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没有错过这趟车
奇侠
我于1978年从杭州考入了四川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回家乡工作，几年后出国浪潮把我推向了东瀛，目睹了日本泡沫经济将近20年的盛衰史。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又返回国内，定居在了令世界瞩目的北京。
国内改革开放一浪接着一浪，在别人眼里我像是浪尖上的弄潮儿，我以为人生就像一叶小舟，在命运的巨浪中前行，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因为现实的到来永远超乎人们的预计。
春天回老家，我去看望入住养老院的父母，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琢磨着人生的真谛，年轻时走东奔西马不停蹄，到了享受悠闲的黄金时代了，许多纠结和疑惑也豁然贯通。丰富多彩的生命过程，用美好心去解读，价值观都在自己心中。人生是一种感受、一场历练，只要你用心做了，输和赢都是精彩。
我父母是部队伉俪，转业到了地方，住在杭州离西湖咫尺的劳动路，一家六口人，奶奶掌管家务，我夹在兄弟之间是个活泼好动的嘻哈妹，三兄妹年龄各差一岁，温婉美丽的西子湖默默守候着我们长大，柳浪闻莺的绿草坪见证了我们追逐嬉笑的童年时光。
劳动路两旁长着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人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得很有规律。仅有两张棕绷床、两张木桌的陋室，冬无暖气夏无空调，物质匮乏但无忧无虑，家、母亲单位（省机械科学研究所）和学校步行三五分钟之遥，在家里就能听见学校的作息铃声。我们常常出了校门就跑进机科所的情报资料室玩，看着母亲整理各种文献和书籍报刊、打字编辑资料，在借书还书的工作中感受她的历史使命，我们近水楼台，在这知识海洋里感受着无穷的乐趣。
我们兄妹三人抢着玩弄打字机，模仿母亲飞舞的手指敲打键盘，学会了英文字母的发音和指法。母亲单位里面有篮球场、小型游泳池，有许多叔叔阿姨亲切的笑脸，他们有的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浑身透着单纯和质朴，逗我哥哥和弟弟学打孙悟空（猴拳）。在教育断层的年代，我们三兄妹在自然天成的宝库里尽情汲取养分。到我读大学时，叔叔阿姨还趁到四川出差的机会来学校看我，捎来了笔、纸等学习用品。毕业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母亲有一段光荣历史，她出生于上海一个大家庭，初中毕业后跟着家中二姐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是南京军区话务员兼文书。她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
曾在四明山打游击的父亲于1944年北上抗日，1945年日军投降后北撤泰安，去了原解放军通讯学校，又去了保定机场空军政治学校，还去过炮兵部队，是转战南北赴任陆海空三军的政治干事，1960年转业地方，任职于浙江省委组织部。他早起必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及时了解国家政策方向。“文革”开始前一个月调离杭州去绍兴地委工作，“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对此，我们兄妹仨全然不知也没留下阴影，只听奶奶有时候念念有词“今天游街队伍里好像见到了你爸”，一脸担心的神色。穿着大襟衫的奶奶一个字也不认识，可说起话来总让人幡然醒悟，蓦然回首。
1971年，我升入杭州第四中学读初一，当时正值中日关系解冻，学校将刚入学的新生分成三个连，分别开设英语、日语和俄语课。被分到日语班的我，被母亲硬拉着向班主任提出了换到英语班的要求，理由是全家都是英语党，明知个人意见行不通也不敢说父亲是抗日战士。但如今，谁也无法料到，当时如果换到了英语班，恐怕就踩不上时代浪花的点了。
我从上小学起就是三好学生，日语学习也不甘落后，好学生的“虚荣心”已然成了我学习的动力。在兄妹中，我的成绩总能让大人脸上贴金。记得那年父亲给了我一个精装笔记本，非常珍贵。我小心地用正楷开始写日记，那个笔记本一直保存到现在。价格不菲的笔记本饱含着父亲的爱心和期望。
1975年，家兄高中毕业去萧山农村接受再教育，第二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国家政策规定每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子女留城工作，眼见邻居好友们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被欢送去农村，我内心痒痒的，期待着弟弟留城。
然而，神通广大的父亲不久就托人找了一份邮电部522厂的工作，说正式工名额只剩一个，得马上报到。该厂属于军工保密单位，工资福利较高，上下班还有厂车接送，即将成为工人阶级，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去工厂报到那天，大雪封路公交停运，家父带我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里徒步40多里地。风雪交加，又累又饿，可父女俩心里暖乎乎的。
元旦过后分配新学徒工种时，我被分到了继电器车间维修组当电工，真是个幸运儿，我尚未准备好接受工人阶级的头衔，就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种砸在了我的头上。
车间师傅们温和热心，手把手教会了我开关电闸、修理机器，工作得心应手并收获了车间姐妹们纯真的友谊，当工人真好，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又能为党、为人民多做有意义的事情。当我领到第一份工资时，情不自禁地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欢呼雀跃，终于有了工作，能孝敬奶奶了。那时，做梦也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离开工厂，离开家乡。
1977年10月，因“文革”中断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工人、农民、下乡知青、应届毕业生都有资格报考大学。消息传来，同学、邻居、亲朋好友们欣喜若狂，无一不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对家兄来说，这无疑是改变命运的好机会，弟弟应届毕业，不上学就得下乡，只有我头上罩着工人阶级的光环，可谓“得之容易弃之难”，犹豫徘徊之际，父亲的一席话触动了我的敏感神经：年轻人要有抱负有理想，不能失去前行的勇气，高考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父亲因家境困难不得不放弃了学业，在他潜意识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从未改变，他把自己的一辈子交给了国家，却把一切期望寄托在了儿女身上。
我懵懵懂懂感到身体里的气血涌动，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原来也是我的心声。
裸考！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一个多月后，我们兄妹三人匆匆上阵，踏上了各自的考场。
语文命题《路》，促使我对于“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鲁迅的名言做了深刻的思考。风雨如晦的“文革”路走完了，今后各自足下的路该如何走？至此，在家中被视为掌上明珠的我，突然间茅塞顿开，该离开父母的庇护，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了。
兄弟俩接到了体检通知，他们都收到了杭州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父亲兴奋得手舞足蹈，奔走相告，奶奶高兴得老泪纵横，家里的厨房天天饭菜飘香。可我内心却五味杂陈，高兴之余失落感无法掩饰。家人帮我找到高考失败的原因：粗心急躁，自命不凡。我重新振作起精神，再次参加高考。
距离1978年全国统考只有短短几个月，全力以赴备考的我，先梳理了自身的学习情况，以高中课本为基础，结合高考的各种试题反复习作；寻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错题归类重点复习，难点一点一点地攻克；同时逐步加强弱项复习，重点放在时代气息浓郁的命题上，新旧新闻报刊摘要相互对比联想记忆。
家兄的学习方法令我佩服，能把老师所教的单词、课文立马记得滚瓜烂熟，大学毕业时他的英语单词量如一本英汉小字典。在他身上我学到了科学有效的自然记忆法，了解到间隔性的背诵和及时复习的重要性。
工厂领导批准是一道必须跨越的坎，我的电工师傅没有公开反对，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能进入一个好工厂不容易，遇到好师傅当电工学徒，更不是容易的事，再过两个月就出师了，工资从每月18元翻倍到36元，还有啥不满意呢？师傅的脸上清楚地写着答案。我第一次遇到了阻力，情绪开始低落，奇怪的是姐妹同事也没有一个支持我的。小夏多才多艺、聪慧好学，但她家兄弟姐妹多，姐姐下放农村，有一个妹妹，按政策如果部队长兄复员回家，就会占她的留城名额，为此她放弃读高中趁早留城进厂，她说自己初中水平也无法跟老三届比拼。小鸣也是公认的才华出众，但性格内向不爱挑战，认为自己没有勇气也不会再有新的可能。也有些同事认为，上大学不就是为了找个好饭碗，不如趁早掌握一门实际技能。还有的算经济账，工资收入和大学支出，一出一入的差距可观。
然而我的大学梦早已在冥冥中升华，在远大理想面前，利益的诱惑黯然失色。我无法改变他人安于现状的想法，但我能改变我自己：制订了每天的具体计划，进入全面备战状态，不仅做好分内工作而且干得比以前更好，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终于，高考前三天，厂里给了我全脱产的复习假期，时间珍贵，我发了狠地去死磕了三天，也不知道几点，反正困了就睡，醒了继续，书本上画满了道道圈圈，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
40年过去了，回想起来高考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文科生外语系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外语6门。夏季考场里没有空调，坐满了汗流浃背的考生，闷热的教室里气氛显得格外紧张，幸亏有人及时运来了冰砖。那块厚重的大冰砖，用大盆装着放在教室中间，使空气缓和平静了下来，大家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第一天的语文考卷，看得我瞠目结舌，作文题是将《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文缩写成500字到600字的短文，背了那么多的时事政治都徒劳无益，糊里糊涂地交了答卷。后来听邻居发小说，她紧张到把缩写看成了改写，文章越改越长越写越多，直到发现一张纸写不下伸手要空白纸的时候，被监考老师提醒看清题目要求，眼前忽的一阵发黑，大豆粒的汗珠冒了出来。
考完以后的日子，轻松自在又惶恐不安，一直等到填写大学志愿表心情才得以舒缓。
我想离开家乡，去寻求一个自由的灵魂。有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闯蜀道会更加彰显独辟蹊径的意义。于是瞒着家人，我填报了四川大学日语专业。
当时，正当中日关系改善缔结友好邻邦，大形势下学日语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做决定，正好学日语也是我的初衷。
录取通知书一到手，我的心就像小鸟出笼，飞向了远方陌生的四川成都。
家里同时出了3个大学生，消息在亲朋好友间立马传开。父亲像中了头名状元似的满面春风，神采飞扬，逢人就夸口，全国40万名大学生我家就占了3个。他也许的确有自豪的理由，单位宿舍里有些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工程师家的孩子都没考上，自家祖上三代贫农，从未出过大学生，连中学生都没有过，一下子孩子全成大学生了，作为家长的欣喜和自豪感完全可以理解。
自古儿行千里母担忧，没想过女儿也会远走高飞，一开始母亲像一只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到处打听支援“三线”去成都的大姐（我的姨妈）。那时没有电话靠书信来往，联系到他们一家母亲才算放下心来，平静地对我说放心去吧，姨父、姨妈在那儿，二舅家表弟冯强也考到成都了，可一起去姨妈家玩。
父亲的工资当时不算低，可奶奶每月安排定额补贴给乡下的亲戚，所以生活并不富裕。三人同时上大学显得有些拮据，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我们的费用每月15元，外加我去学校的旅费。那时候的火车都是慢车，到成都途中中转一次，共需三天两夜。我持学生证只能购买坐票，在座位上坐足两个晚上三个白天，不能随便走动令人煎熬。列车上人满为患，车厢连接处和通道上只要有缝隙都挤满了人，放满了行李物品，到晚上连座位下面都躺着人。我们只能在座位上动动身子伸伸懒腰，上厕所都得从行李上爬过去。到站的旅客还没挤到门口车就要开动了，只能赶紧从就近的窗口爬下去。无空调不禁烟的车厢，吵闹声说话声乱成一团，熙熙攘攘嘈杂无序。现在回忆起来，能为自己落下大把的伤心泪，可当时我没有畏惧，一日三餐干啃着父亲亲手烤的大饼，没有水喝也没有其他食物，只怀揣着满腹的欢喜和憧憬。
成都盆地的地域性强，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跟家乡差异较大，克服饮食差异成为我的重大任务，学校食堂全是辣味伙食，加点开水涮涮，辣味更烈，报到的第一天我就被辣出了眼泪。宿舍地板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梦寐以求的学校却如此脏乱不堪，心里不禁一酸，悲凉感蓦地涌了上来，两行泪水交织在了一起。顾盼四周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只能把眼泪咽回肚里，这是自己的选择，人生就是在不断适应环境、改变自身中成长。
川大日语班全班20人来自全国各地，同学们有着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有的已经苦苦等了10年。年纪最大的来自部队，最小的不满16岁刚上高中一年级。
室友玲姐是我的挚友，说起高考承载太多，有些不堪重负，但实在令人难以忘怀，是生命里刻骨铭心的回忆。她跟班里其他几位成都同学一样，以上大学为主，专业为次，因数学是她的弱项，就把报考目标锁定为冷门的日语，为此事先自学了日语，可考试结果她自认为日语分数并不理想，填报志愿就选择了文科的历史和中文，后来由于日语专业学生稀缺，她有幸参加了口语面试，如愿成为日语专业学生。
一位澳籍华人室友颇为有趣，其父母任职于成都无线电厂，她一直向往成为大学的理科生，但由单位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希望渺茫，1978年的高考让她最后抓住了大学梦的尾巴。她跟班里的两位男生一起参加了理科考试，志愿填写的是成都电信学院，她母亲拿到入学通知书告诉她，她考取了日语专业，想着自己一个理科生被分到外语系还是日语专业，真是十分纳闷，不得已她只能在学习和思维方式转变上下苦功。
现为重庆大学教授的颜同学当时报考的是文科，第一志愿是哲学系，第二志愿是英语系，也被转到了日语班。他从未接触过日语，脑子里都不存在“日语”这个词，彷徨过，犹豫过，最终也无法抵挡上大学本身的诱惑。后来，他在学习中不断体验到很多人无法体会的知识，越学越喜欢。与这些同学的经历相比，我入大学前系统地学习过日语，算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表弟冯强跟我同届，考上了成都工学院（现合并于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高分子合成专业，这专业名听起来有点唬人。实际上，他父母是工程师、老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从上海去了贵州的偏远山区，从事大型军用油库和军用设备的建设和安装。早听说二舅长子冯强从小是个学霸，7岁从上海去贵州与父母团聚，认识的字比小学的语文老师还多，一连跳了两级，是当地有名的神童。周末我们约了去大姨妈家吃饭，他（指冯强）戴着眼镜，略显儒雅仍稚气未脱。姨父咧着嘴笑眯眯地迎接大学生们的来访，每个周末去访也成了姨妈家的一大乐事，大家常会为一个观点不同而争论不休。
我之所以能考上四川大学日语专业，离不开我的母校杭四中的培养。杭四中的前身叫养正书塾，创建于1899年，郁达夫、徐志摩、金庸等都曾就读于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几经周折，杭四中的师资力量依然十分雄厚，堪称“藏龙卧虎”。语文老师中，有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因反右时错划为右派被下放到杭四中；我们的日语老师，据说曾经是日文翻译官，一直不受善待，给我们开课时已是满头白发。1977年高考，在浙江招收日语专业新生的只有上海外国语学院，仅有的两个名额就被杭四中的考生拿走了一半。被录取的小金一枝独秀，想象得出她做了何等充分的准备，当她金榜题名时，我们赞叹她一丝不苟的学习精神，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从未放弃过一刻的学习机会。后来她激励并鼓舞了周围许多同学。当我考上川大时，她第一时间来信告诫我要制订一个学习计划。
现为国家公务员的小苏才思敏捷，从小热爱学习，常说阅读是一种享受。但她报考大学纯属为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当时她留城后找工作困难重重，母亲到处求人为她找了一份邮政车辆厂的临时工的工作，每天的工资是8角钱，故称“八角头”，不料才做了一周就被辞退了，她母亲只好又千方百计为她寻找新的工作。1977年考试她轻而易举地上了分数线，第一志愿报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参加面试后没能被录取，后来通过扩招进入了杭州大学历史系。跟她聊起日语口语的面试，她说：预先复习准备的口语都是以时事政治为中心，而老师的提问全是生活用语，面对眼前3～4位正襟危坐的考官，她吓得听不懂也说不出一句话。
同学中被誉为“文武双全女豪杰”，现为美国公民的阿恬，高考因成分的影响一波三折。当时临平考区她的分数名列第五，因父亲是解放前法政大学的老知识分子，她被划为了“黑五类”，录取时间一直被拖延，最后不了了之。她不甘心又参加了第二年的全国统一高考，那时对成分问题的审核放宽了，她家三兄妹于同一年一起考上了大学，没有什么比三个孩子都考上大学更让父母热泪盈眶了，这不仅仅是脸上贴金，更意味着成分问题再也不会影响孩子的前途了。1977年她曾经志愿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等。但在第二年的高考中，听取了父母的劝导，选择了实用学科——中医，到哪儿都能有饭碗。虽然浙江中医学院（现在的浙江中医药大学）5年的课程枯燥乏味，毕业后当医生治病救人却是崇高的职业，如今她果真在大洋彼岸自开诊所为民服务。
我的上海大表姐从小文采斐然，天赋惊人。身为老大的她率先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后门才到了山东莱芜高庄供销社的一个小门市部，高考消息久久传不到她的耳朵里，因而错过了复习备考时间。
老天爷的眷顾让我如愿以偿，我要感激父母把我生在了那个年代，感激党和政府引领我们走向了新时代，庆幸自己的坚持不放弃。据说1978级日语考生中，日语成绩前四名的考生，两位去了厦门大学，我和另一位男生去了四川大学，其他日语考生，不论日语分数如何，只要总分及格上线，统统被录取到了杭州大学日语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日语人才的奇缺。
跨越40年，尽管存在不足，但相比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高考是一种公平的竞争。当时人才稀缺，大学生这个光环光芒万丈，我们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获益者——与其说我们收到的是入学通知书，不如说是新时代的通行证。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几乎一切的可能性，不但承担了大学学杂费和生活开支，提供了必要的学习环境和用具，连工作也包分配。要说有局限吧，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人不再自主掌控命运，随遇而安，影响了他们自由地去拼搏、去施展才华。
不管怎么说，高考不仅是学生才能的“竞技场”，也是学生对社会进行深入思考、反思自己的机会。考入大学只能算是踏入人生道路的第一步……要相信自己，欣赏自己，不断肯定自己，成就自己！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人的优秀品质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做一个正直、勇敢、独立的人吧。
作者简介
奇侠，1958年2月出生于南京。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1982年国家分配回杭，进入浙江省经贸厅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