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闹营”被“禁闭”

1945年夏天，临近我连的四连发生一次“闹营”。“闹营”分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的，士兵晚上做噩梦，或者梦魇，惊醒后大呼小叫，引发连锁反应，以致造成混乱，这种又叫作“惊营”，一般不会处分当事人。另一种则是人为操纵的，那就是大事，为首者可以枪毙。

四连那一次“闹营”的起因，是该连有一个军官，带兵方法老式，动辄打人。那天操练，军官打了士兵，士兵不服，到了晚上，相互鼓动，闹事反抗。此事本来与我毫无关系，但一听说军官打了士兵，就非常激动。我连与四连宿舍相接，但五连全连的士兵都睡着不动，就我一个人起床，跑到四连那边，跟着吼叫抗议。

四连的连长经验不足，眼看就控制不住局势。这时，营长只有亲自出马，紧急命令全营集合，断然叫号兵吹集合号。这一招果然灵验，因为入伍已逾半年，大家已经习惯于一切听从号令。三个连迅速列队站好，队伍宛如一个“凹”字。

营长对四连闹营予以严厉训斥，这本来也不干我的事。但在末了，营长顺手指了我一下，吼着说：“章开沅，你这个小学生也跟着瞎闹！”

现今想起来，这句话其实是在为我开脱，因为很明显，他说我是“跟着”闹，最多是个从犯，不是主犯。“小学生”者年幼无知也，也属于宽恕之词。但我当时真正是年幼无知，而且太过自尊加自信，觉得“小学生”几个字深深刺痛了自己，竟然出列顶撞：“我是小学生？我还不止是高中生呢！我读过大专……”

张连长和杨排长一看，赶忙制止：“章开沅，回列！”

我偏偏不肯回列。这一来，营长真的发火了，因为服从乃是军人天职，决不容许下级当面顶撞上级，何况又是正当严重事态之际。

“值班卫兵把章开沅押走，送到团部去，关重禁闭！”营长一声令下，我立即被两个卫兵押送到团部去了。

团部有一个单独的重禁闭室，我就被关到那里面，外面还有卫兵持枪监视。不过，对我也没有进一步的惩罚，因为我毕竟不是闹营的头头。后来才知道，四连那个带头闹营的被送到军法处审判，受到更重的处罚，终于病死。

我们团部的重禁闭室是一间很宽敞的房子，高高的，顶上有亮瓦，大概是仓库改的，没有窗子，也没有正式的门，入口处是一个铁栅栏。把你往里面一送，哨兵在外面一站，插翅难飞。

关重禁闭有两件事情不好受。一件是晚上总是有一盏很亮的电灯正照着头部，让人休息不好。不过我瞌睡大，不久之后，在强灯之下，照样睡得很香。从那以后就形成不良习惯，晚上可以开着灯睡觉（习惯于躺在床上看书）。一件是饮食，每餐都是一大碗白米饭，没有菜，连盐都没有。关禁闭久了的人会水肿，就是由于缺盐造成的。我在重禁闭室待了个把月，但却没有水肿，那是因为得到了战友的帮助。

我有两个战友，都是南京人，入伍前，一个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王正炳，一个是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叫倪什么春，中间那个字忘记了。我被关进去不久，他们两个来看我。临走，交给我一个水壶，高声说：“这个水壶留给你，口渴的时候可以喝点水！”我打开一看，一滴水都没有，满水壶的辣椒炒豆豉！他们冲着我狡黠地一笑，走了。那成了我的宝贝！从此，饭也吃得下去了，人也有劲了，不要担心脸变肿了。但一个人坐禁闭，完全失去自由，不准看书阅报，也不许唱歌拉二胡，整日默默无语。房间不见天日，又无钟表，只有看着亮瓦射入的光影转移，才能大致判断时间。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度过，这才是最大的煎熬。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卫兵混熟了。其中有一位对我特别好。他知道我既不是什么政治犯，也不是什么要犯，没有犯什么罪。他居然放我出去走走：“你可以到附近转一转，但不要到大街上去，在偏僻一点的地方遛一遛是可以的。”

我真要出去的时候，他又有些不放心，反复叮嘱：“千万别招摇，小心被长官看见。要被发现，我就要倒霉了！在换岗前一定要回来！”能出去走走，晒晒太阳，真是莫大的幸福，对他的嘱咐我都答应，并且认真遵守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