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科技金融的概念和特点

从经济增长、创新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没有“科技金融”的概念，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却要归因于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的驱动以及两者的互动。在全面恢复熊彼特创新理论后，剖开新熊彼特主义宏观经济学，可以说它的核心是科技金融。这个概念由中国学者赵昌文等首创，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我国特殊国情需要提出科技金融的概念和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统一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强调国别差异，却没有充分研究中国这类经济大国结构变迁的特殊问题。中国的经济总量、金融总量和产业类型丰富程度都居世界前列，金融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却不健全，市场不完善造成创新的资源配置结构不好，投资效率低下。在追求长期经济增长动力时，主要动力是国家政策与投资而不是科技创新，增长模式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但在总量上又呈现出发达国家的特点，比如，我国主要金融总量指标的世界排名，M2总量和股票市场规模居第1位，债券市场规模居第3位，M2/GDP居第3位。但在科技实力上，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的第三梯队，要想成为全球制造强国至少需要再努力30年。(1)可见，我国经济金融系统有突出的“总量大、结构差、功能弱”的矛盾，以总量和边际分析为主的传统宏观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现象，而且其他国家表现出的宏观金融发展指标与科技创新的相关性，很难用来解释我国金融与科技的国际地位不对等现象。

我国迫切需要创新科技金融理论，相对同级别的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对金融功能的强调更为突出。西方经济学曾经忽视或怀疑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我国却一直主张“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很容易接受“技术创新需要金融支持”的观点。事实上，我国差不多所有需要扶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行业，都会提出金融支持的要求，因而我国各级部门的政策十分强调金融支持科技创新。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了设立创业投资、开办科技贷款，后来又陆续建设了一批国家高新区，颁布了一些关于金融改革与服务的政策。2006年，我国确立了自主创新战略，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及其配套政策，银行、创业风险投资、保险和资本市场等多元化的科技创新投入体系得到重视。其中，国家层面出台的78项配套政策有20多项属于科技金融范畴，各省市出台的570多个政策文件有近三分之一与科技金融相关。在金融端，管理部门也相继出台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本意是立足于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单向支持，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体现了根据科技企业特色创新金融服务和制度的要求，包含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的意义。可以说，在我国政策与实务层面，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互动有一致的理念。

从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科技金融有关研究文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科技贷款”一词首次在1983年出现，“科技金融”作为“科技和金融”的缩写在1985 年开始出现。2006 年，自主创新战略出台，推动科技金融研究显著增长。研究的主要力量来自科技领域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科技部等科技主管部门及其研究机构人员是最主要的研究群体，金融部门的参与度相对较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技部门对金融的需求，以及金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性。(2)

总之，科技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有需求、有共识，并且有很鲜明的实用政策导向。在我国经济理论还没有充分形式化的情况下，以基层探索、政策建议、制度建设、案例分析等方式呈现，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科技金融研究大量涌现，有可能走出一条从实践到理论的具有我国特点的科技金融理论化道路。

二、宏观经济发展视角下的科技金融概念

从已经产生的科技金融概念来看，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区分科技与技术创新，强调知识商品化和商业化生产才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以及与金融直接发生关系的因素，其中不包括科学基础研究，因此采用“技术创新金融”或“技术金融”这样的概念更为合适。我们认为，“库兹涅兹事实”揭示经济增长的技术动力，其基础是现代科学，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增长是现代经济的特征，而且，我们吸收了发展经济学肯定政府对经济有推动作用的观点，主张政府在“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高风险阶段要承担责任，弥补市场失灵领域，这就不完全是商业化金融机构与技术创新的结合，因而我们坚持使用“科技金融”的概念。

国内目前影响比较大，引用率比较高的“科技金融”概念有两个。2009年，赵昌文等在国内率先提出“科技金融”的定义：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由向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房汉廷认为上述定义过于宽泛，提出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活动与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度融合，是由科技创新活动引发的一系列金融创新行为，并给出新的定义：（1）是一种创新活动，即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被企业家转化为商业活动的融资行为总和；（2）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即技术革命是新经济模式的“引擎”，金融是新经济模式的燃料，二者合起来就是新经济模式的动力所在；（3）是一种科学技术资本化过程，即科学技术被金融资本孵化为一种财富创造工具的过程；（4）是一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即同质化的金融资本通过科学技术异质化的配置，获取高附加回报的过程。(3)国内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科技金融”的定义，大体没有超过上述两个范围。

我们认为，上述定义抓住了科技金融多个方面的特征，指出科技金融实质是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融合以及产业化、商品化的激励作用，肯定了政策性与市场性兼具的特征。但是，两个定义都过于侧重金融的融资功能，上述科技金融定义可以简述为创新的融资和融资的创新。这与我们前述的金融功能观不相符，融资不能充分解释金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我们已经在经济金融理论回顾中指出，科技金融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上述定义没有将科技金融置放于宏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就不能充分揭示科技金融作为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和实际存在的国别差异。基于此，我们在上述两个定义的基础上，补充一个侧重于宏观经济的定义：科技金融是在金融业与工业分工的基础上，由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交互关系而共同作用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活动和制度。这样，就有可能将科技金融的概念放到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进一步体系化，并且产生了一个直接的政策建议：应当遵循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规律，高度重视科技金融的测算与量化分析，优化有关行业和创新的数据基础，健全指标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专业和准确的决策服务。

三、科技金融有别于一般金融的特点

科技金融概念的提出就意味着它具有区别于一般金融的特性，正是由于这些特性，需要对科技金融作出特殊的安排，包括国家战略、法律、风险管理技术、金融组织架构等。与一般金融相比，科技金融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PROFIT”体系。这个体系能用来判断一种金融模式是否属于科技金融。

一是突发（Paroxysmal）。一般金融服务的对象是成熟模式和技术，其变化相对连续和平滑，回报基本可以预期。而科技金融的服务对象是新模式和新技术，创新不可预期，其演变是跳跃的、不连续的，而回报可能会呈爆发式的增长。

二是风险（Risk）。与一般金融相比，技术创新失败的概率很高，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是国际公认的“死亡之谷”，科技金融需要特有的风险经营管理模式。

三是综合（Overall）。一般金融仅针对某个阶段的金融需求，服务链条短，通常期限也不长，涉及的关联方比较少，往往可以由双方交易完成。而技术创新从研发、应用到技术扩散、成熟，涉及到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科技金融需要考虑全链条、多主体的职能对接互补，否则某个环节断裂或者某类主体不到位，就可能造成创新失败。所以，科技金融强调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兼具市场性与政策性，兼用股权与债权工具。

四是前瞻(Forward looking)。一般金融在事前评估时通常参考历史过往表现，是“向后看”，假设历史能够延续到未来。科技金融则面对全新的领域，没有过往历史业绩可以参考，没有现成的估值基础，需要“向前看”。

五是智力(Intelligence)。一般金融面对成熟的市场，主要依靠既定的流程、制度进行操作营运，对专业化水平要求相对较低，相应的回报水平也趋向平均，不是智力资源配置重点领域。科技金融则需要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技术创新领域的关键知识仅由极少数人掌握，在商业化成功之前，技术创新融资实际是智力估值，是“轻资产”融资。能够对技术创新的前景作出判断，甄别出合格企业家的金融家也会有相当高的智力定价。

六是变革(Transforming)。从发展和演进的视角看，金融与技术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技术创新引起产业结构的变迁，金融工具、组织体系和制度也在创新。这种交互的变革创造了垄断利润，产生激励效应，推动经济发展。

科技金融涉及复杂系统，国内的数据积累有限，还不能有效支持以量化方法研究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的复杂宏观关系。我们认为，制度同时影响科技和金融行为，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的动力和结果，是科技金融体系的一个内生变量。因此，我们从“为科技创新而变”的制度出发，考察主要国家专门针对科技创新所做的法律和制度安排。根据主体性质和业务性质的不同，我们将科技金融划分为国家科技立法、政策性科技金融、资本市场与创投行业、商业银行、科技保险五个子系统，分别对主要国家在这些领域内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并且贯彻了前述的制度和结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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