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课堂学习点滴

金大初建时没有历史系。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920年到金大任教，被安排在政治系。后来，在政治系下面开设一个历史专业，慢慢才把历史系的框架搭起来，以后才独立建系。因此，金大历史系可以说是贝德士一手创办，他也就成为首任系主任。贝德士亲手栽培起来的早期学生陈恭禄和王绳祖，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分别撰有《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且都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知名于全国。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金大的古代史比较弱，在相当长时间里靠中央大学等高校的老师来兼课。给我们上古代史的，倒是金大的专任教师，名叫章诚忘，是柳诒徵的女婿。章老师学问挺好，但不擅长讲课，总是低着头看讲稿。学生背地里开玩笑：“章老师名字没有取好，容易忘记，因此要多看讲稿。”

金大仿照牛津、剑桥，对新生实行“导师制”，我的导师是陈恭禄先生。陈先生总是一袭长袍，一脸严肃。他以著述为乐，对我的指导不算太多。在选课方面，他给我提出一条要求：选课要尽可能宽一点。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除本校老师开的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的课程也可以选。我选过的课程，有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

金大老师的教学，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

第一点是作业比较多，参考书也列得很多。作业当时叫作pa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相似。参考书列得多，无法都看完，加上作业也多，开始的时候有压力。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

1947年秋金陵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合影于贝德士住宅前。一排左二：王绳祖；二排左二：陈恭禄，左三：贝德士，右一：章开沅

第二点是师生互动比较多。贝德士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自不待言，就是陈恭禄等老师授课，也不是一讲到底，也注重师生互动。我至今都记得，在陈老师的课堂上，我曾经露过一手。大概是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他讲着讲着停下来问：“哪位读过《达忠集》？”恰好那一次大家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我倒是从头到尾很有兴味地看过。我说：“我看了。”他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于是我就随意介绍了几句。由于这个缘故，陈老师对我印象还不错。其实，我课外活动比较多，专业老师布置的参考文献从来没有读完过，之所以《达衷集》读得比较认真，是因为这本书编的文献，有很多是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活动的记载，像游记一般，看着有趣。

第三点是课堂教学管理很严格。上课时虽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手持名册，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一目了然。我的姓氏“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附带说一下，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很少，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

一般而言，我的课程学得还可以，但有两门课弄巧成拙。一门是经济学。我自认经济学有点底子，上课也非常用功。老师讲边际效用，介绍六个图解即六种模式，考试的时候，我自以为是地将其发展为十二种，以为肯定能得到老师的高评，结果却惹老师不满，只得六十分。另一门是逻辑学，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但因为我已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考试的时候难免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结果被比较保守的倪老师判了个“不及格”。这是我大学期间一点缺憾。

除了可以自己选择的课程，还有一些是必须上的通选课，如大学语文和公民课。大学国文必须学一年。公民课的主讲多属党棍之类，因此给人印象不好，学生上课纯属应付。从公民课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是在推行党化教育，但还比较隐晦。至少国民党的机构在高校里不能公开，更无从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