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扩大内需与可选择的产业转型升级序列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其实是一个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配置和再配置的问题，它们都无法回避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中国目前过度的生产能力如何消化？过去我们在国内消费力低下的条件下，把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廉价商品消化在了欧美国家的市场。它的后果是：消耗了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造福了发达国家民众，但人家并不领情，遭到人家的嫉恨，说是中国产品挤占了人家的市场，导致了人家工作岗位的转移和消失，毁坏了人家的经济基础和正常运转体系。更有甚者，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超级学者，还屡次抨击中国说，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导致了美国的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

在“后危机时代”，可以预料的是，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可能是两个并行的、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降低过度的消费，后者要求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撇开西方国家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问题不论，就我国能够控制的政策工具而言，在我国的“去产能化”的过程中，除了会遇到前面所述的增长“阈值”限制、就业岗位可能消失的社会容忍度限制外，还会受到一系列其他变量的严厉约束，因而“去产能化”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

第一，体制和政策手段选择的限制。像过去那样普遍地运用行政手段推行强制报废生产能力的做法，在我国已经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并不可行。其实，我国过度产能的形成机制主要是市场导向的，或不成熟的竞争性市场导致的。欧美国家民众对“杠杆化”的消费能力的长期依赖以及持续不断的需求，是激励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低层次生产能力得以长期维系的根本原因；在分散发展体制下，地方政府在GDP导向下的发展冲动和无序竞争，是经济体系中低层次供给能力不断增长的现实基础。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涉及国家之间经济模式的协调，有的只能通过市场自身或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解决，运用行政手段来简单地压缩产能基本上是不可行性的。

第二，收入水平、市场容量和就业的限制。在城市中等收入水平及以上的居民对生活用品的需求已经基本饱和的前提下，依靠广大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和农民消化吸收过剩的产能，基本上是痴人说梦话。如果在今后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我国广大低收入者的公共保障问题，即压在中国普通民众头上的新四座大山--住宅、医保、社保和教育--的问题，不能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仅靠一点点补贴和优惠是启动不了市场需求的。但是通过迅速提高民众收入水平扩大内需的方式，又要受到我国现有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的制约，如果贸然大幅度提高民众收入水平，除了会恶化中国的投资环境、迫使更多外资企业加速撤离中国市场外，还会鼓励国内外企业加快用机器替代劳动的自动化进程，这样一来反而更加难以解决中国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水平问题，因此短期内通过大幅度提升工资水平来迫使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是一个不可以选择的激进方案。

第三，金融风险防范的限制。目前我国银行业贷款的流向偏向房地产，因此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直接决定着银行业的风险。通过运用综合手段强制压低房地产价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对其的投机行为或投资冲动，同时也可以抑制包括钢铁、水泥、建材等在内的传统产业产能无节制的扩张，但这也不是一个可以任意选择的长期的最佳的政策手段。因为显然，传统产业不等于产能过剩产业，它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还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过度打压房地产业，不仅会付出极高的包括银行风险在内的经济调控代价，而且也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在无数约束面前，政策选择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协调。这归结到产业转型升级道路的选择：某些道路的选择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消化过剩产能，而有些道路则不仅能够起到正向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均衡。在我看来，产业转型升级有两个基本可供选择的序列或两条道路。

一个是以工业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即按照重工业化、高度加工化和技术知识密集化的要求，逐步把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另一个是以城市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即以构筑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为基础，依托现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的要求，逐步使传统制造业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序列升级，包括重点发展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如体现为现代服务业的信息技术、研发、设计、营销、文化创意等产业。

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在选择产业转型升级序列或道路时，最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庞大的就业人口和过剩的产能这两个因素的约束。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分析，中国目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但这仅占全国人口的45%，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了80%。这既说明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任务艰巨，也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通过城市化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到2025年，中国城市人口还将增加3.25亿人，这其中包括2.3亿外来人口。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中国城市人口到2025年将达9.25亿，到2030年将超过10亿。这么浩大的城市化任务，给了中国一个协调增长、消化过剩产能和安置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巨大机遇，即中国既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城市化任务、实现持续的高增长和安排就业人口，也可以顺势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任务。

显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经济体来说，以工业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固然重要，却不能化解就业压力，也不能消化过剩产能，只会增加社会矛盾和摩擦，并进一步增加过剩产能，使经济增长始终处于社会不能容忍的“阈值”之下；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和产业经济理论，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工业，再升级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能是一个长期的自然演进、自我选择的过程，任何人为的干预和偏离竞争优势的扭曲，都只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中国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整个中国经济的成长轨迹，都取决于政府如何处理复杂的城市发展问题，从提供公共就业到给予成千上万的进城农民应有的教育、技能等方面的保障，让他们在城市过上梦寐以求的好日子，都与目前政府选择的产业转型升级方式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