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及基本经验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命题，但并不是没有经验可循。事实上，正如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所指出：“每当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头，我们党总是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是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22]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及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多次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活动，都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积累了丰富经验。
1.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
第一次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特点在于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于唤醒民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历史阶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形象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3]
尽管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过一些介绍，但真正有目的、有组织、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介绍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是最早公开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在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并于1918年底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系统收集、整理、翻译、介绍等工作。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报纸、期刊和一些宣传阵地，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比如《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就是重要阵地，后来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也纷纷参与其中，利用这些媒体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常识。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出现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17～1922年，《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少年中国》《时事新报》《星期评论》《国民》《今日》《曙光》《建设》《解放与改造》《新社会》《互助》《劳动界》《共产党》《湘江评论》《觉悟》《励新》《广东群报》《中华新报》等报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237篇，其中五四运动以后发表的为223篇。
二是成立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活动，比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了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收集、翻译、介绍方面的工作以外，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一些主题研讨活动，李大钊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研究会也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
三是成立专门宣传部和专门出版社，有组织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就明确提出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制定了宣传工作计划及宣传纪律，规定中央和地方组织要利用出版书籍报刊、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党的纲领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主张深入人心，并成立宣传部，又随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活动。当时主管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李达以其广阔的理论视野和过人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的宏大构想，人民出版社第一批就列出了当年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出版9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对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曾在1936年对斯诺说过这样的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4]这三本书分别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邓小平也说过他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25]
四是创办工人刊物，开办文化补习学校，发动和组织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结合。早期的共产党人十分注重对工人阶级进行启蒙教育，他们纷纷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各种文化补习学校，组织工人成立工会，启发工人阶级自觉。
五是深入农村，建立农会，领导农民打倒地主、豪绅，均分土地，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道理。把农民作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通过建立广大的工农联盟来壮大革命队伍，探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国情，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据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和掌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尽管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传播较多处于宣传和口号化的阶段，但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大特点是还原了理论大众化的本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像“闪电”一样触及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阵地，唤醒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觉意识，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一种自发的革命意识转变为自觉意识。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探索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
第二次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文艺团体和社会科学团体主动进行过一些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的尝试，开展过有计划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但从当时工作的主要任务来看，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
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社联”）成立。“社联”公开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旗帜，在其公布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强调要“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1932年“社联”北平分盟制订的纲领，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加紧社会科学大众化运动，深入工厂农村兵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一般大众。”1935年10月，“社联”在新修订的《联盟草案》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运动有一个特点，“便是它所依据的中国大众的文化水平都非常低，因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中国大众贫穷到连字都识不起，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是文盲。大部分的中国工农还生活在黑暗的迷信之中”，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盟员为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社会科学作用，要进行社会科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工作，要向工人、农民、小市民、学生和自由职业者仔细地明白地指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破产，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出路，苏联和中国苏维埃的艰苦奋斗和伟大胜利，一切政治经济斗争的经验教训；耐心地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认识，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及理论上的战斗者。”从“社联”的纲领来看，“社联”的目标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民众相结合，但是在对大众化的理解方面，他们把大众化与通俗化并列，把自己和人民大众区别开来，把理论大众化工作看成“化”大众的过程，就其工作实质来看，主要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工作。
“社联”盟员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念，而且他们还开展广泛的实践活动和理论通俗化的工作，艾思奇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艾思奇当时担任“社联”研究部主任，为了践行他们的理念，他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为《读书生活》杂志每期都写一篇通俗的哲学文章。1935年底，他将这些文章汇编成册，1936年1月以《哲学讲话》为书名出版。同年6月出版第四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大众哲学》以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例、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大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道理走向大众，为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范例。但是，艾思奇并不认为他的这本书是哲学大众化的工作，曾经有一位读者来信称赞他所做的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艾思奇回信说，他做的只是“通俗化的工作”，在《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一文中，他也称自己所做的是“理论的通俗化”工作。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对通俗化和中国化现实化的关系做了深刻说明，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运动，也就是把哲学用通俗的语句加以解释，这对于打破人们对哲学的神秘化，使哲学与人们日常生活接近，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修养，是有极大的意义的。但是仅仅做哲学通俗化的工作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艾思奇当时称为“中国化现实化”的工作，也就是使哲学变成人们的思想武器，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思想武器，这实际上谈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可见，当时“社联”主要做的工作是通俗化，因为通俗化是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通俗化的经验也是大众化的有益经验。
3.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
第三次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活动是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广泛、集中、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尝试，也开启了一条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教育活动的路径。从其性质和结果来看，完全可以将延安整风运动看作一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活动。
一是从整风运动的实质来看，延安整风运动所针对的问题主要涉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等基本问题，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思想问题都涉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态度、内容、形式等问题。
二是从整风运动的过程来看。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整风运动，整个过程贯串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延安整风运动是党中央直接组织和开展的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思想教育活动，党的主要领导人都直接参与了这次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表率作用。以毛泽东为例，他不仅带头学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带头讲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整理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专门用一节内容谈“学习”，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26]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确实存在一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竞赛的气氛。毛泽东还带头讲授马克思主义，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讲稿。此外，毛泽东还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人员比喻成“唐三藏”和鲁迅，认为“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27]，他还在党的领导核心中倡导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亲自提议成立“新哲学会”，倡导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正是党的领导核心强有力的领导和领导人的率先示范，在全党范围内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良好风气。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的运动。整个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主要针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集中动员、培训和学习活动，一方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另一方面研究党的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第二个阶段为全党普遍整风运动阶段，这一阶段的整风运动从少数党的高级干部扩展到全体党员和干部，具体包括普遍发动阶段、学风学习阶段、党风学习阶段、文风学习阶段和总结阶段等几个环节。第三个阶段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上述过程来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贯穿于整个整风运动的全过程。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有着充分准备的运动。一是思想理论准备成熟，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党在思想理论上基本成熟。延安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具备了相对稳定的环境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毛泽东接触大量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撰写了一大批理论专著，其思想理论更为成熟。二是资料准备充分，为了开展整风运动，党的领导人不仅亲自撰写文章、发表讲话，而且毛泽东还亲自编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三是组织保障有力，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化，党中央曾建立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在职干部的学习，并且把每年的5月5日即马克思诞生日定为学习节，在这一天总结一年来的学习经验，奖励学习上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为了使干部学习制度化，党中央还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专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一机构成为中央党校的发源地。
三是从整风运动的结果来看，延安整风运动一方面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另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思想教育活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开辟了通过运动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路径，形成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也经常采取这种运动的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这种运动的方式也容易出现很多“偏激”或“过火”的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较少使用。但不可否认，这种集中系统的运动方式，对于特定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依然具有十分独特的价值。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
第四次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活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全党为迎接新的任务，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了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各地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开展了普遍、大规模的学习活动。各种暑期学习会、干部训练班、短期政治学校应运而生，各大中学校、各机关、部队、工厂，到处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领导人高度重视。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亲自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早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8]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又反复强调：“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29]这就向全党提出了学习的任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也分别在各种培训班、军队和会议上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并带头进行学习，正是在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一个全国性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各行各业兴起。
二是干部学习是重点。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不仅对全党提出了加强学习的任务，而且还总结延安整风运动中曾经规定“干部必读”的经验，向干部推荐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他还说：“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3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就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干部理论学习的文件，1951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加强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并根据每个党员从事理论学习的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把干部教育分为三个层次，根据每个层次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领导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对各级党校轮训对象及轮训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1955年，中共中央又颁发《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同年10月，中组部、中宣部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中若干问题的通知》；同年11月，中宣部、中组部发出《关于如何组织高级干部自修哲学的两项意见》。1956年8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中若干问题的修正和补充的通知》，从上述文件的颁布来看，当时中央对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抓得十分明确具体。
三是各行各业全员整体推进。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不仅仅局限于党内和领导干部，而是在全国范围各行各业整体推进。在军队，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规定“在连队的教育时间内，暂规定以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以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百分之十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31]政治教育主要开设历史唯物论、中共党史和政治常识等课程。在学校，根据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32]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了“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的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的任务，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改定中学政治课名称、教学时数及教材的通知》，从1951年秋季起，初中三年级开设中国革命常识课程；高中二年级及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开设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课程；高中三年级下学期开设共同纲领课程。到1956年，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理论类课程基本成熟，成为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在工厂和农村，面对广大工农群众，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常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正是社会各行各业的全员参与和整体推进，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良好氛围。
四是理论工作者积极推动。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中，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推动对理论通俗化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几位理论工作者的工作具有代表性：如艾思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艾思奇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学习活动中去，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工作，那时他在马列学院任职，无论行政工作还是教学任务都十分繁重，但他仍然不辞辛劳挤出时间，到各政府机关、行政机关、大学校园乃至到工人群众中，做报告、搞辅导。1949年下半年，他在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等单位宣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1950年4月10日起举办社会科学讲座，第一讲就是由艾思奇主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共讲了23次，到6月底讲完第一遍，后应听众要求又讲了第二遍，全国有组织的听众有上百万人。其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当年就被列为各单位的理论学习教材，这本书到1955年共出了10版，到1959年共印刷了13次，发行量有上百万册，可见影响之大。再如李达，李达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早在1937年他就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读了十遍，做过详细眉批。1951年毛泽东《实践论》再版不久，李达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一文，接着，他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在《新建设》杂志上从1951年第3卷第6期分四次刊载。1952年4月，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发表后，他又赶写《矛盾论解说》在《新建设》杂志上从1952年第7期到1953年第1期分七次刊载，他还在《新武大》第99期上发表《怎样学习矛盾论》，向武汉市高校的教师做关于怎样学习《矛盾论》的报告。正是像艾思奇、李达等一大批知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带头学哲学、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工作，整个学习活动才得以推向深入。
五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具大众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其他理论大众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是在广大人民群众自愿基础上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广大人民群众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自内心地拥护和赞成，因而自觉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工作。这项活动中最典型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涉及知识分子要抛弃过去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进行清理的问题，可以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它要求知识分子先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一番剖析，而后再接受新的思想。当时人们把这个过程形象地比喻成“洗澡”，要洗澡就要先脱衣服，然后才能到水里洗澡，脱衣服是一个难为情的过程，但不脱衣服又不能够洗澡，洗澡后干干净净地穿上衣服，心情就舒畅了。
从这一时期思想改造的过程来看，尽管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这种由外而内的改造活动存在一些顾虑，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大哲学家都是自觉自愿参加思想改造，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知名哲学家，都发自内心主动地进行思想改造，自觉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
5.改革开放时期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
第五次大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活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起点，以恢复和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活动为主要内容而展开，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日益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系统化。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对在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的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活动日益走向系统化。此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基本内容的“三讲”活动、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等，既是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这一活动的基础上展开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在此基础上日益制度化、体系化的表现。
《通知》深入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容和精神实质，强调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理论、宣传与研究邓小平理论、对待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态度以及加强党组织对学习活动的领导做了明确规定，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日益走向系统化和常态化。《通知》对领导干部的学习任务做了十分明确的规定：提出领导干部学习的重点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和省部级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提出完善领导干部脱产进修制度；健全党委（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在职自学制度；建立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要集中一段时间（1998～1999年），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继续在广大党员中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章的活动，使之经常化、制度化。从上述文件表述来看，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活动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