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羊吃人”的社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这个奇怪的国家就是英国。莫尔关于羊吃人的议论，是直接针对残酷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而发的。莫尔写道：“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这种诙谐而辛辣的语言，深刻地说出了英国农民丧失土地的原因，指出了圈地运动的严重后果。

莫尔指出，凡是出产羊毛的地方，那里的贵族豪绅，甚至主教圣人之流，都不满足于祖传地产上的年租岁金，而是争相养羊，把农民赶走，把整片土地化做牧场，把房屋以至城镇全都毁掉，只留下教堂当做羊圈。

在英国这个奇怪的国家里，牲畜的生活也比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强。羊群尚有牧场和羊圈，而流离失所的农民却没有吃的和住的。他们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前程茫茫，无处栖身。如果铤而走险，那么就要被处绞刑；倘若沿街求乞，则也要被关进监牢。他们很想找工作，但找不到。他们习惯于种地，可是现在无地可种。关于圈地及其后果，莫尔在《乌托邦》中是这样写的：“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囊括几千英亩土地，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作流浪者，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莫尔为深受圈地运动之害的农民“大鸣不平”。他的这一大段精彩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原始积累时全部做了引证。"/>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莫尔还不可能更深刻地分析他所见到的和他所揭露的那些现象。他看到了当时英国的血腥立法是为了禁止农民流浪，但是没有进一步看出这些立法是要强迫流浪者在十分低微的工资水平下从事雇佣劳动。他说出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事实，但是未能看出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一个条件。

对于英国当时严峻的血腥立法，莫尔采取了否定态度。他反问，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去讨饭，不去抢劫，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对被剥夺生存条件的流浪者的惩罚太残酷了，而且酷刑无济于事。“本来，仅仅犯了盗窃不是大不了的罪，不应处以死刑。何况，当一个人走投无路、忍饥挨饿时，随你用什么样的重刑，也阻止不了他去盗窃。”

对于当时英国法律的阶级性质问题，莫尔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一伙富有者狼狈为奸，表面名义上代表国家，实则为私人利益打算。他们想出种种方法诡计，首先把自己已经骗得的东西保存巩固起来，其次是用极低廉的工价去奴役穷苦的人们替他们干活出力，如同驮载的牲畜一般。等到富人假借国家的名义，就是说，包括了穷人的名义在内，把他们的阴谋规定成大家必须遵守的东西，这种阴谋就当成了法律。”莫尔的这种认识，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法律绝不代表全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而只代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私利。这在16世纪不能不说是相当精辟的见解。

还值得注意的是，莫尔在批判英国的弊政时，曾经试图从经济上说明弊政的根源。他说：“假使私有制度存在，假使金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以为国事的进行就不可能公正顺利。”然而，莫尔并未有意识地把这一点确定下来，没有对这一点做任何的理论分析。

“羊吃人”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对立，引起了莫尔的注意。他说：“一面穷困不堪，一面又奢侈无度。”社会的一极是种地的、挖煤的、赶货车的、干苦工的、做零活的，他们终日辛勤劳动，手足胼胝，但是工资收入极其微薄，过着连羊群也不如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对社会来说一天也不能缺少，可是丝毫得不到社会的关怀。繁重的劳动折磨完他们的青壮年时期以后，贫病交加、穷愁潦倒便是他们的命运。社会的另一极是贵族、银行家和高利贷者，他们无所事事，整日游荡消遣，过的是穷奢极侈的生活。莫尔着重揭露了贵族，他写道：“有大批贵族，这些人象公蜂一样，一事不作，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即是说，靠在他们田地上作工的那些佃农。为了扩大收入，他们对这些佃农敲骨吸髓，重重剥削。只有在这点上他们是锱铢必较的。在其他一切方面，他们却是挥金如土。”莫尔以鲜明的笔调描述了他所看到的社会两极的对立，同情靠低微工资收入过活的劳苦群众。但是，莫尔还看不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贫富两极对立的历史特点，还看不出这种对立和以往的阶级社会的贫富两极对立有什么不同之处。

莫尔在16世纪，在资本主义刚刚发出曙光的“羊吃人”时代，就指出了私有制是劳动人民贫困和不幸的根源，就指出了消灭私有制是保证人人过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他说：“我深信，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如果私有制度仍然保留下来，那末，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重负下。”莫尔把英国的私有制社会同乌托邦的公有制社会进行比较时说，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的资源都不亚于他们，但是我们的国家没有像他们那样治理好，没有像他们那样繁荣幸福，原因就在于社会制度，就在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比我们的优越。不过，莫尔作为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不能正确说明社会制度优越与否的客观标准，而是求助于理性论，指责现存社会制度是非理性的制度，称赞乌托邦社会制度是符合理性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