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民族交往与丝绸之路
隋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最富庶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唐初奉命主持编纂《隋书》的大臣魏徵曾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67]所谓“殊俗”，是指中国周边那些不同文化和风俗的国家和民族，即“殊域”。他们对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艳羡不已，他们的官方使者和民间商人梯山航海，纷纷前来中国。
大业三年大年初一（607年2月16日），隋炀帝在东都举办春节宴会，会场展示种种文物器用。当时突厥族首领启民可汗入朝，接连两天上表，请求允许突厥改变传统习俗，穿戴汉族服装，采用汉族礼仪。六月份，启民可汗拜见北上巡幸途中的隋炀帝，再次上表说：“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68]大业十一年大年初一（615年2月4日），隋炀帝又在东都举办春节宴会，参加活动的除了朝廷大臣，还有多国使臣，当时“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按：原文如此）、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69]。
隋朝的综合国力和影响，使得隋炀帝滋生了骄侈心，他习惯于万国朝贡，称臣归附，对于蕞尔小国的妄自尊大、不讲尊卑、不知礼仪，十分恼火。大业四年三月壬戌（十九日，608年4月9日），隋炀帝在洛阳，“百济、倭、赤土、迦罗舍国并遣使贡方物”[70]。倭国（今日本岛国）国王多利思比孤派遣来的朝贡使小野妹子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倭国使者呈递上来的国书，其中有其国王以分庭抗礼的口气所说的问候话：“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很不高兴，对主管外交事务和民族关系事务的鸿胪卿交代道：“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71]后来，隋炀帝派遣裴世清出使倭国，倭国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国王亲自接见裴世清。裴世清回国时，倭国再派小野妹子随同来华，并派高向玄理等八人来华学习。他们学成返还倭国，以中国为榜样，进行大化革新，促进了倭国的社会进步。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左右佩银蘤，长八寸，以多少明贵贱”[72]。倭国这时才开始以中国的衣冠为样板，制作衣冠。倭国在大年初一行射戏饮酒礼，社会上流行的棋艺、握槊、樗蒲（赌博）等，都是这时期从中原学到的。唐高宗时期，倭国中懂得中国文化的人厌恶国名称“倭”，于是改国名为日本。
为了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务和民族间的贸易等事务，隋炀帝在洛阳外郭城南面的建国门外设置了四方馆，隶属于鸿胪寺。四方馆各设一位长官掌管日常工作，东方馆的长官叫作东夷使者，其余三馆的长官叫作南蛮使者、西戎使者、北狄使者。每馆使者的衙署，设置典护录事、叙职、叙仪、监府、监置、互市监、互市副监、参军各一人。这些官吏各司其职：“录事主纲纪。叙职掌其贵贱立功合叙者。叙仪掌小大次序。监府掌其贡献财货。监置掌安置其驼马船车，并纠察非违。互市监及副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73]
来到洛阳的外族人，来自东南西北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其中以西方国家和民族最多。这不仅由于隋朝的东面和南面是大海，北面是沙漠、草原，只有西面国家和民族最多；还由于裴矩在西北边陲与西域人士接触，联络感情，拉拢他们来洛阳。当时西域各族人，多到甘肃张掖与隋朝做买卖。隋炀帝把在东都担任吏部侍郎的裴矩派遣到张掖，由他掌管边地互市。裴矩同来到张掖的西域胡商们频频交谈，详细了解他们各自民族和国家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情况、政治状况、地理分布、山川形势，从贵族到平民，画出各个民族人物的长相和服饰，撰成《西域图记》三卷，除了文字记载四十四国，还绘制出地图。
《西域图记》中记载的国家和民族，分布在今日所说的丝绸之路沿线。丝绸之路从洛阳经过西安向西延伸，到甘肃敦煌后分为南北两条道路，到新疆境内又分作三条道路，通向中亚、西亚、南欧、北非、南亚。《西域图记》记载了具体情况：“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今新疆哈密市），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南），度北流河水（今中亚锡尔河），至拂菻国（中国史籍又称大秦，即东罗马，又称拜占庭。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南高加索的一部分，首都君士坦丁堡），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焉耆（今新疆焉耆县）、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疏勒（今新疆疏勒县）度葱岭（帕米尔高原），又经钹汗（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苏对沙那国（今塔吉克斯坦乌什鲁沙那），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伊什特汗），何国（曹国西），大、小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穆国（今土库曼斯坦查尔朱），至波斯（今伊朗），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楼兰，今新疆若羌县）、于阗（今新疆和田市）、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县）、喝槃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度葱岭，又经护密（今阿富汗东北境）、吐火罗（阿富汗北部）、挹怛（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忛延（今阿富汗巴米安）、漕国（今克什米尔北）至北婆罗门（北印度地区），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今西藏昌都地区）、南婆罗门国（南印度地区）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裴矩回朝，奏上《西域图记》，隋炀帝极其高兴，赏赐给他五百段绢帛，安排他在洛阳担任民部侍郎，还未上任，又提拔他担任黄门侍郎。隋炀帝“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接着，隋炀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朝灭掉吐谷浑，“诸蕃慑惧，朝贡相续”。十一月丙子（十三日，609年12月14日），隋炀帝由长安回到东都。裴矩以四周蛮夷朝贡者多，劝说隋炀帝在洛阳举办超大规模的乐舞活动。隋炀帝于是征集全国各地奇技异艺人士来洛阳，于次年正月十五夜（610年2月12日）在天津街表演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音乐舞蹈杂技表演者一万八千人，“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74]。夜夜如此，一直持续到该月底。
丝绸之路新疆段的三条路线
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不仅是国内贸易的大都会，还是国际贸易的大都会。在洛阳外郭城的里坊区内，沿着漕渠设置有三个市场。通远市位于洛河北、瀍河东，周围六里，有二十个市门通往市内。通远市旁边的漕渠中，常常云集着各地前来进行交易的货船，鳞次栉比，密不透风。另外两个市场都在洛河南面，西边的叫大同市，东边的叫丰都市。丰都市周围八里，十二个市门，市内有商店区三百一十二区，店铺三千多家，行业一百二十种。店铺建筑整齐，遥望如一。市墙内侧设有四百多所旅店，重楼长阁，互相辉映，外地商贾前来住宿，珍奇商品琳琅满目，堆积如山。政府为管理市场，制定了严密的法令，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市场的管理机构称为市署，长官称令，其下设肆长数十人。商人须向市署登记，取得市籍，才能在市场内做买卖。
高鼻深目的西域胡商出现在洛阳的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活动。大业六年（610年）正月表演百戏期间，来洛阳的胡商们请求进入丰都市做买卖，隋炀帝予以批准。为了向世界各国夸耀隋朝的富庶，隋炀帝命令丰都市的店铺一律加以装修，挂上帷帐，堆满货物，商人都身着华贵的衣服，甚至卖菜的也用龙须草席堆放蔬菜。胡商进入丰都市后，路过酒食店，店主邀请他们就座，免费招待酒肉，醉饱任去。店主按照官府布置的口径，对胡商们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值）。”[75]“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76]胡商中思维机敏的人却看出了破绽，指着丰都市内缠绕绢帛以御寒的树木问道：“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77]市人心虚，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回答他们。
出现在洛阳市场上的西域胡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昭武九姓粟特胡人，其国家为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国、戊地国、史国等，有伊朗一带的波斯人，有中东新兴起的大食人，即阿拉伯人。他们不远万里，驱赶着明驼骏马，沿着丝绸之路，往返于故国和洛阳之间。他们带来珠宝、香料，带回丝绸、瓷器；同时，西域的音乐、舞蹈、宗教，也随之传入洛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不断，到了唐代中叶，张籍作《凉州词》（凉州，今甘肃武威市）诗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沙漠），应驮白练（绸缎）到安西（安西都护府所辖的西域地区）。”[78]
1981年，洛阳市马坡农民送交一件隋代三彩波斯俑，被洛阳博物馆收藏。这件三彩俑高28.5厘米，通体施绿黄色釉。三彩俑带有强烈的异域风格，其人物造型为西域胡人，高鼻深目，八字胡须弯曲上翘。头戴扁形帽子，上身穿右衽翻领短袍，腰间束带，下身穿紧身裤，脚着毡靴，双腿并立，站在底板上。右手提着一把波斯水壶，左臂成九十度屈曲，左手握成拳头，紧贴胸前。[79]这件胡人俑反映了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西域胡人前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是隋代洛阳市场贸易国际化的形象展现。
隋三彩波斯俑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原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丝绸之路洛阳段，被列入名录的有汉魏洛阳故城内城、隋唐洛阳城定鼎门（含门内西侧宁人坊、东侧明教坊）和新安县汉函谷关三处遗址，定鼎门即隋朝的建国门。
[1]《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1页。
[2]《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3页。
[3]《隋书》卷二《高祖纪下》，第54页。
[4]〔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开皇十四年条，中华书局，1976，第5546页。
[5]〔唐〕杜宝著、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合刊本，三秦出版社，2006，第2页。此说为《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仁寿四年条采纳，第5614页。
[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130页。
[7]《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61页。
[8]李民、王健：《尚书译注·洛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94页。
[9]〔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第133页。
[10]杨天宇：《周礼译注·地官·大司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50页。
[11]《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2～683页。
[12]《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第1297页。
[13]《隋书》卷四十三《杨雄传附杨达》，第1218页。
[14]《隋书》卷六十八《宇文恺传》，第1588页、1594页。
[15]《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6页。
[16]《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第1578页。
[17]〔唐〕韦述著、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卷四《东都》，《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合刊本，三秦出版社，2006，第73页。
[18]〔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宫城》，方严点校，中华书局，1985，第131页。
[19]《大业杂记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合刊本，第15页。
[20]《大业杂记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合刊本，第4页。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8）下篇《释东都之坊数》第156～158页指出，《隋书·地理志》所记载东都103坊，未包括厚载门以西城西南隅地以及洛河南小坊；“洛南有九十六坊”，当为“六十六”之误写。
[21]《大业杂记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合刊本，第4页。
[22]《大业杂记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合刊本，第15页。
[23]《大业杂记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合刊本，第15页。
[24]《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6页。
[25]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26]《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72页。
[27]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原载《文物》1995年第3期，收入《中国古代建筑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187页、195页。
[28]《两京新记辑校》卷四《东都》，《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合刊本，第72页。
[29]《隋书》第1588页、834页、139页、1757页。
[30]〔唐〕道宣：《续高僧传》，郭绍林点校，中华书局，2014，第45页、327页。
[31]《全唐文》卷九百三十三，第4307页。
[32]《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大业九年条，第5673～5674页。
[33]《大业杂记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合刊本，第29～30页。
[34]《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大业元年条，第5618页。
[35]〔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第479页。
[36]十六院名称从《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大观》《十万卷楼丛书》《指海》等版本的《大业杂记》。“合香院”“耀仪院”，《河南志》、百卷本《说郛》本《大业杂记》作“含香院”“曜仪院”。按：“耀”“曜”通用。隋代洛阳宫城北有曜仪城，曜仪城北是圆璧城，圆璧城的南门叫曜仪门。《大业杂记辑校》第14页作“含香院”“矅仪院”，“矅”字误。《大业杂记》自序说：“贞观修史，未尽实录，故为此书，以弥缝阙漏。”作者杜宝系隋炀帝大业年间的学士，所记多为亲历，故可凭信。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五《隋炀帝海山记》却将十六院名称说成是景明、迎晖、栖鸾、晨光、明霞、翠华、文安、积珍、影纹、仪凤、仁智、清修、宝林、和明、绮阴、绛阳，与《大业杂记》说法竟无一处相同。《海山记》的说法是北宋小说的杜撰，不是实录。乾隆十年刊本《洛阳县志》卷十一记载十六院名称，与不同版本的《大业杂记》相同，只是“万善”作“宝林”，是《海山记》的说法。
[37]《唐两京城坊考》卷五《神都苑》，第145页。
[38]《隋书》卷五十八《柳
传》，第1423～1424页。
[39]《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和《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大业十二年条均作“壬午”。按：本月丙戌为朔日，月内无壬午。清人张敦仁《通鉴刊本识误》作“甲午”，今从之。
[40]《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第1300页。
[41]《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六《观文殿》，第1737页。
[42]《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第1099页。
[43]《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第1962页。
[44]《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第906页。
[45]《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第908页。
[46]《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625页。
[47]《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六《观文殿》，第1737页；〔清〕徐松辑《河南志》，高敏点校，中华书局，1994，第106页。
[48]《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第908页。
[49]《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一》，第808页。
[50]《通典》卷一百七十七《州郡典·河南府》，第4657页。
[51]〔清〕彭定求、曹寅等：《全唐诗》卷五百零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84页。
[52]《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三，第1327页。
[53]《全唐诗》卷五百三十四，第1348页。
[54]《全唐诗》卷六百零四，第1534页。
[55]《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五，第1558页。
[56]《全唐诗》卷六百五十四，第1653页。
[57]《全唐诗》卷六百五十五，第1655页。
[58]《旧唐书》卷九十四《崔融传》，第2998页。
[59]《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二，第449页。
[60]《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第137页。
[6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368页。
[62]〔北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45页。
[63]〔明〕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十二《形势》，《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子部第87册，第572页。“通济渠”“京口”原误作“道济渠”“京国”，径改。
[64]《隋书》卷四十六《杨尚希传》，第1253页。
[65]《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第843页。
[66]《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第843页。
[67]《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第2550页。
[68]《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突厥》，第1874页。
[69]《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88页。
[70]《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73页。
[71]《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倭国》，第1827页。
[72]〔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日本传》，中华书局，1975，第6208页。
[73]《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第798页。
[74]《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第1579～1581页。
[75]《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大业六年条，第5649页。
[76]《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第1581页。
[77]《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大业六年条，第5649页。
[78]《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六，第965页。
[79]徐金星主编《洛阳市志》第十四卷《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