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宝钢工作期间，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能量是巨大的。

宝钢建设初期，提出要抢建宝钢，到处开绿灯，一路顺风。这是别的国家做不到的。宝钢有什么事情，无论请谁支持，都痛快地说，好，马上就办！因为他认为给你做的事情是他的光荣，他是为宝钢建设作贡献，是为国家作贡献，他有种光荣感、使命感。乘坐导弹驱逐舰去选民品工厂厂址，恐怕古今中外都难找先例。苏振华还说：“你们不要耽误，时间很宝贵的，我派军舰送你们。”这种制度的优越性，用好了的话，激发的能量是巨大的。宝钢早期的抢建，办什么事都是一路开绿灯，就是最好的证明。

反过来，这种制度也有另外一种情况，阻力同样是难以想象的。说宝钢搞得不对，应该下马，应该调整，便一路红灯，没有绿灯。1979年年底以后，还是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干，但却把我们骂得要死。我们照样干得很欢。你外面怎么骂我，我心态很好，我并没有受你多少影响。你说要缓下来，设备来了，材料来了，怎么办？要盖仓库，把它保管起来。盖仓库是国家批准盖的，你要花钱吧？好，这个钱我不盖仓库，我用来把厂房盖完，我把机器放到厂房里去，不用另外盖个仓库，还节省了土地。一举数得，这不很好吗？把厂房盖起来，把机器放到厂房里面，怕机器存放久了设备变形，就把它放到基座上，叫“就位保管”。就是把机器放到台架上安装就位，一通电就可以动了。当时提出，精密设备要维护，要通电，使它不要损坏。宝钢形式上停了半年，实际上没有停。后来一说续建，马上恢复施工常态，这都是智慧。

我感到，宝钢的队伍非常好。1980年12月确定要再论证，第二年6月底赵紫阳到上海，8月1日批准复建。采用就位保管的做法，没有耽误时间，后来进展很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干的时候，拼命干；要停下来，我想办法要停得好，而且准备好有朝一日重干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条件。这种做法得益于这支队伍，得益于一个好的指挥班子，包括各分指挥部的班子。

“堡垒容易内部攻破”，宝钢的堡垒是相当不错的，内部一直没出事情。我们整个班子20多人，分指挥部加进来几百个人。外面叫下马的人讲得很凶，但宝钢内部没有人里应外合。2008年宝钢建设开工30周年，为什么我要回去参加呢？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看看这些老伙伴。多年不见了，很多分指挥部的同志早就退休了，那天都去了，我挨着桌子一个一个地敬酒，他们都很高兴。一个人一辈子有这样的经历，是很欣慰的，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

第二，从人代会质询到进行调整，我面对的巨大压力。

“渤海二号”发生事故的时候，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撤职。“渤海二号”是海上的平台，应该讲是个责任事故。那个平台像座楼那么大，上千平方米，平台下面靠水面的地方，要做隔舱，上千平方米做隔舱要做几十个。万一这个舱有损坏的话，你一关闭隔舱，水就不会流到隔壁的舱里，就不会下沉。但当时买这个平台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不懂得隔舱的重要性，结果舱内一进水，整个下沉。当时，批评的调子很高，说是冒进、瞎指挥。

对宝钢，也有人说是“冒进”，是“洋跃进”的产物。“渤海二号”敲响的警钟，再加上市委总结六年工作，要算市委前一届班子三年的账，让我感到有点山雨欲来的味道。林乎加专门给我打招呼，他当时已经离开上海，到天津当书记了，他说：“锦华，你要注意，所有宝钢的东西，跟你有关的文字材料，一定要一份不落地保存起来，万一有一天人家要定你‘欲加之罪’，你喊冤得有根据。”我们关系非常好，我把他当兄长看待，这样的招呼是对我的爱护！宝钢所有我经手的重要批示、答复、文件，整整一卷宗，我都完整地保留了。后来我离开宝钢的时候，交给了朱尔沛。那段时间，我的压力，说重一点，确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跟家里讲，你们要有点思想准备，万一要对我“欲加之罪”的话，要相信我是清白的。是不是我把问题看得重了？也很难说。要是没有“渤海二号”事件，也不至于这样。

第三，把宝钢的厂址定在上海是正确的。

宝钢引进的技术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引进，我们总要按时投产，总要消化、吸收、有所创新。当时引进的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一家公司，而是几个国家、好多公司，这就需要把它总成，总成也是个本事。没有相当的技术水平，没有相当的专业技术力量，就办不成这件事。按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没有第二个省、市、自治区能超过上海。上海人才济济，行业齐备，协同条件好，有问题都可在全市范围内找到解决办法。

宝钢这个项目，要骂它的话，需要有一批有影响的人来骂，小人物不起作用；要捧它的话，也需要一批有影响的人来讲话。邓小平讲：“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我们这些人喊死了也没有用，邓小平对别的哪个企业讲过这样的话？没有。宝钢只有建在上海，才能把你摆在很高的平台上，让大家都盯着你。说你好话是盛名远扬，说你坏话则臭名远播。宝钢要摆在别的地方，邓小平会一去再去吗？那是不可能的。他到上海，就去看宝钢。陈云不也去了，多少领导人去看过？我看，中国哪个厂也没那么多重要人物去看过。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国务院的、人大的、政协的，都去过。这种影响对宝钢来讲也是种力量，批评你们是督促的力量，陈云不是讲“要苛求”嘛。如果没有这样的批评，你还苛求不起来。要表扬你们，劲头很大。到头了，邓小平表扬你们，不是到顶了嘛？！那还要怎么表扬啊？那就干得更欢了。这些事情只有上海能办，别的地方不可能。

第四，宝钢开创了中国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一条企业发展路径，一个样板，一种模式。

毛主席的钢铁情结是很深厚的。1960年，他找李富春、薄一波等几个人谈话，中心意思是：我们还要有实力，没有实力是不行的，手中没有米，叫鸡都不来。中国所以长期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就是我们钢铁生产少。毛主席一直想把钢铁搞上去。要把钢铁搞上去，究竟采取什么路子？从苏联引进鞍钢、包钢等企业，他不满意，说是“少慢差费”，就推行“以钢为纲”，发动7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结果失败了。到了60年代初，提倡“鞍钢宪法”，强调政治挂帅，推行了多年，钢铁还是上不去。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的钢产量才达到3100多万吨。

为什么后30年我们能一下子搞到年产5亿吨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发展的路子，模式对头了。这个模式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进口矿石，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设备，重视人才和创新，坚持循环经济理念和环境保护，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现在宝钢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期。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动力。

第五，宝钢的意义不局限在宝钢，它的现代化建设、环境保护和企业管理，对全国各行各业都有积极的影响。

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是1977年年底。去之前，专门去了天津看天津钢厂，去杭州看杭州钢厂，上海的钢厂我都看过。到新日铁一看，我们的工厂就显得特别落后。现在到宝钢一看，大家非常高兴。我陪卡斯特罗参观，他跟我讲，他到过世界上60多个国家，这是他所见到的最漂亮的工厂。

宝钢建成以后，给大家做了个榜样，而且宝钢开放了所有的资料，兄弟钢厂来看，通通无保留地给他们看，你想看什么就让你看什么，你想要什么资料就给你什么资料，你要培训我也给你培训。首钢的高炉就是参考宝钢的。没有宝钢，去哪里拿图纸？

现在，中国工业的大型化、自动化，生产经营集约化，市场国际化，人才高端化，融资多元化，等等，都极大地拓宽了企业的视野，开拓了发展空间。从钢铁工业到家电产业，从汽车到高速铁路，无一不是走的这条道路。翻开日历到1978年，中国最早走这条路的是宝钢，正是在它的后面，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