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回顾

基于产业互动和产业联系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对服务业协调长三角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问题的研究，应当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出发。因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必然会引致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长。根据斯密定理的基本思想，需求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通过规模经济性的提高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发展，使得许多原来内化在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逐步外部化（externalization），或者与制造业实现垂直分离（vertical disintegration），从而形成许多专业化的服务型组织。比如，当前各大中型城市中纷纷出现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广告策划与营销公司、贸易公司、研究与开发机构等就是例证。再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与增强的专业化理论，资本深化过程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有生产的迂回性与增强的专业化，而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与发展，无疑就是生产迂回性提高与专业化增强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又通过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促进制造业生产与运营效率的提高、产出附加值的增加，以及竞争力的提升等（高传胜、刘志彪，2005）。总之，按照斯密的思想，分工是通过专业化而提高生产效率的，而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既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又通过降低制造业生产中服务投入的实际成本而支持制造业的发展。

衡量服务成本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在通常情况下，服务的实际成本可以以其种类的多少来表示。我们知道，竞争性服务种类越多，实际成本越低。因为种类越多，向生产者提供的在一定产出水平下最优化其成本的机会就越多，灵活性就大。而如果服务生产是没有固定成本的，那么，市场上便会有无数种服务，因为工业部门中的每一个企业，它们都可能需要数量非常小的各种服务。因此，只要存在着固定成本，服务的种类就必然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

正如日本学者并木信义（1990年）所提出的，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相互角逐的是制造业的产品，而服务业则在制造业背后间接地规定着制造业的竞争力。这里，在制造业背后间接规定制造业竞争能力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业。另外，根据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竞争优势的培育，可以通过差异化战略、低成本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三种战略来实现。其中，目标集聚战略又可细分为成本领先指导下的集聚和差异化指导下的集聚两种战略形式。因此，一个区域竞争优势的塑造，说到底，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来源，即差异化优势和低成本优势。而服务业协调长三角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正是培育这两种竞争优势的最基本的来源。

正是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上述关系的思考，本章研究的服务业，其范围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而就研究视角而言，对于服务业协调长三角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产业层面来展开，也可以从企业层面来展开。关于产业层面的考察，其研究重点可以是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析，找出服务业在不同区域的结构和比例上的差异；而关于企业层面的考察，则可以充分利用模型分析的方法来揭示服务业企业空间布局的行为动机。后者是区域经济学有关企业区位理论常用的分析方法。在不太严格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会去细分企业区位理论和产业区位理论之间的内在差异。

因此，根据研究需要，本章将重点回顾产业区位理论的三大理论流派，分别是规范性产业区位理论、行为区位理论和企业地理理论。其中，规范性产业区位理论主要是源于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发表的工业区位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将选择在成本最小的地方设厂。该理论还认为，影响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聚集经济等。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一系列企业和产业区位理论。比如，Moses（1958）通过引进变动的生产函数进一步说明了如何变动生产规模与生产要素的数量组合，以决定最佳的厂商区位。德国学者廖什（Losch,1954）第一个将需求引进空间经济学模型，提出了决定企业生产成本最低的点并不一定等于收益最大的点（虽然后者正是产业所追求的目标）的观点。格林哈特（Gleenhut,1974）则尝试着结合“最低成本理论”与“区位相互依存理论”，试图以总利润最大来整合最低成本与区位相互依存的问题，以决定最佳区位。此外，Smith（1981）还从经济地理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了新产业区位理论，并发展出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空间成本曲线；二是可获利的空间边际。

行为区位理论最早是由Simon在其1957年的著作以及他和March在1958年共同发表的著作中提出来的。Simon透过实际观察的结果发现，不论经济人是否是一个最佳理性者，从他的实际行为看，均为追求满足者，亦即实际上决策者无法考虑所有因素，只能采取能使其感到满意的行动。Simon将这种行为定义为有限理性（Bound Rationality）。艾伦·普瑞德（Allen Pred,1967）则从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角度出发，认为人们所具备的智慧及所能获得的情报均有限，每一个区位的决定是基于各种不同情报及能力条件的结果。一般而言，情报越是充足，应用情报的能力越高，所选择的区位合乎最优解的几率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普瑞德还将前述概念与行为矩阵结合起来，并将其应用到不同的新工厂的区位决策上。行为研究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的是决策的过程常会受到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决策已不再仅仅经由个人做出，而常常是由大型组织或是由企业的决策层做出，这些组织包括政府部门及私人组织等。McNee（1960）在研究企业的地理区位时，正是认识到了这类大型组织存在的意义，并将此类团体命名为地区或空间组织机构（Area or Space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

而使用企业地理理论研究大型企业的热潮相对较晚，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企业地理理论的中心概念在于厂商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多少有能力去加以改善和利用（Hayter & Watts,1983）。此学派学者研究风格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并不局限于研究区位决策如何造成区位分布的结果，而是更进一步探讨非空间的一些决策因素所造成的地理上的效果。因此，企业地理理论方面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将传统区位研究重视经济环境空间因素的影响转换为重视企业活动可能对环境所造成的冲击与改变上。

从以上三大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简单回顾中不难看出，成本收益分析是任何一个企业在做出区位选择时都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并且企业的地理区位选择需要特定的空间组织机构来实施决策，而决策的结果又必须与一定的环境空间因素相协调。虽然上述理论主要是针对制造业企业，但对服务业在空间上的区位选择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