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勇营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晚清陆军大规模地装备现代化枪炮，首推淮军。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湘军统帅曾国藩、淮军统帅李鸿章对先进的西式武器均有深切体会，只是二者对于采用西式武器的态度有所不同。面对弟弟曾国荃需用西式枪炮的请求，曾国藩以鲍超军中无西式枪炮也“屡当大敌”的事例，告诫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39]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也用和春江南大营中装备西式枪炮“无救于庚申之溃”的事例，阐述“在人而不在器”的思想。[40]其后，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虽然赞同购置、使用西式枪炮，但仍强调“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41]在曾国藩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冷、热兵器各半，成为湘军武器装备的基本原则，“每营四哨，每哨八队，火器占半，刀矛占半，所带各营皆如此”。[42]湘军一营之中，共分38小队，其中枪队（抬枪8队，小枪9队）有17队，抬枪、鸟枪仍是枪队之主体；炮队2队，装备劈山炮；刀矛19队，以长矛和长刀等冷兵器为主。对西式武器持保守态度，应该是湘军一以贯之的作风。中法战争期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就说，“特是湘军营坚战勇，而于洋式军火每多不屑深求”。[43]

淮军初创时虽沿袭湘军编伍成军，但李鸿章并不墨守成规。尤其是援师上海期间，英、法军队的先进武器给李鸿章带来震撼的冲击，“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44]很快，在李鸿章的主导下，淮军开始大规模地装备西式武器。1865年李鸿章奏称，淮军普遍装备了西式武器，“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均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须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数万斤，均按月在上海、香港各洋行先期采买，陆续供支”。[45]除各营改用洋枪外，淮军抛弃劈山炮而装备西洋炸炮，设置独立的炮队。1863年初，在李鸿章军中，张遇春的春字营已有炮队两百名参与战阵，这是淮军正式成立专门的炮队，也标志着中国炮兵制度的发轫。1864年夏，淮军的开花炮队已有6营，分别是刘秉章1营、刘铭传1营、罗荣光1营、刘玉龙1营、余在榜1营、袁九皋1营。[46]1868年，镇压捻军起义后，淮军从西方购买并普遍装备了大批的前装滑膛枪炮，“如英国的博克萨、布仑司威克、洛威尔（Lovell）、卡德特（Cadet）、斯涅德（Snider）、格林纳（Grenner），法国的米涅（Minie）、德尔文（Dalvigne），以及德意志、瑞士等国的前装滑膛枪；有8磅、12磅、24磅、32磅、68磅、108磅等轻型、中型和重型火炮”。[47]此时，西方军队均装备后膛枪炮，而淮军配备的前装滑膛枪炮已经落伍。不过，西方各国也有一些新式后膛枪炮传入中国，如美国的林明登枪、英国的士乃得枪、德国的克虏伯后膛钢炮。李鸿章比较各国枪炮优劣后，“拟令各营酌换士乃得枪，而间以林明登，认真操习，由渐而精”；至于火炮，先是购买德国“克鹿卜大小炮五十余尊”，后又发现“美国格林连珠炮为精捷”，购买数十尊“以备游击要需”。[48]李鸿章时刻关注着西方军事技术的发展，他发现同治初年“洋人与我军所用者皆系前门枪炮，尚无后膛名目”，其后，“西洋军实日新月异，各国尽改用后膛新式枪炮，操练精熟”。[49]光绪年间，李鸿章又购置了德国的毛瑟枪、法国的哈乞开思枪等两种后膛步枪，饬令淮军更新装备，将士乃得、林明登前膛枪“一律改用哈乞开思、毛瑟等新式”，试图仿照“西兵枪用一式”之法，初步实现制式划一。[50]李鸿章还在原淮军炮队的基础上，陆续添购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数百尊，参酌德军和淮军营制饷章创立炮队。[51]淮军的武器装备紧随西方武器的发展步伐，经历了从新旧枪炮、冷兵器混用阶段到普遍使用前装滑膛枪炮的阶段，再到后膛枪炮的阶段。“要论中国近代军队首先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改用西洋新式兵器，使那运用古老简陋兵器的军队，改变为近代化兵器的军队，实自淮军始。”[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