万房。史悠勤（1847—？），民国十一年（1922）起为上宅房长，恩授迪功郎。民国三十三年（1944）修宗谱时，史悠珍（1883—？）是上宅房长。史悠钫（1868—？），字永林，中宅三一房，中宅房长。下宅五一房的史致淯（1886—1961），字安福，先为干首，后为下宅房长，他是史善华的儿子，史明德的父亲。史悠墉（1864—1937），曾为上宅房长。史悠松（1865—1938），曾为上宅房长。

干首。民国十二年（1923）的干首是史致淯、史久烈、史悠道、史悠瑾、史悠珍、史悠鹉六人。史致淯（1886—1961）、史久烈（1867—1928），下宅人。史悠道（1870—1950）、史悠瑾（1885—1959？），中宅人。史悠珍（1883—？）、史悠鹉（1853—1927），上宅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时的干首是史久桦、史久芬、史悠彪、史悠道、史悠全、史济尧六人。史久桦（1879—？）、史久芬（1881—？），字春福，上宅人。史悠彪（1896—？），中宅人。史悠全，字大耄，下宅人。史济尧是史久烈之子。史悠道之子史久香也担任过干首，说明干首有子承父职现象。

二、修宗祠

史氏祠堂是浙东四明史氏规模最大、建筑最华丽的宗祠，祠堂中的戏台也不同凡响。民国十二年（1923），宗祠修葺。民国三十一年（1942），遇台风，祠堂后殿被风吹塌，于是再次修葺。这次重修宗祠属于大修，墙壁重刷了。

“祖德留遗惟忠与孝，孙谋绍述非读即耕”，是刻在史家码村史氏宗祠八行堂戏台两旁的石柱对联。

除了共同的大祠堂，各房有自己的堂沿。有十二只堂沿，其中史氏十只（丁房一只，和房一只，礼义房一只，朝西堂沿一只，第三连两只，姚家一只，井头房两只，天保房一只），陆家桥有两只。古老堂沿不算在其中。古老堂沿是村民自己造的，属私堂沿。譬如建一排屋，有五间，中间的一定是堂沿。后来集中再造堂沿，这是公共的“中间堂沿”。有了公用堂沿以后，私用堂沿就用来放柴木什物了。堂沿是同房共用的公共活动场所，主要是红白喜事办酒席用的。堂沿4米宽，8米深，面积约32平方米。堂沿的作用十分重要，没有堂沿，人死了只能睡自己家里。如果有了堂沿，一旦人死后，马上移到堂沿中。念经拜佛、办斋饭、办酒席都在堂沿中进行。

三、修宗谱

宗谱五修于民国十二年（1923）进行，史悠华总纂。12卷，正谱7册，草谱1册。

民国十年（1921），议修宗谱，其时距离上次修谱已近二十年了。这次修谱的发起人是史悠泰（1877—1948？），字继福，民国三十三年（1944）谱序作“季馥”，是旧学小学的老先生。史悠泰发起并邀请宗族房长与干事到祠堂内商量重修宗谱相关事宜。“既需文墨，又需财政，殊非易举。”请人主修，开谱局，成本过高，只好请族内懂文化的人参与。于是就邀请史悠华主持，当时史悠华年已古稀。史久润也热心谱事，担任采访兼校对之职。“又以家乘之重，不可以不修，谋之族人而已，则担任其笔政，必使之条分缕析，始敢笔之于书，以传示其子孙。”“诚恐年深月久，人口蕃衍，凡男女婚配、生卒坟墓等项，未免遗忘，难以查考。”故“环顾本支，安于故土，仍理青毡者”，只有史悠华与史久润两人。这次修谱，体例照旧。

六修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进行，为旧学堂刻本，章大澍任总纂。史悠瑾、史悠泰任编纂。民国三十年（1941），史悠泰发起重修宗谱。史悠瑾（祖安）为总理兼发起人。因为史祖安要去上海经商，没有专门时间来修谱，于是委托自己的弟弟史悠珏协理，又聘请同县学人章大澍为总纂，村籍文人史天行（济瀛）为副纂。章大澍，文献记录较少。从1944年“七十有二”可知，他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字甘泉。“仆自民国以来，自游家居，奔走于商学两界”，可见是一个学者。当时正值日本人占领宁波时期，往来城乡须通行证，十分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克服困难，完成了修谱之事。“事变以来，户口凋敝，物价昂贵，流落散亡，所在多有。”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修谱，意见一时难以统一。结果，村里出现了借仙术来解决矛盾的《始祖灵济公第六届修谱乩笔训话》——“余在天之灵，然目击族内之事，未能忘情，今日略为开导。关于吾族修谱，实在有光泉壤之举，宜何等慎重，岂可轻视？老人前所派定，一切未能照办，可知各有高见，不能依老人之言，以致纷纷扰扰，深为可惜。史年裔孙，理宜顾全大局，宽厚待人，方能服众望所归，否则一味私见，岂能服人！……如曰心机侍笔者他人，可嘱史瀛裔孙先编第一本，请袁先生作序，史柏裔孙为总司采校。所谓总司采校，可将他人采访一律查对。如一切不听老人之言，谱局可以从此停止，着史方裔孙从中调停可也。闻谕之下，不觉人人战栗，个个丧胆，方知其事之不可缓也。幸赖族叔悠珏、宗弟金发热心为公，挽救大局，一再开会，使逆水复归于顺。因此积直进行，开板付印，谁不蒙其功德云尔！”由此可知，训话出来后，村民意见得以统一，家谱得以顺利编纂。

这次编修家谱活动得到了旅沪同宗会的很大帮助。“经商沪地者，复有同宗会之创设，每月杯酒言欢以联谊，如族中发起公益事宜，无不踊跃输将。此次重修族谱，亦得沪上诸族人之力为多。”当时的旅沪同宗会会长史久茂（1905—？），副会长史济照，理事员史悠进、史悠珍、史以久诸人均参与了修谱工作。史济照（1906—？），字锦蕊，上宅里房人，干首史久桦的儿子。史悠进（1901—？），字赐财，中宅百千万房人。史悠珍（1883—？），上宅人。史以久（1907—？），中宅人。这几个人都在上海经商或工作。村内的史金发（史久香）等也参与了修谱工作。这次修谱，地点设在旧学小学内，所以几个老先生均参与了编纂工作。“至历代世系及上中下史氏迁居他处者，均藉季馥先生一一奔走搜采而辑成焉，仆徒抄录襄校而已。”由此可知，四处搜集资料的人，主要是史悠泰。史天行（济瀛）为副纂，也承担了部分的编纂工作。

宗法体制下的辈分取名制度最有趣。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名字，称为“字”；一个是宗谱名字，称为“谱名”。同族同一辈分男子，按年龄大小分别取谱名，这叫做“有大有小”。谱名完全是宗法体制下的排位制度。谱名是何时确定的，这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明。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出生时取的名，其实多数是卒后才取的名，当然也有部分人生前会拥有自己的谱名。

四、进主仪式

所谓进主，就是进牌主。牌主分阴阳两种，过世的称为“阴主”，生者称为“阳主”。阴主的排列，分为两类，辈分高的人，进入总牌，写上名字。另一类辈分低的人，分列几排，供人祭祀。阳主，另列一处。一般五十岁要进阳主。进主，每人要交两袋谷。规定族谱二十年一修。修谱时，全体史姓人必须进主归宗。如果两次不进主，就开除族籍，家谱中不再列名。如此说来，修谱相当于宗族观念的检阅，接受者就是史氏后裔，不接受者就不是。由此可知，修谱是宗族自我管理的手段。进主仪式时，宗长穿戴豪华，风光一日。按理，进主活动是在宗祠修缮或宗谱修好时进行的，但民国年间由于战乱，民不聊生，所以没有及时进行。直到1948年，才举行开祠进主大典。

五、保甲制度

房长、干首是族内的职位，而保长则是政府中的职位。民国时期，史氏一共换了三个保长。

第一任保长是史悠道，字有涛，或作“友道”“有道”，属中宅井头房支。家谱称“民国初年，由本房公举，曾为祠庙干首。未几，又任保长、房长之职。一生忠直，守正不阿。公务临身，始未靡懈。前后两次修谱，均有伟大功绩，非若徒好虚誉者所可比拟也。其天性如此，故略载数语，为后世览者仰”。由此可知，他当过中宅房长。

第二任保长是史久梅（1888—1949），字庆祥，村人称“久梅林”。康大毛说：“史久梅是最好的，是回生堂药店的老板，史家码桥头弯下就是回生堂药店。他一般不跟别人交流，但会适时提醒别人。”康志海说：“我二十岁的时候，国民党三丁抽一，消息传过来，我哥都逃到上海去了。当时我哥去上海时，是史久梅当保长的。他不当了，人比较好，结婚来做司仪，拜堂什么的规矩他都懂，账房啥的也是他做的，样样会给你弄好的。因为有文化，人家对他评价很好。”史后法说：“村人称史久梅为先生，因为他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村人有什么需要写字的，总找他帮忙。例如做坟写坟碑字，订婚时写红绿四纸，即甲乙丙丁四份。”

第三任保长是史久香（1898—1950），字金发，是史悠道的儿子。家谱称其“一生慈善，见义勇为。有难相告，量力补助。尚气节，少吝啬。虽身处保长、干首之位，尤（犹）和悦颜色，无势力压人。所以一乡一族，多蒙其德，称道不衰”。由此可知，他当过保长与干首。史后法说：“史金发是我们自己门里人，同一个堂沿。史金发做过保长，从土地改革前面两年做起，做的时间不长。第一次做过不做了，第二次又做了。当时保长也要选举的，这个是上面选下面的，不是我们村里选的，是同保乡里提名的。他们家原来还有个酒坊做老酒。以前做漆匠老板，他爸做漆匠，他也做漆匠。漆匠兼地主，他是漆匠发家的。他这个人想得明白，有钱了就吃，每天一大篮菜，给儿子女儿吃最好的上市货。我们小的时候，他还没有几亩田，他的田都是后来买进的。抗日战争期间，上史有一个有文化的地主人家，他们家着火了，隔壁邻居也烧到了，人家要他赔。那个地主很老实，没有钱，就把田都卖掉了。他卖掉了二十多亩好田，这些田都卖给史金发了。金发田本来只有二十多亩，现在又购进了二十多亩，有四五十亩了。那个地主的田很好，都是上史村村前村后的，很有人要种的。这些地卖给史金发以后，他还没有一次付清，每年给地主多少。当时的普遍规则是‘种上还钿’，譬如我今天租给你十亩地，早稻收了，问你拿了一千斤谷。你明年还要种，今年的‘地脚谷’全部要交好。一亩地要拿人家二百斤，提早拿去，一般地主都没有这样的。有些地主不要早稻谷，要晚稻谷。人家地没有种，要先拿去，明年还要拿。放高利贷啦，你问他借两袋谷，明年要还他三袋谷。一个史家码贫下中农，壮丁钱交不起，要问保长拿，保长拿不出，要抽壮丁了，即抓去当兵。钱没有，人去抵。以前我们十八岁开始为甲级壮丁，乙级壮丁则是三十五到四十岁。甲级壮丁比如说交五十斤谷，每年下半年交不出，就被抓去了，抓到宁波，送到部队里去当志愿兵。谷子交不出的人，下半年到了，东逃西躲，有的到深山里去躲一阵。等到壮丁抓过了，风头避过了再回来。如果他要暴利的，抓去再保就很麻烦了，要钱保的，空头不能保。”由此可知，抓壮丁，购好地，成为史金发的两大“罪状”。康明通说：“他是很开明的。我父亲就时常在说，史金发为人很好，自己吃咸鱼，给我们吃鳓鱼。以前割稻人一般吃咸鱼，因为咸鱼吃不完，还可以腌着。以前我父亲、阿叔他们没活干时，就会去史金发家里干活。做了几个月，共产党就来了。他就是这么个好人，自己好鱼不舍得吃，给打工的长工吃，所以大家都在念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