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古代民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哀牢研究三题
——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1]
哀牢是中国西南一个古老的民族，曾经建立过哀牢国。记载哀牢国最早的文献是《哀牢传》，作者是生活在东汉明帝时代的成都人杨终，他写《哀牢传》的动因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国归附东汉王朝，此后，哀牢国王派遣使者到洛阳，在前往洛阳的途中是必须经过成都的，按照当时的政区管理关系，哀牢人分布区属于益州刺史辖地，所以要进入洛阳的哀牢国使者，必须先与益州刺史见面，然后再送洛阳，这个任务就是杨终完成的：“杨终以年终上计簿，引导哀牢使者同至洛阳，且进《哀牢传》。”[2]因为关于哀牢的历史都是杨终从哀牢人使者那里了解到的，所以杨终的《哀牢传》是较为可信的，为后来的《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历史著作不断引用。
古今学人对哀牢的历史多有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哀牢人历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颇具代表性的成果有黄惠焜先生发表于《思想战线》1976年第6期的《哀牢夷的族属及其与南诏的渊源》，王宏道先生发表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的《关于哀牢与昆明及濮的关系和族属问题》，张增祺先生发表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的《“哀牢”族源新议》，祁庆富先生发表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的《哀牢夷族属考辨》，申旭先生发表于《东南亚》1990年第4期的《哀牢问题研究》，耿德铭先生发表于《保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的《哀牢族属百年争议的再认识》，高文先生发表于《学术探索》2013年第5期的《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哀牢国”族属研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哀牢人的族属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热点。此外，近年来，还有人对哀牢人的文化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大多是把哀牢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而不是民族文化来看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何明、李东红先生发表于《学术探索》2006年第5期的《哀牢文化的性质与开发研究》。
上述相关的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哀牢历史及哀牢文化的研究，但存在的不足是对哀牢历史相关文献的深度解读不够，故本文试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解读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 哀牢分布区是中印两国重要的文化通道
在东汉王朝设置永昌郡之前，哀牢人分布区的地缘政治是复杂的，以鹿茤为代表的民族群体归附了东汉王朝，因此他们成了哀牢人攻击的对象，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国王攻击鹿茤，其间出现了“神助鹿茤”的事件，这个事件直接引发了哀牢归附东汉王朝。当时哀牢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茤，鹿茤人弱，为所擒获”。[3]但出人意料的结果却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箄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一场来自自然界的“震雷疾雨”使哀牢人的军队“溺死数千人”，哀牢王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茤，鹿茤王与战”，结果是哀牢人的六王被杀，就在哀牢耆老共埋六王的时候，“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显然在哀牢人攻击鹿茤人的过程当中，有“天神”帮助鹿茤人。这样的现象使哀牢人惊恐万分，“余众惊怖引去”。最后的结果是贤栗惶恐，对哀牢人的其他首领说：“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所以在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国王贤栗等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请求内附。[4]与此同时，哀牢国王还“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关于哀牢国王为什么要到越巂郡找越巂太守郑鸿投降，请求归附东汉王朝，前人研究不多而且不深入，我们认为其中蕴含着许多民族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
从地理方位上看，哀牢国王似乎应该到距离永昌郡更近的益州郡去投降，但是贤栗却选择了比益州郡更远的越巂郡，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哀牢人的分布区长期以来是中国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即从成都出发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越巂郡的驻地，第二个重要节点是叶榆，而在进入身毒的盘越国之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就是哀牢人分布的永昌郡。
从历史关系来看，哀牢人对越巂郡的认识与了解甚于对益州郡的认识与了解，所以哀牢人选择了向越巂郡太守郑鸿投降。
从民族关系来看，越巂郡虽然主要是氐羌民族的后裔分布，但是在越巂郡郡治邛都县生活的民族与哀牢是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邛都县“其土地，平原有稻田。其人椎髻、耕田，有邑聚。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牁相类”。[5]这是典型的定居的稻作农耕民族，其文化与云南境内的滇人、哀牢人以及牂牁境内的百越后裔的生产生活方式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哀牢人要到越巂郡去投降。此外，哀牢人在政治上还和整个西南的少数民族结成一个整体，在朝廷与地方少数民族发生冲突的时候，哀牢人常常作为主要的政治力量参加与朝廷的博弈，故《华阳国志·蜀志》说，东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因为越巂郡官员“赋敛烦数”，所以引起了遂久县少数民族的反抗，“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影响相当大，“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6]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之前，东汉王朝在西南的辖境还是维持西汉时期的辖境，即只有益州郡在西部沿澜沧江流域的比苏、不韦、巂唐等县，为今天保山市隆阳区以东以北地区，全部都在怒江以西地区，今天云南省的临沧市、德宏州的全部，怒江州、保山市的一部分地区都还没有完全纳入东汉王朝的版图[7]，但是因为哀牢人归附东汉王朝，东汉王朝以此为契机，建立了永昌郡，东汉王朝在西南的疆域一下子扩展到了与印度相连接的那加山脉，直接与古印度的盘越国为邻。[8]《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9]《后汉书·西域传》亦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10]说明在汉以前就有蜀人通过哀牢分布区到身毒贸易，张骞通西域时所见的邛竹杖、蜀布便可与《魏略·西戎传》中的“蜀人贾似至焉”相印证。
在后来的文献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度与哀牢分布区相连接，《大唐西域记》“迦摩缕波国”条说“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11]唐代印度的“迦摩缕波国”，任乃强先生认为就是今天印度的阿萨姆邦，也就是东汉时期的盘越国。[12]这条道路到唐代仍然有人在使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说印度室利笈多王朝时期，还有中国的和尚从蜀地到过印度，《新唐书·地理志》也说“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13]显然可以从永昌直接进入迦摩缕波国。
此外，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说哀牢分布区存在大量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的交易来看，哀牢人的分布区成了中印两国第一个边境贸易区。当然，中印两国的贸易在东汉没有设置永昌郡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悄悄进行。《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到的“蜀贾奸出物”，就是有一批蜀地的商人为了逃避税收，偷偷进入哀牢人分布区交易。绝大部分的蜀地商人不论是从成都出发经过邛地、叶榆，还是通过夜郎、滇国、叶榆，都是到哀牢分布区进行交换，只有极少数人进入印度的盘越国。反之亦如此，绝大部分的印度商人也都是只到达哀牢分布区进行交换，不再进入东汉王朝腹地。
除了民间的交流，许多官方的交流也是通过哀牢分布区完成的。例如敦忍乙、掸国、僬侥等与东汉王朝的交往都是通过哀牢分布区完成的，“永元六年（公元94年），郡缴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缴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14]而到了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国王雍由调又一次派遣使者通过哀牢人分布区向东汉王朝入贡，“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正是因为掸国把大秦的艺人引入东汉王朝的宫廷，所以汉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二 哀牢地区物产丰富、文化发达
哀牢人分布区江河众多，因此产生了与之有关的“九隆”神话、龙图腾崇拜与文身习俗。对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东汉“益州刺史部南部”[15]，我们可以发现，哀牢分布区为今天怒江和澜沧江的中游地区，伊洛瓦底江上游及其支流大盈江、瑞丽江流域，这些地区自然生态条件极好，物产丰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好地方，哀牢人就是以江河流域优越的自然环境作为自身发展的基本依托的。
在这样的自然生态背景之下，哀牢人和所有百越系统的民族一样[16]，有自己的龙图腾崇拜，沙壹“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17]的那段木头，后来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18]这一段记录虽然仅仅是神话，但是其意义十分重要，通过生动的描述，说明了几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第一，哀牢人的初祖沙壹是一位与龙交感而受孕的妇女，沙壹所有的孩子都是龙的孩子，因此哀牢人是一个以龙为图腾崇拜的民族群体，这与百越系统民族的图腾崇拜是一致的。
第二，哀牢国第一位国王九隆的王位是具有神性的龙授予的，因此具有无上的合法性，这就是历史上常常可见的所谓君权神授。
第三，为了表达哀牢人对龙图腾的崇拜，哀牢人把龙的形象刻在自己的身体上，于是哀牢人有了文身习俗。
在山地与江河交汇的许多地方同时又有许多盆地，从整体上构成了哀牢人的生存空间，温度、降雨等诸多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山地资源和丰富的物产孕育了较为发达的哀牢社会，由此产生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化模式。
正是因为哀牢人分布区物产丰富，再加上有众多的人口，所以他们的物质文明也是高度发达的。
首先，哀牢人分布区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蕴藏着丰富的贵重金属和名贵珠宝等资源，所有这些资源对支持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发展意义重大。《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19]因为有强大的农业文明支持，所以哀牢人的纺织工艺、印染工艺都比较发达，“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在当时最受人关注的纺织品除了“罽毲帛叠，兰干细布”之外，还有著名的“梧桐花布”，这种布的特点是“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对“梧桐花布”的使用还有特殊的文化禁忌，即“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
哀牢分布区蕴藏着丰富的贵重金属和名贵珠宝，这为哀牢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哀牢分布区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即琥珀）”。注引《华阳国志》说：“澜沧水有金沙，洗取融为金。有光珠穴。”注引《博物志》说：“光珠即江珠也。”“松脂沦入地千年化为伏苓，伏苓千岁化为虎魄。”
其次，哀牢分布区还盛产盐，永昌郡太守郑纯曾经与哀牢夷约定“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可见盐在哀牢人经济生活当中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富经济价值的物品。
最后，哀牢人分布区具有许多珍贵的动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哀牢人分布区有“犀、象、猩猩、貊兽”。[20]其中对猩猩的记述是目前汉文文献第一次对灵长类动物的人类学研究与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水经注》说：“猩猩形若狗而人面，头颜端坐，善与人言，音声妙丽，如妇人对语，闻之无不酸楚。”又注引《南中志》说：“猩猩在山谷中，行无常路，百数为群。”这首先肯定了猩猩群居的社会性特点。接着又说猩猩与人的博弈：“土人以酒若糟设于路；又喜
子，土人以织草为，数十量相连结。猩猩在山谷见酒及，知其设张者，即知张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骂云‘奴欲张我’，舍之而去。”猩猩这样的行为仅仅是在试探人的动静，因此很快就“去而又还，相呼试共尝酒。初尝少许，又取子著之，若进两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子相连不得去，执还内牢中”。结果还是猩猩上了大当，被人执入牢中。如果说猩猩与人博弈仅仅是思想与行为的表现，那么猩猩所具有的丰富情感是让人感动的：“人欲取者，到牢边语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择肥竟，相对而泣。”这些对灵长类动物的人类学描述在学术界是具有学术史意义的。
行文至此，关于哀牢国的人口数量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整个哀牢国是由77个部落构成的，除了哀牢国王和77个部落首领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哀牢民众，是他们构成了哀牢历史发展的主体，到他们归附东汉王朝的时候一共有“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数据，曾经有人怀疑过，认为一个西南边疆的民族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人口，但是如果进行一下稍微精细的计算，就可以发现当时的历史学家是有根据的，因为用77个部落数来除51890户，则哀牢国每个部落平均有674户人家，又以户和口的数量进行相关的计算，大致哀牢部落每家有11人，那么每一个哀牢部落平均人口数就在7000多人。这样相对精确的计算使我们对哀牢人的社会有了一个关于数量的认识，也使我们对哀牢在量上的认识更加具体而明晰。
正是因为哀牢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所以以哀牢国为主体设置的永昌郡就成了东汉王朝最大的郡国之一。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王朝人口在100万以上的郡国是：南阳郡有2439618人，汝南郡有2100788人，永昌郡有1897344人，豫章郡有1668960人，陈国有1547572人，颍川郡有1436513人，蜀郡有1350476人，渤海郡有1106500人，巴郡有1086049人，长沙郡有1059372人，河南尹有1010827人，平原郡有1002658人。[21]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从人口的数量来讲，永昌郡是东汉第三大郡，其中哀牢人占了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这对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贡献是十分明显的。
三 哀牢对东南亚傣泰民族的发展贡献巨大
通过对有关哀牢人史料的深度解读，我们认为哀牢人内部的政治结构值得研究。
哀牢人最高的政治结构系统，是以“九隆”为代表的哀牢国国王系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哀牢传》说：“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22]这是目前所知道的哀牢国国王的世系，显然从九隆到禁高之间的国王世系不可知，真正可以明确的是从禁高开始到扈栗（即贤栗）。从哀牢国的辖境内发现的青铜器来看，其青铜编钟、铜案、铜鼓、铜斧等都是国王政治生活当中的祭器，而且从龙陵、腾冲、昌宁、澜沧等地发现的青铜冶炼遗址表明，到了东汉时期，哀牢人已经拥有大量自己的青铜冶炼和青铜器铸造作坊。[23]
哀牢国王之下的第二个层次是哀牢国内部的部落首领系统，一共有77个，他们接受哀牢国国王的治理，他们虽然也被称为“王”，但不是“九隆”直接嫡系，仅仅是一些部落的首领，但是都拥有政治上的绝对权利，甚至在“穿鼻儋耳”等文化习俗方面都有特殊规定，例如“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24]
中国的国家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因此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一部分的哀牢国同样也具有多民族的特点，哀牢分布区之内不但有众多的民族，而且还有境外的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25]这一段文字是有些费解的，作者在短短不到100字以内，两次出现对哀牢分布区相关民族的记述，并且还有闽濮、鸠僚两个民族重复，其中的穿胸、儋耳是以民族风俗习惯命名的民族，闽濮、鸠僚、裸濮是东汉永昌郡辖境内的民族，僄越和身毒是境外的民族。[26]表明当时的人对边疆的民族情况在认识上还有些模糊，但是，认为哀牢人分布区有身毒人的记载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是第一次在汉文文献中出现中国西南边疆有身毒人的记载，说明东汉时期东汉的永昌郡已经和古代印度的盘越国在地域上相连接。[27]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哀牢人对东南亚掸泰民族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对此何平教授认为：“被称为哀牢的这些傣—泰民族的先民又从哀牢山向南向西发展，向南发展的哀牢人后来逐渐迁徙到今天的西双版纳和境外的老挝等中南半岛地区，并与当地的一些民族和后来又陆续迁往那一带地区的其他越人支系混合，逐渐形成了今天西双版纳的傣族和境外老挝的佬族以及泰国的泰族等民族。向西发展的哀牢后来归顺了东汉王朝，之后，又从永昌郡再往西迁，抵达瑞丽江一带。后来，又有一些越人支系陆续向那个方向迁徙，与早期的哀牢人混合，逐渐形成了德宏一带的傣族和境外缅甸北掸邦的掸族乃至印度阿萨姆地区的阿洪姆，即今天所称的‘大泰’。”[28]此外，老挝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史书和越南史书中也往往被称为哀牢，至今老挝还流传着关于佬族起源的九隆神话传说，其故事情节与古代哀牢的九隆图腾故事几乎完全一致。这里面反映的渊源关系是不能忽视的。[29]
[1]本文曾以《哀牢研究三题：历史人类学视角》为题，发表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33～137页。
[2]《哀牢传》“概说”，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80页。
[3]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848页。
[4]《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848～2849页。
[5]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04页。
[6]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04页。
[7]详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益州刺史部南部、哀牢”，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31、32页。
[8]详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东汉“益州刺史部南部”，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55、56页。
[9]《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第860页。
[10]《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921页。此处的“磐起”当为“磐越”之讹。
[11]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4，第799页。
[12]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325页。
[13]《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第1152页。
[14]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851页。
[15]详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东汉“益州刺史部南部”，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55、56页。
[16]关于哀牢的民族源流与民族族属问题，我们认为哀牢为百越系统的民族，详见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民族出版社，2007。
[17]以下皆见《哀牢传》，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81页。
[18]《哀牢传》，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81页。
[19]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849页。
[20]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849～2850页。
[21]见《后汉书·郡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3389～3532页。
[2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848页。
[23]李昆声、钱成润主编《云南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305页。
[24]以下皆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第2849页。
[25]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第428页。
[26]闽濮，闽濮的“闽”当为“孟”（孟高棉）的对音，因此闽濮就是孟濮，是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民族的先民，在中国境内就是今天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永昌郡内的鸠僚后来发展为今德宏、西双版纳地区及境外掸泰民族。值得强调的是，鸠僚是他称，自称则为傣或者泰。僄越，即建立骠国的民族，当为缅族。裸濮，亦即孟高棉民族的先民，即唐代文献当中所谓的野蛮。身毒之民即印度人。对这些民族的识别较为复杂，本文不做展开。
[27]详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东汉“益州刺史部南部”，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55、56页。
[28]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203页。
[29]刘稚：《东南亚泰佬族系民族源流初探》，《东南亚》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