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长三角应当率先转变服务业的发展方式

我们之所以要提出长三角地区必须率先转换服务业发展方式，是因为长三角地区过去虽然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但是那主要是制造业的发展和其发展方式国际化的贡献。长三角地区要率先转换发展方式，率先实现现代化，在新的发展时期和阶段，离不开服务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关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发展方式的特征，我们有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是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供给严重过剩，与服务业许多行业的投资不足和产出瓶颈现象同时并存，表现为“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后者要求我们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而前者则是人民生活在中国经济高增长态势下感到幸福感不强、和谐度不高的主因。这与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的现实相悖。由此，一方面，由于缺少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并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因为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如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不够发达，造成人民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及趋势严重不匹配。另外，制造业因供给过剩不得不维系单一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和粗放发展的基本格局。

二是长三角地区与整个国家一样，传统服务业进入过度与现代服务业进入不足同时并存，表现为传统服务企业的低利润甚至大量亏损倒闭与一些垄断性的现代服务企业获取暴利的现象同时并存。进入过度的是那些与城市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业有关的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进入不足的是那些技术资本密集的现代服务业，如流通、交通、通信、融通等，这些行业普遍与政府管制和行政垄断有密切关系。如据2010年3月我国626家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计算，无论是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还是管理层薪酬均值（行业薪酬合计除以公司家数），金融服务业位都居暴利行业之首，上述指标最高的五大行业中，还包括竞争严重不足的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等。

三是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全球化与服务业的本地化同时并存，发展动力严重不对称。过去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动力驱动下，其增长受全球市场需求的支持，但是服务业的发展方式因受其技术特征的影响和制约，还基本上是本地化的，受制于本地狭隘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在过去人均收入较低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有所下降的情境下，由于本地化的市场需求不振，因此服务业的比重就难以有实质性的提升。相反，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服务业的比重还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增长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此看来，转变服务业的发展方式，必须基于长三角地区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征，突破服务业在技术上不可贸易的初级特征，在信息技术等支撑下寻求全球化发展的理念和手段，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外包。

2010年5月国家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提出，到2015年长三角地区服务业比重要达到48%，核心区要达到50%；到2020年服务业比重要达到53%，核心区要达到55%。这一目标对大都市区（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来说似乎并不太起眼，但对于制造业比重远超过其他地区的东部发达省份来说，要顺利完成其实是十分困难的。我认为，根据过去的服务业发展方式进行简单的外推，上述任务对长三角地区整体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必须从科学发展的高度，通过率先转变服务业的发展方式，来真正实现上述国家目标。为此我觉得今后长三角地区，尤其是作为具有龙头地位的上海，在服务业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发展策略方面，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要像过去我们推进工业化一样，去推进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化和集聚化发展。过去我们局限于传统服务业的视角，在狭小的区域市场范围内发展传统服务业，使服务业的发展缺少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现代服务业在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融合和改造下，往往运用现代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运作，因此完全可以把我们过去发展制造业的政策和措施，运用到发展现代服务业上来，如运用空间集中和集聚的思路发展大物流产业、大金融集聚区，运用产业园区的思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服务外包产业等。尤其是上海，要利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集中、集聚的优势，借助于现代建筑群体大力发展现代总部经济，使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成为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力”。

第二，要像过去我们推进制造业市场全球化一样，去推动现代服务业市场的全球化。长三角地区尤其是作为全球性城市的上海，在下一轮发展时期中，提高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主要表现为让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分工，逐步使其市场突破区域性的限制而融入全球化，逐步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营销环节，通过新的全球化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为此要求我们像过去推进制造业市场“两头在外”一样，通过形成更加优良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软性基础设施，去塑造服务业发展的优良生态环境（要英、邓卓，2008），通过吸收国内外服务企业的直接投资，大力开发国际服务外包市场，通过更优惠和更优秀的发展平台和生活环境的塑造，大力引进先进国家的人才、技术和智力。服务业市场的全球化，是继制造业全球化之后，长三角地区把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转化为一个崭新的黄金发展期的最重要的体现。

第三，要利用长三角庞大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优势，在现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制造业的需求规模和其升级要求的优势，是长三角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大的市场潜力。为此，一方面，上海要利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市场需求潜力，制定更加特殊的政策和形成更具美誉度的诚信体系，大力吸引那些目前仍处于国外的服务业尽早进入上海的服务业集聚区；另一方面，长三角各地都要打破垄断，破除行政保护和拆除制度壁垒，通过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摆脱“自我服务”的低效率方式，集中发展第三方服务市场主体，做大服务业市场。

第四，要利用长三角地区空间上客观存在的结构特性，有次序地实现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大城市的“退二进三”的进程和传统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从长三角总体上而不是各个行政区域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刘志彪，2011）。目前长三角的副中心城市如南京、杭州等服务业发展在全区域开了好头，率先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格局。撇开江苏的苏北，浙西的南山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不说，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看，长三角地区大多数县市经济都属于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的发展地区，工业经济正处于加速发展或正待转型（即向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阶段。这种发展格局一方面会对上海等地的现代服务业提出巨大的需求，是上海等大城市中心扬弃一般制造业、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佳机遇，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地区千载难逢的调整过去“世界加工厂”的粗放发展方式，向广大欠发达地区“转移产业、留下公司”的战略性调整机遇。

第五，要利用我国“十二五”期间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加速实施的机遇，以及全国各地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良机，在扩大内需中内生地发展服务业。经济学早就证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比重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会较快增长，第三产业也随之较快发展，第三产业比重也会逐步提高。从长三角各地横向比较看，也可以看出存在着“城市化水平越高，居民对服务消费需求越大，第三产业比重越高”的规律性现象。城市化促进第三产业占比水平提高的机制，说到底是城市化提高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而我国各地在“十二五”期间规划实施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将使长三角从一个产能大区转化为消费大区，消费经济为主的驱动增长模式将为长三角地区服务业比重上升提供现实的基础。

第六，长三角大都市区尤其是上海，要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和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利用服务外包的内需市场日益扩大的机遇，抢抓国内服务外包市场这块大蛋糕。服务外包是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过去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基于全球战略性动机和节约成本的要求而发动。在“十二五”规划时期，我国发展战略从出口导向转为扩大内需后，国内市场的高度竞争将触发企业的外包动机，必然把那些缺乏比较优势的服务业环节外包给专业化企业，因而服务外包的内需市场将成为未来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但是现在由于在市场认可度、标准和诚信体系建立、信息畅通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市场培育期。

参考文献

[1]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2]刘志彪：《为什么我国发达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反而较低？》，《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吴敬琏：《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汇学人：经济 &社会》2011年5月30日。

[4]姚先国：《实施人才集聚战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今日浙江》2010年第4期。

[5]要英、邓卓：《全球城市：国际竞争的最新产物--评周振华新著 <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上海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6]郁鸿胜：《“十二五”期间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战略重点研究》，《城市观察》2011年第2期。

[7]W.J.Baumol,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41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